我在泸州，像早年我的祖父在泸州。我的祖父十岁进泸州城当学徒，七十五岁，失去单位百货站分给他的房子。我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沙湾乡被占，沙湾乡整个乡彻底消失，所有人，除长期居住本乡本土的人之外，还有结婚迁来又立刻假离婚者（离婚后可以多分得一套房），外地来买房者，还有某政府工作人员，教师，警察，等等，都得到了偿还房，只有我一个诗人未得到。我的祖父把房子借给了朋友的儿子结婚，我的房子被拆了，拆房时，我的父亲母亲兄弟，他们都不曾想到我，仿佛我不存在。
其实，那时我已经回了泸州，但是我病得厉害，刚出院，魂不附体。我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等我想起时，已经晚了。
我找遍所有部门，甚至在网上发文章威胁要在五十岁生日时跳长江，都未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初旭，原《泸州日报》资深记者，获知我的情况，只在自己的空间议论了一下，竟然被逼不得不辞职。
我真的不明白：一座以酒著名以诗著名的城市（在唐朝前后，以杜甫为首的无数诗人来过泸州，饮过泸州的酒，吃过泸州的桂圆和荔枝，写下过数不清关于泸州的诗篇，泸州自古有诗的传统），为什么要和一个诗人过不去，要逼得诗人走投无路死无葬身之地？
一点不吹牛，我，白连春，古往今来，歌颂和赞美泸州最多最真的人。
一点不吹牛，我，白连春，全世界，整个人间，被泸州伤得最深仍旧最爱泸州的人。
为什么我如此爱泸州这块土地？我生在泸州，长在泸州，也将死在泸州。
如果我没有死在泸州，请把我的尸体运回泸州，无法把尸体运回泸州，请把我的骨灰运回泸州，无法把骨灰运回泸州，请把我的魂喊回泸州。
我生为泸州人，我死做泸州鬼。
我不做英雄，不做间谍，更不当官，我只做诗人。
我就是要做诗人，把地球中国四川长江岸边这块土地爱到死。你把我打死了我也要爱泸州。你打死了我我还是要爱泸州。
我不爱美国，我更不爱日本。让那些贪官去爱美国，去爱日本，去入美国籍，去入日本籍吧。让贪官统统滚到美国和日本去吧。我哪里都不去。我只在中国之内转游。我只在中国之内奔跑散步写诗和写小说。
我只爱中国。
我最爱中国的泸州。
像陈天啸先生死前一心想着入党一样，我死前会一心想着如何更加爱泸州。
我爱泸州，恨不得把自己剖开，一点一点掏出来，彻底，全部，所有，一切，心，肝，肺，胆，脾，肠，胰，眼，鼻，耳，口，牙齿，气管，手，脚，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每一丝头发，每一滴血，每一滴泪，每一滴汗，每一滴精，每一场梦，都给泸州，都抛洒在泸州的土地，都抛洒在泸州土地的草根下。
现在，我所在单位泸州市江阳区文化馆给我发全了工资，使我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使我可以无忧无虑无怨无悔地活着。感谢领导。感谢曾经关怀过我的所有人。虽然失去了出生地的房子，我仍旧活得很好。一日三餐有饭吃，夜里有床睡，白天有电脑写作，闲时还有长江岸边供我散步，我就满意了，我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泸州人。
陈天啸先生的遗体火化了，埋葬在泸州南寿山公墓里，在公墓的三区特级四段。
多年后，我生了病，不得不离开打了十多年工的北京，回到四川。我差一点就死了，经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出了院，虽然病没有完全好，我仍然独自一人，多次到南寿山公墓，看望陈天啸先生。
在我的心里，陈天啸先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父亲。另一个人，王杰军，在我的心里，同陈天啸先生一样，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父亲。
王杰军比陈天啸先生晚死两年，他是死于肝癌，他死的那年也是七十九岁，也是埋葬在南寿山公墓的，在九龙区十一段B。
我住处附近一个小女孩，才五岁，也得了肝癌，也死了。这女孩埋在哪里我不好意思向她父母打听。
为什么泸州人得癌症的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轻？是不是因为泸州的臭草太多了？
每一次我去，都是把他们两个一起看了。
陈天啸先生和王杰军很熟悉。王杰军和陈天啸先生的夫人孙祥屏女士一样，也是陈天啸先生老年大学的学生。和陈天啸先生的夫人孙祥屏女士一样，王杰军跟随陈天啸先生学习，也是同时既学了书法又学了诗词的。不仅学了书法和诗词，王杰军还读了别的老师的绘画课。在泸州老年大学历届所有学生中，王杰军是唯一把书法、诗词和绘画都学了，而且还学得都不错的一个。
我是先认识陈天啸先生后认识王杰军的。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中，我称呼陈天啸先生，而称呼王杰军，却没有加先生两个字。一，陈天啸先生本是老师，二，陈天啸先生至少在泸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知识很全面的学者，无论在他死后还是死前，他都是标准的泸州名人。王杰军不同。王杰军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老头儿。退了休后，为了不像别的普通老头儿一样在麻将桌子上打发时间，他选择了上老年大学，跟随陈天啸先生学习书法和诗词，同时还学了绘画。他退休前的工作是警察。狱警。单位不在泸州。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某大山里。他是退休后来到泸州的。
王杰军来到泸州，是因为他和一个姓何的老太太结了婚。这个何老太太当然是二婚，她的丈夫死了十多年了。王杰军却是从未结过婚。王杰军的老家在安徽省的临泉县。他退休后为什么不回到安徽临泉呢？
因为安徽临泉有他太多伤心的记忆。和陈天啸先生一样，王杰军参加工作没有多久也被打成了右派。他八岁那年由于给了叫花子一碗饭而遭受母亲毒打，离家出走，小小年级就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他的名字是后来在部队时一个首长给取的。部队来到四川后留了下来。那时候四川的土匪很多，尤其四川和西藏交界处。部队打完了土匪，从首长到士兵，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狱警。他成了狱警没有多久，在我们中国兴起了反右派。他所在的监狱必须选出一个右派。刚开始，人们不知道右派究竟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他年龄最小，没有家庭，为了给领导分担忧愁，就主动申请了右派。于是，他成了右派。他成了右派的最初两年，还是在监狱里当狱警，后来，形势残酷起来，他的日子就不那么好了。他被迫回到老家。他离开的时候是孩子，他回来的时候成了右派。乡民没有文化，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坏蛋。就这样，他在老家住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旧砖窑，拉了整整二十五的板车，给人送煤为生，眼睛都差点儿瞎了。后来，监狱领导，很早以前的部队首长，把他从安徽接回了四川，治好了他的眼睛，没有多久，他以一个警察的身份退了休。
他在泸州不认识一个人。他同何老太太结婚是通过征婚的方式认识的。在他退休前，领导一手为他操办了这件事。
就这样，他来到了我的故乡泸州城。某一天，我走在街上，我是去邮局交信的。我把信装在牛仔裤的口袋里，只顾埋头在人群里走着。突然，我听见有人在我的身后大喊一声：喂！小伙子！我扭头，看见一个满头花发的老头儿手里拿着一封信，不停地给我笑。
你的信掉了。老头儿说。寄给《诗刊》的，老头儿问，你写诗啊？
谢谢了。
不客气，这信里是你写的诗吗？
是的。
我也写诗。
噢。
我是刚学写，在老年大学，古诗，你呢？你写新诗？你是不是叫白连春？
是的。
你就是白连春？我多次听陈老师讲你，真是太好了，我叫王杰军，住在公园旁边，我跟你一起去邮局吧？好吗？
太麻烦你吧？
不麻烦，我没事，交完信，我想请你到我家，看看我写的诗，好吗？我是刚学写的，写不好。我不懂古诗啊。
陈老师说了，你是天才，你新诗写得那么好，放在全中国也算顶好的。
陈老师替我吹牛。
他一点也没替你吹牛，我读过不少你写的诗了，真写得好，我爱你。
噢。
我愣住了。王杰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看见我就对我说我爱你的人。听到王杰军这样说，立刻，我就牵住了他的手。走在人群中，我感到我快要哭了。我，白连春，一个大男人，听到有人对我说我爱你，就想哭，我是不是太矫情了？太脆弱了？
这篇小说到此该结束了。在我的故乡，在泸州市南寿山的公墓里，埋着全世界两个最爱我同时也是我最爱的人：陈天啸和王杰军。
这两个人都去世了。在我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在长江岸边，甚至在我的祖国，我没有办法不成为一个悲伤和孤独的人。
真的，对于现实，我拿不出一点办法。
我从小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由祖母养大，现在，我因为有病回来了，仍然没有和父母在一起。我亲爱的父母，要和我的弟弟在一起。
我回到泸州很多年了，陈天啸先生的妻子我的师娘孙祥屏女士都已经去世了，她没能看到这篇小说发表。
我的父亲也去世了。
我的外婆也去世了。
我还活着，一个人，在紧挨着长江的地方租房子住。读书。写作。散步。直到生命最后一秒钟。我要等着，一直等着，我相信：这个世界，肯定还有爱我的人出现。
记得一首诗叫《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传说是泰戈尔写的，又传说不是。很多人都在读，却无人查到真正的出处。我也很喜欢，我爱泰戈尔，相信是泰戈尔写的。我全诗抄录在此，作为这篇小说的结尾。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枝无法相依，而是相互了望的星星，却没有交汇的轨迹。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而是尚未相遇，便注定无法相聚。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
我想补充的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和故乡泸州之间的距离，是陈天啸先生和共产党党组织之间的距离，是我和陈天啸先生之间的距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爱和爱之间的距离，就是爱了和还想爱和永远爱直到成为灰烬之间的距离。
当我们都成为灰烬，重新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我们就真正在一起了，世界对于我们，无论祖先，今人，后代，都不存在任何距离。
我们是灰烬，是尘埃，是灵魂，是梦，在大地母亲怀里，没有一点丁儿距离，分分秒秒，随地随处，永远在一起。
任何人，所有人，爱和不爱的人，朋友亲人和敌人，邻居家人和陌生人，以及过往的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