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未解决的问题——在保罗既诺所受的伤是否致命——在库图索夫的头脑里已经想了整整一个月了。一方面，法军占领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库图索夫绝对无疑地觉得，他和全体的俄军竭尽全力所作的可怕的打击，一定是致命的。但是无论怎样，这是需要证明的，他已经等待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过得愈久，他愈不耐烦了。他夜里睡不着，躺在床上，他做的正是年轻将领们所做的、他因而责备他们的那种事。他和年轻的人一样，预料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他不把这些假定作为根据，而且他不是只看见两三件，却是成千上万的可能发生的事。他思索愈久，可能发生的事出现愈多。他预料拿破仑军队的全军的或部分的任何运动——进攻彼得堡，进攻他，或者包围他；他也预料到（他所最怕的）这种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拿破仑也许会运用和他同样的武器反对他，留在莫斯科等待他。库图索夫甚至预料到拿破仑军队返回灭对恩与尤黑诺夫的运动；但是有一点他不能预料的，就是所发生的这件事：拿破仑军队在离莫斯科后最初十一天之内的疯狂慌乱的惊逃——这惊逃使库图索夫那时候还不敢想到的事情变为可能：就是法军的全部覆没。道罗浩夫关于不鲁歇师的情报，游击队关于拿破仑军队的艰苦情况的消息，关于法军准备退出莫斯科的传闻——这一切都证实了这个假定，就是法军受了打击，准备逃跑了；但这些只是假定，对于年轻人看来是重要的，对于库图索夫却不以为然了。他凭着自己六十年的经验，知道对于传闻应该怎么看待，知道有所想望的人们会收集各种消息，好像要用这些消息来证实他们所想望的事情，他也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很乐于忽视各种相反的情形。库图索夫愈这么想望，愈是不敢这么相信。这个问题使他耗费了全部精力。他觉得其余的一切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惯事。日常生活中的惯事，就是他和参谋人员的谈话，他从塔路齐诺给斯塔叶夫人写信、读小说、发奖赏，以及和彼得堡通信，等等。但只有他一个人预见到法军的覆灭，这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
十月十一日夜间，他支着臂肘躺在床上，思索着这件事。
隔壁房间里发出了响声，而且传来了托尔、考诺夫尼村和保号维齐诺夫的脚步声。
“哎，谁在那里？进来，进来！有什么消息？”总司令对他们大声说。
在听差点蜡烛时，托尔报告了消息的内容。
“是谁带来的？”库图索夫问，在蜡烛点亮后，他脸上那种冷淡严厉的表情使托尔感到诧异。
“无可怀疑的，殿下。”
“叫他进来，叫他进来！”
库图索夫坐在床上，垂下一只脚，他的大肚子斜靠在另一只盘起的腿上。他眯起那只完好的眼睛，以便看清楚来使，似乎他想从他的面容上看出自己所关心的事情。
“说吧，说吧，好朋友，”他一边用轻微的老年人的声音向保号维齐诺夫说着，一边掩起胸前敞开的衬衣，“来，走近一点。你带给我什么消息？拿破仑离开莫斯科了吗？是真的吗？啊？”
保号维齐诺夫详细地从头报告了他奉命要说的一切。
“说吧，快说吧，别叫我着急。”库图索夫打断了他的话。
保号维齐诺夫把一切都说了，沉默着等候命令。托尔正要说什么，可是库图索夫打断了他的话。他想要说什么，但是他忽然皱起眉头，脸上出现了皱纹；他向托尔挥了挥手，转过脸来望着对面，望着农舍里由于挂着圣像而显得黑暗的角落。
“主啊，我的创造者！你听到了我们的祈祷……”他合起手掌，用打颤的声音说，“俄国得救了。谢谢你，主啊！”于是他流下了眼泪。
18
从接到法军退出莫斯科的消息时候起，直到战争结束，库图索夫所有的活动，只是用权力、用计策、用请求来阻止他的军队，不让他们进行无益的攻击和调动，不让他们和垂死的敌人发生冲突。道黑图罗夫到马洛——雅罗斯拉维次去了，但是库图索夫却按兵不动，并下令撤出卡卢加，他觉得退到这个城市的后面去是完全可能的。
库图索夫处处退却，但是敌人不等到他退却，便往回朝着相反的方向逃跑了。
拿破仑的历史家们给我们描写他在塔路齐诺和马洛——雅罗斯拉维次的巧妙的调动，他们推测，若是拿破仑深入到南方富庶的各省，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这些历史家们没有说到，无论什么都阻挡不了拿破仑进入南方各省（因为俄军给他让路），他们忘了，无论什么办法也无法挽救拿破仑的军队，因为军队本身在那时候已经具备了无法避免的灭亡条件。为什么这个军队在莫斯科找到了丰富的给养却不能保存它，而把它糟蹋在脚下？为什么这个军队到了斯摩棱斯克，没有储存给养，却去抢劫给养？为什么这个军队能够在卡卢加省得到好转？那里住着的俄国人和莫斯科的人一样，并且大火也会同样烧掉那些人们点燃的东西。
这个军队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好转。它在斯摩棱斯克会战和莫斯科抢劫之后，自身便好像已经包含了化学的分解因素。
这些原先是军队里的人（拿破仑和每个士兵）随他们的长官们一起逃跑，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大家都只希望一件事：本人尽可能快地逃出那个尽管大家不清楚，但还是意识到的绝境。
正因如此，在马洛——雅罗斯拉维次的会议上，在法国将军们假装是在讨论而发表各种意见时，直率的军人牟东说出了大家心里所想的事情，即尽可能快地逃走，这个最后的意见使大家无话可说，没有人甚至拿破仑也不能够反对这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该离开，但是，对于要逃走这一点仍有羞耻之感。因此需要一种外来的推动力来克服这种羞耻。这个推动力在必要时出现了。这便是法国人所说的le Hourra de l'empereur（皇帝乌拉）。
会议的第二天，拿破仑一清早便佯作想去视察军队、视察过去和未来的战场，带了一群元帅和护兵，骑马走在军队的行列当中。寻找战利品的哥萨克兵碰到了皇帝本人，差一点儿把他抓住。哥萨克兵这一次没有抓住拿破仑，因为救了拿破仑命的又是那些使法军灭亡的战利品：哥萨克兵在塔路齐诺，在这里，撇下了人而去争夺的那些战利品。他们没有去注意拿破仑，却去抢战利品，因而拿破仑才得以逃走。
当les enfants du Don（顿河区的子弟们）能够在皇帝的军队中抓住皇帝本人的时候，皇帝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尽可能地朝最近的、熟悉的大道上逃跑。拿破仑已经四十岁，挺着大肚子，再没有从前那种灵敏和勇气了，他明白了这种情况的含意。在哥萨克兵给予他恐怖的影响下，他立刻同意了牟东的话，正如历史家们所说的，下令向斯摩棱斯克大道退却了。
拿破仑同意了牟东的话，军队后退了，这不是证明他下了令这么做，而是证明那种支配全军走上莫沙益司克大道的力量，同时也支配了拿破仑。
19
人在运动中的时候，总是想替自己设想这个运动的目标。为了要走一千俚路，人必定要想走了这一千俚便有好东西。为了要有运动的力量，就必须有一个渴望到达的目的地。
法军前进时渴望到达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后退时的乐土则是祖国。但是祖国太遥远了，行走千俚的人一定要忘掉最后的目的地而对自己说：“今天我要走四十俚路到休息的地方去宿夜。”在第一日的行程中，这个休息处遮没了最后的目的地，并且集中了所有的愿望和希望。在个别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些愿望，在人群中总是要扩散的。
对于顺着斯摩棱斯克旧道后退的法军来说，最后目的地是祖国太遥远了，最近的目的地是斯摩棱斯克，在人群中大幅度增长的所有愿望和希望都竭力要到达这个目的地。这并不是因为兵士知道在斯摩棱斯克有许多给养和新部队，也不是因为向他们说了这一点（恰恰相反，军中高级军官和拿破仑都知道那里的给养是很少的），而是因为这样做就可以给他们向前推进和忍受目前困苦的力量。他们以及那些知道和不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在同样自欺欺人，他们竭力向斯摩棱斯克推进，就像到乐土去一样。
法军上了大道，用惊人的力量和闻所未闻的速度向他们设想的目的地奔跑。除了把法兵结成一个整体并且给他们以某种力量的共同的愿望之外，还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数量。如同物理学上那个引力定律一样，这个庞大的数量吸引着人们的个别分子。他们数十万人一起运动，好像整整一个国家。
他们当中每个人只希望一件事——投降做俘虏，避免一切恐怖和不幸。但一方面，奔向目的地斯摩棱斯克这个共同愿望的力量，把每个人吸引到同一个方向；另一方面，一个军团向一个连投降是不可能的，虽然法兵利用每个方便的机会，互相分开，在理由不充足的、适当的借口下去投降，而这些借口却是不常有的。他们的数量和密集的迅速的运动，使他们失去了这种可能性，使俄军不但难以阻止、而且无法阻止法军用全体的力量所进行的这个运动。物体的机械分裂不能使加速分裂的过程超过一定的限度。
一团雪不能立刻融化。有一定的时间限度，早于这个时间限度，任何热能都不能使它融化。反之，热能愈大，剩余的雪就凝固得愈结实。
在俄军的将领中，除了库图索夫，没有人了解这一点。当法军确定顺着斯摩棱斯克大道方向逃跑时，考诺夫尼村在十月十一日夜晚所预料的事情才开始出现。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想要立功，想要切断、阻截、俘虏、击溃法军，大家都要求发起攻击。
只有库图索夫一个人运用了他的全部力量（每个总司令的这些力量都不会很大）反对攻击。
他不能对他们说出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为什么要进行交战、拦截道路、损失自己的人和不人道地屠杀不幸的人呢？从莫斯科到维亚倚马，没有交战，军队便损失了三分之一，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但是他凭着自己老年人的智慧，对他们说了些容易明白的道理——他向他们谈到“金桥”的故事，他们嘲笑他、诽谤他，他们袭击、攻打，并且威吓那只将要被击毙的野兽。
在维亚倚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道维支、卜拉托夫以及别人都和法军相隔很近，他们无法压制俄军切断和击溃两个法国军团的愿望。他们向库图索夫报告他们的意图时，没有用信封送去报告，却送去一张白纸。
无论库图索夫怎样努力制止军队，我军还是发起了攻击，而且极力拦截道路。据说，我们的步兵吹号击鼓发起攻击，杀死了几千人，自己也损失了几千人。
但是关于切断后路——他们并没有切断任何人的后路，也没有击溃任何法军。法军面临着危险，更加抱成一团，一面继续崩溃，一面仍朝着斯摩棱斯克那条死路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