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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挨尔在安德来公爵和娜塔莎订婚之后，没有任何显见的理由忽然觉得，他不能够继续过从前的生活了。无论他多么坚决地相信他的恩人展示给他的真理，无论在他那么热心从事的自我内心改造工作的初期，他多么高兴，但是在安德来公爵和娜塔莎订婚以后，在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死后——这个消息他几乎是同时接到的，——他觉得，以前那种生活的全部魅力忽然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生活的架子：他的房子，他的出色的正在享受一个要人的恩泽的妻子，他和全彼得堡的人士的交游，他的官职和一些无聊的仪式。以前的这种生活，忽然使彼挨尔感到意外的憎恶。他停止写日记了，避免和会友往来，又开始到俱乐部去，开始饮很多的酒，又和单身的朋友接近，并且开始过那样的生活，以致叶仑娜·发西莉叶荚娜伯爵夫人认为必须对他作严厉的责问。彼挨尔觉得她是对的，为了不连累他的妻子，他到莫斯科去了。
在莫斯科，他一进了他的大屋子，看见了憔悴的和在渐渐憔悴的公爵小姐们，很多的仆人，在他驱车过城时，一看见了依比利亚教堂和金龛前无数的烛光，一看见了克里姆林广场和未被碾踏的雪、雪橇车夫和谢夫采夫·夫拉饶克的棚子，一看见了不希望任何东西、不忙着到任何地方去、却悠闲地安度余年的莫斯科老绅士们，一看见了老太太们、莫斯科的小姐们、莫斯科的跳舞会和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他便觉得自己好象在安静的休息所里一样地舒适自在。他在莫斯科觉得安静、温暖、习惯、脏污，好象是穿着旧宽服一样。
莫斯科的交际界，从老太婆到小孩，接待彼挨尔都好象接待期待多时的客人一样——他的座位总是准备着空在那儿。对于莫斯科的交际界，彼挨尔是最可爱、最仁慈、最聪明、最愉快、最宽宏的怪人，是漫不经心的、诚恳的、俄国旧式的绅士。他的钱袋总是空的，因为它对一切的人都是打开的。
募捐游艺会，恶劣的图画，雕像，慈善团体，茨冈人歌队，学校，醵资的宴会，酒会，共济会员，教堂，书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遭他的拒绝，假若不是他的两个朋友借去他很多的钱，并且把他放在他们的监护之下，他便会散掉他的一切。在俱乐部里，没有一次宴会、没有一个晚会里没有他。在他吃了两瓶马告酒之后，刚刚坐到沙发上他的位子的时候，他便被人围住，于是谈话、争论、诙谐开始了。有争吵的时候，他只用他的善良的笑容和随口说出的笑话，使人和解。共济会的聚餐，假如他不在场，便显得无趣、毫不精采了。
有一次在单身汉的夜饭之后，他带着善良的亲切的笑容，听从了快活的朋友们的请求，上了车，和他们一同到某个地方去，在年轻人之间，发出了喜悦的、胜利的叫声。在跳舞会上，假使缺少男舞伴，他便跳舞。年轻的小姐太太们欢喜他，因为他不专向某一个人献殷勤，他是对所有的人同样地亲切，特别是在夜饭之后。“Il est charmant，il n’pas de Sexe.〔他是可爱的，他是没有性别的。〕”他们这么说他。
彼挨尔是那种退职的、在莫斯科安度余年的高级侍从，这种人有几百个。
假使七年前，当他刚从国外回来时，有谁向他说，他无须寻找什么、计划什么，他的路线早已确定了，永久地注定了，说他虽然挣扎，他却还是要象所有的处在他的地位上的人们那个样子，他听了这话，觉得多么可怕啊。他不会相信这话的！他不是一心一意地希望过：在俄国建立共和国，他自己做拿破仑，做哲学家，做战略家，做打败拿破仑的征服者吗？他不是看见了那种可能性，并且曾经热烈地希望改造堕落的人类，使自己达到最高度的至善之境吗？他不是设立了学校和病院，解放了他的农奴吗？
可是代替这一切的，他现在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的有钱的丈夫，退职的高级侍从，爱吃爱喝，敞开了衣服微微责备政府，是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莫斯科交际界中大家所欢喜的人。他有好久的时候，想到他正是七年前他所极为轻视的那种退职的莫斯科的高级侍从，便心里不安。
有时他用这种思想安慰自己，就是，他只是暂时过这种生活；但后来，别的思想又使他恐惧，就是，许多象他这样的人，长着全部的牙齿和头发，暂时走进这种生活和俱乐部，直到没有一颗牙齿和一根头发的时候才走出来。
当他想到自己的境况而感到骄傲的时候，似乎觉得他和他从前所轻视的其他退职的高级侍从们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庸俗的、愚蠢的、知足的人，并且满意他们的境况，“而我现在还是不满足，还希望为人类做点事情，”在骄傲时他向自己这么说。“也许我所有的同事们，正和我一样地曾经奋斗过，曾经寻找过一种新的、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正和我一样，被环境、社会、种族的力量，人类不能反对的不可抗的力量，逼到了我所处的这种境地，”在谦逊时他向自己这么说。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以后，他已经不轻视他的命运相同的同事们，并且象对他自己一样地开始爱他们、尊敬他们、可怜他们。
彼挨尔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对于生活有失望、忧闷、憎恶的时候；但是从前剧烈发作的那种病态，被赶到他内心里去了，并且始终在他身上。“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世界上所发生的是些什么？”他每天几次迷惑地问他自己，不觉地开始思索生命现象的意义；但是凭经验他知道，对于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便赶快地力求避开这些问题，拿了书看，或者赶到俱乐部去，或者到阿波隆·尼考拉维支那里去谈城市的琐闻。
“叶仑娜·发西莉叶芙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从来不爱惜任何东西，她是世界上的一个最愚蠢的女人，”彼挨尔想。“她在人们面前成了智慧与风雅的峰巅，他们都崇拜她。拿破仑·保拿巴特在成为伟人之前，一直被人轻视，而在他成了可怜的小丑以后，法兰西斯皇帝要把自己女儿和他缔结不合法的婚姻。西班牙人借天主教教士向上帝祈祷，为了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感恩，但法国人借同样的天主教教士做祈祷，为了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会友们用血宣誓，说他们准备为别人牺牲一切，但他们每个人却一个卢布的济贫捐款也不付，并且他们策动阿斯特利阿反对甘露寻求派，并且为真正的苏格兰地毯发生纷扰，为一个法规发生纷扰，这法规的意义连编纂的人也不知道，而且没有人需要这个法规。我们都宣传基督教的宽恕罪过和爱别人的教律，为了这个教律，我们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千六百个教堂，但昨天他们还鞭打了一个逃兵，而这个爱与恕的教律的同一的宣扬者，神甫，在行刑之前让兵士吻十字架。”彼挨尔这么想，那个整个的、普遍的、大家承认的欺骗，虽然是他所习惯的，却每次都好象是什么新的东西一样使他惊异。“我明白了这个欺骗和混乱，”他想，“但是我要怎样告诉他们我所明白的一切呢？我试验过，并且总是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却只是极力不要了解它。所以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要怎么办呢？”彼挨尔想。
他具有许多人的、特别是俄国人的那种不幸的能力——就是能够知道并且相信善良与真理是有的，把生活的丑恶与虚伪看得太清楚，以致不能够在生活中从事认真的活动。任何方面的工作，在他的心目中，都是和丑恶与欺骗相结合的。无论他想要做什么样的人，无论他做什么事——丑恶与虚伪都拒绝他，并且阻挡他一切活动的路径。然而他必须生活，必须有点事做。处在这些不可解决的人生问题的压迫之下，是太可怕了，于是为了忘记它们，他可以醉心于任何的嗜好。他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场所里去，喝很多的酒，购买图画，建筑房屋，而主要的是读书。
他读书，读一切随手碰到的书，并且是那样读书，当他到了家、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的时候，他已经拿着书在看了——读了书便睡觉，睡了觉便在客厅和俱乐部里谈天，谈了天便是酒宴和女色，酒宴之后又谈天、读书、饮酒。饮酒对于他，愈益成为生理上的同时又是精神上的需要。虽然医生们常向他说，由于他的肥胖，酒对于他是危险的，他仍然喝很多的酒。只有在他不知不觉地向自己的大嘴巴里灌进了几杯酒，身体上感觉到愉快的温暖，对身边所有的人感到亲切，心里面对于任何思想实质不深入了解而准备作肤浅的反应的时候，他才觉得十分舒适。直到他喝了一两瓶酒之后，才模糊地感觉到，从前使他觉得恐惧的、那个混乱的、可怕的生活纠纷，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可怕。他头脑里嗡嗡直响，一面谈着一面听着，或者在午饭和夜餐之后看书时，他都不断地感觉到这个纠纷，它的某个方面。但是在酒力之下他向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要把它弄清楚——我的解释已经准备好了。但现在没有工夫，——我以后再思索这一切吧！”但这个“以后”从来没有来到过。
早晨空着肚子时，所有的从前的问题都显得是那么不能解决而可怕，于是彼挨尔急忙地拿起一本书，并且有人来看他时，他便高兴。
有时彼挨尔想起他所听过的传说，在战争中，兵士们在壕沟里躲避敌人的炮火，当他们无事可做时，便尽力地为自己找事情做，以便更轻松地忍受危险。于是彼挨尔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这种逃避生活的兵士们：有人在野心上，有人在打牌上，有人在法律的写作上，有人在女色上，有人在玩具上，有人在马匹上，有人在政治上，有人在狩猎上，有人在饮酒上，有人在政事上。“没有不重要的事，也没有重要的事，反正一样：只要尽我所能地去逃避它！”彼挨尔想。“只要不看见生活，那可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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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初，尼考拉·安德来维支·保尔康斯基公爵和女儿来到莫斯科。由于他的过去，由子他的智慧与独特，特别是由于当时对亚力山大皇帝的统治的热情的低落，以及由于莫斯科当时的普遍的反法情绪及爱国情绪，尼考拉·安德来维支公爵立即成为莫斯科人士特别尊敬的对象和莫斯科反政府派的中心人物。
这一年公爵很衰老了。在他身上出现了显著的衰老的迹象：突然的打盹、最近事件的遗忘、旧事的回忆，以及幼稚的虚荣，他就是因此担任了莫斯科反对派的首领的角色。虽然如此，当老人穿着皮袄、戴了敷粉的假发出来吃茶时，特别是在晚间，由于别人的激动，开始谈些关于过去的支离破碎的故事，或者对现在作些更加支离破碎的苛刻的批评时，他便在所有客人的心中引起同样的肃然的敬意。这全部的老屋子和大镜子，革命前的家具，敷粉的听差们，属于过去时代的严厉的聪明的老人自己，他的温顺的女儿和美丽的法国女子（她们俩都敬畏他），这一切在客人们看来，都是庄严而愉快的景象。但客人们没有想到，除他们看见主人的这两三小时之外，在一昼夜中还有二十二小时，在这个时候他们过着家庭内部的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