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也不例外。河姆渡的重大发现，当年曾轰动国内外，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挖掘研究，不仅发现了许多原始的工具以及器物，而且也发现了大量有关当时人们经济生活方面的物品以及遗迹，为进一步研究当时人们生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河姆渡遗址所处的宁绍平原是一块成陆不久的海积平原，遗址第四文化层以下即是生土层，生士层中含有许多海洋性微生物的化石，说明在河姆渡文化之前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曾属于潮间泥滩的地质。
到了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的时候，随着海平面的下降，河姆渡遗址所在地才渐渐地成为陆地。河姆渡人是第一批到达这里并定居下来的原始先民，河姆渡村落则可以享有“东南沿海第一村”的美誉。
（一）河姆渡人
7000年前，河姆渡村落的南面是绵亘不绝的四明山脉，村子距离最近的山头仅有100余米。四明山上，有茂盛的原始森林，常绿落叶阔叶林布满其间。
村落与四明山之间以沼泽和浅滩相间，还没有姚江的阻隔，而从四明山上下来的芝岭溪则水流湍急，流经村落，向北注入湖沼。
大约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原姚江北部平原的上升，才使姚江改道从河姆渡村落与四明山之间流过。那时候，村落的东西北三面是浩瀚的湖泊沼泽。
如今，在这范围内的大片土地，其表土1米至2米以下便可见到深达10余米的淤泥层和大片的泥炭层。这都是当年湖泊沼泽的沉积。这种背山面水的自然环境，与今大的地理情况已有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且那时候，河姆渡村落离海洋不远。
西汉时期，河姆渡以东3000米的句章占城曾是出海口。因此，河姆渡时期离海岸最远不过10千米。这种山地、森林、丘陵、平原、湖泊、沼泽与海洋相间的地理环境，加上当时气候温润，雨量充沛，使这里的动植物资源都极为丰富。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经专家鉴定，动物至少有61类，植物也在25种以上。其中动物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河蚌、青蟹、乌龟、鳖、各种鱼类、鸟类和猪、狗、水牛以外，还有红面猴、穿山甲、貉、豺、黑熊、老虎、大象、犀牛等。
植物则以紫捕、香桂等落叶、阔叶林为大宗，还有山桃、酸枣等灌木和菱角等水生植物。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形象地描绘7000年前河姆渡优越的生态环境。
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了，那么河姆渡文化的创造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形体容貌又是什么样和现代人有没有区别？他们的后代在哪里？现在宁绍平原的人民是不是河姆渡先民的后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遗址出土的人骨架的鉴定，从而揭示他们的形体容貌。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都在当时居住区内进行，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在村落中，只发现了埋在第一至第三文化层之间的27座零星墓葬。
1978年3月，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第二三文化层出土、保存较好的13具人骨架进行测量、鉴定，根据头部骨缝愈合情况，对牙和牙齿磨损度以及骨骼的形状特征，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认定，辨认出男性骨架5具，女性4具，未能辨认性别的4具；成年人4具，6岁至15岁的儿童9具。
其中编号M23、M17的头骨比较完整，鉴定主要围绕他（她）们展开，对我们认识河姆渡先民的形体容貌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首先是M23、M17的年龄方面。
M23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硕大，前额接近阔额型，颧骨宽大而外突，下颌厚大，下颌骨稍外翻，男性特征明显。头部的主要骨缝和冠状左右翼及矢状缝的前段已愈合，人字缝基本愈合，按现代人愈合时间，估计年龄为30岁至35岁。
但从骨性凹突，肌线发育较弱，骨面较光滑的情况看，年龄还应再年轻几岁。从出牙及磨损度看，第三臼齿的磨蚀度达三级，第二臼齿为二级强，第三臼齿为二级弱，按现代人磨蚀标准，约为25岁至30岁。
M17也是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和下颌骨完整，前额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头骨特征表示是接近成年的女性。
从牙齿萌出情况看，门齿至二臼齿已经长出，第三臼齿尚在齿槽中，第一臼齿磨蚀度约为二级强，第二臼齿约为二级，从牙齿磨蚀度看，M17的年龄在14岁至15岁左右。
从M17头骨的主要骨缝包括冠状缝、矢状缝和人字缝已经部分愈合的情况看，她的年龄还要大一些，但与M23一样，古人的骨缝愈合时间比现代人早的特点，年龄定为14岁至15岁比较适宜。
其次是M23、M17的身高和体形方面。
测量身高可以把骨骸按生前位置复位后，测量全身加上关节部分的长度。也可以先测出零散体骨长度，然后按照我国人种身长的特征，换算出身长。
河姆渡人的身高是用后一种方式测出的。M23的股骨长为0.45米，胫骨长0.37米；M17股骨长0.4米，腔骨长0.31米。据此测算，M23身高为1.69米至170米，M17的身高为1.57米至158米。
我国现代人的身高为1.60米至1.82米，河姆渡的身高处于现代人身高的变异范围之内。
其它方面譬如他们的脊椎骨侧面呈S形弯曲，这样便能挺胸收腹，使躯体保持在垂直的身体中轴线上。头骨与颈骨连接的颈面已向头骨中央推移，有利于直立时头骨重力的平衡，便于昂首远望。从股骨和胫骨的长度看，下肢长度已超过上身，足跟和前掌出现拱形。所以从形体上看，很难把河姆渡人和现代人区别开来。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当人类从猿跨入人的门槛的时候，人的身高约为1.30米。至50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人类身高已达1.50米至1.60米；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今，人类身高平均在1.70米左右；而近几年来，我国年轻人平均身高已超过1.72米。
再次是M23、M17的容貌方面。
从头骨看，两人额顶圆满，颅腔很大，面骨比旧石器晚期的柳江人更缩小，只占头骨的三分之一。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随着大脑对人的支配作用不断扩大，颅腔也随之发育增大，而面部被挤占而缩小。
M23、M17颅骨与面骨比例符合现代人的头骨标准。在面部其它方面，旧石器时代的新人突出的眉脊在M23上己处于扁平，下颌伸长前突，整个容貌呈现了现代人的基本特征。
M23的脑容量已达1692.6毫升，进入现代人1400毫升至2000毫升的脑容量范围内，虽然M23的头骨硕大可能是例外，但也可以说明河姆渡人的智力已接近或者已达到现代人水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M23、M17颧骨较高和宽，铲形门齿，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相同，显示了蒙古人种的特征。
鼻骨低平、凹形鼻梁、低矮的眼眶又与广西桂林甑皮岩、福建闽候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相似，更多接近南亚人种类型特征。
同时M23、M17的头骨特征上，颅高大于颅宽，属长颅类型，这种长颅类型多见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如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人和维达人等，而在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比较少见。
从我国南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头骨形状推测，亚洲大陆的原始蒙古人种和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似乎有过共同的祖先。从人类学家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零星人骨架的鉴定结果，我们可以描绘出河姆渡人的形体容貌。
他们的身高约1.57米至1.70米，在黄种人中属中等个子，身子挺直，四肢强健，身材匀称；他们生有一副长形面孔，前额宽广前突，眼眶较低，鼻子扁平，鼻梁较低，嘴唇微露，两颗门齿很显眼，体形外貌十分接近现代的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居民。
人类学家鉴定结果告诉我们，河姆渡人的容貌既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定型的山顶洞人的某种特征，又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广西柳江人的另一些特征，这说明自古以来长江、黄河两地居民就在不断交往、融合，又因环境不同，保持着各自的形体特征。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的交流仍在继续着，河姆渡文化最后溶入良诸文化、商周几何印纹陶文化和吴越文化中。
南北两地人民在形体、容貌上的共性越来越多，今天宁绍平原的人民中宽颧骨、低鼻梁、铲形门齿的基本特征还保留着，仔细观察，鼻梁比河姆渡人要高一些，但比北方人还低一点，眼眶也不像M23、M17那样低。在继承蒙古人种特征的同时，还较多保持了河姆渡人的容貌特征。
（二）饮食习惯
河姆渡村落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家畜饲养的经济特点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食物来源。山地林间的禽兽、饲养的牲畜、大量的水产、还有野生的植果、遍地的野菜、以及磨菇、鸟蛋等，都被一一搬上餐桌，成为河姆渡先民的美味佳肴。
许多食物不但能够裹腹充饥，还能加强人体营养，增强体质，其中有不少以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为今天的人们所喜爱，或成为宴席上的佳肴珍馔，或被选为上佳的滋补食品，特别如龟鳖等一类高蛋白食物更是被制成形形色色的药丸、胶囊等，然而在河姆渡人的“菜谱”上，这些只是再寻常不过的食品了。
1.饮用器具 从自然界获取的食物，有的可以直接食用，如各种水果，还有菱角等。
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现场，多处发现被掰成两半的菱角壳、桃核等，推测是当时人们生吃后遗留下来的。有的食物则必须经过加热炊煮处理，一来可以杀菌，二则有助于消化吸收，而且烧熟以后吃起来口感要比生吃好很多。
然而在人类认识和懂得利用火以前的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渔猎获得的禽兽鱼虾，还是采集获得的植果野菜，全部都是生吃。
一直等到人类在偶然的机会里，发现火烧过的食物既容易咀嚼，又味道鲜美以后才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将一部分食物用火烤熟了以后再吃。
烤也是人类最原始的饮食方法，它简单易行，不需要任何炊煮器具。河姆渡原始先民自然也用这样的方法来烧烤食物，烧烤的对象则多为狩猎而得的禽兽以及饲养的家售等肉类食物。
随着人类的继续发展，饮食经验的不断积累，河姆渡人对饮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特别是稻作农业产生以后或者更早，在人们食用野生谷类食物以后，促进了饮食器具的发明和改进。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河姆渡先民在饮食上的一些方法和特点。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仅完整器物就有2000余件，若将那些破碎的陶片也统计在内的话，当以数十万件计。这些陶器按用途分，主要有炊煮器、饮食器和储藏器3种。陶釜是河姆渡人最主要的炊煮器具，煮也是他们主要的饮食方法之一。
从第四文化层至第一文化层，都有大量陶釜出土，而且造型富于变化。与陶釜共存配套使用的是釜支架，使用时只要用3个釜支架架起一个陶釜，釜下放置柴禾，点燃柴禾，便可以烧煮食物了。
由于陶釜经常炊煮食物，所以出土的陶釜外底部大多有因烧煮留下的烟垢或烟熏痕迹。不少陶釜内底或陶釜碎片上还可见到粘着的烧焦米粒残渣或锅巴，通过这些烧焦的米粒和残留的锅巴进行分析，推知河姆渡人烧煮米饭如同《孟子？藤文公上》及《礼记？檀弓上》中所记载的“饘粥而食”，也就是说，他们烧煮的既不是我们今天所吃的干饭，也不是稀粥，而是介于干饭和稀粥之间的一种呈粘糊状的稠粥类食物。
同时，在出土的不少陶釜内还发现了许多龟、鳖、鱼类等遗骸，可见河姆渡人在食用从江河湖泊捕捞来的水产类食物时，也大多使用陶釜进行炊煮。值得留意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的发掘中，曾发现成堆鱼鳞，表明河姆渡人在炊煮鱼类前先去除鱼鳞，这一习惯已与我们现代人完全一致。
河姆渡人居住的是木结构的干栏式房屋，这种架釜炊煮的方法，只适宜在室外的泥地上使用，如果遇上刮风、下雨，就会给烧煮食物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发明了既能够提携搬动，又能够在室内烧煮食物的陶灶。陶灶呈箕形，火门上翘，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钉，用来架釜，外壁有两个半环耳，以便搬动。
这些设计，可谓匠心独具，充分显示了河姆渡人的聪明智慧，这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架釜炊煮的最早专用灶具。
到了距今5600年左右的时候，河姆渡村落居民也许从3个釜支架上架一个釜的结构中得到启示，也许是吸收了邻近部落居民在饮食上的一些经验，开始制作并使用陶鼎。
陶鼎实际上是将釜下3个活动的支架固定在釜底上，这样一来，无论在架柴烧火，还是在提取搬动时都比原来方便了许多。这虽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炊煮方法，但河姆渡人并没有普遍使用，制作的数量也不多，其中原因，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释。
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到第三文化层开始有陶甑出土。陶甑的出现，既表明河姆渡人已懂得蒸汽的利用，还说明河姆渡人对饮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陶甑的形状与陶盆相似，只是平底上穿有许多蜂窝状的圆孔，孔径0.01米左右，外壁有一对半环耳，同样是为了便于搬动。陶甑不能单独烧煮食物，必须与陶釜一起配合使用。
使用时要先在釜内加水，然后釜上放甑，甑上盖上器盖，最后在釜下架柴烧火，釜内的水烧开以后，大量的蒸汽透过甑底的圆孔就可以将食物蒸熟，这与我们今天几乎家家都用的蒸笼十分相似，这也是人类对蒸汽的最初利用。
在遗址发掘现场，发现成堆成堆的橡子。但是橡子涩味极重，口感不佳，如果遇上灾害，粮食歉收的话，橡子也就成为食物的补充来源用以裹腹充饥了。
橡子味涩，难以下咽，只有想办法去涩以后才能够食用。河姆渡人先将橡子放在石磨盘上，用石磨球磨成粉，然后在陶盆或陶罐内用水浸泡数日，涩味就减轻了。
如果在浸泡期间多换几次水，则能将涩味基本去除干净。可是橡子粉食既不宜像米饭那样加水后在釜内炊煮，又不能像兽肉那样在火上烧烤，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隔水蒸煮。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陶甑正是为了满足吃粉食的需要才发明创造的。至于后来用它蒸煮兽肉及龟、鳖、鱼、虾等，这又另当别论了。
钵、盘、豆是河姆渡人常用的饮食器，用钵盛放主食米饭，盘、豆则用来盛放其它副食。杯常与盉一起使用，两者数量都不多，特别是两次考古发掘仅出土数件。陶盉均为夹砂灰红陶，砂粒匀细，胎壁较薄，器表似经刮削、打磨处理，因此表面光洁。
这些陶盉，敞口束颈，前有粗短的冲天嘴，圆腹、小平底、形状犹如一只皮囊，在器口与冲天嘴之间连接着一个半环形的带状钮。
陶盉色彩艳丽，造型奇特，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如果说它是水器，在人类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日常饮水只要随意拿取一件合适的陶器就行，大可不必花费许多精力来制作专用的饮水用具，况且数量极少，作为水器似乎不太可能。
河姆渡文化时期，米饭已经成为人们的主食，如果遇上好年景，各种食物也会有所节余，有时候把没有吃完的米饭搁置在一边，或者将采集而来却又来不及食用的水果盛放在陶器内，若干天后竟发现那些米饭、水果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这也许就是最原始的酒的来历。
河姆渡人根据盛放不同食物的不同需求，制作相应的器具，因此从上述这些器形上，我们可以看出，河姆渡人在餐桌上的一些饮食习惯已与现代人基本相似。
他们围坐在一起以钵盛饭，以盘盛菜，豆因有高足放在几个盘子的中间盛放美味佳肴，每个人都能够吃得到。同时，河姆渡人也还有专门用来储存食物的盆和罐。
他们并不能够保证每天一定有足够的食物来源，受季节、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难免会有许多一无所获的日子，尤其是到了冬天，食物更加显得匮乏，因此，保存和储藏食物也就成了河姆渡人为了生存所必须采取的一项工作。
河姆渡文化时期地表与海平面接近，且村落周围多湖沼水域，看来挖坑窖藏在河姆渡这个地方并不是储藏食物的理想之举，只有制作大量陶器才能满足食物储存的需要。
河姆渡人最常用的储藏器是陶盆、陶罐，这些器物与炊煮器、饮食器相比，容量要大得多，又因为这些陶器只为用于存放食物，因此大多制作粗糙，器形也不甚规整。
然而，食物的种类不同，保存和储藏的方法也有所差异，而且食物所需保存的时间、食物获取时的季节等因素，也给保存和储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居住在海边的原始人往往最先掌握陶器制盐的技术，并用盐来淹渍食物，从而延长保存时间。
河姆渡村落离海岸不远，当时的人们是否已学会制盐，是否用盐来淹溃食物，这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证实。
2.其它饮食习惯 通过对河姆渡的一些遗物的研究，发现河姆渡人除了使用一些基本的饮用器具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习惯。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骨大都残缺不全，完整的非常少见，推测河姆渡人在食用肉类食物时有食肉吸骨髓的习惯。破碎的骨骸便是人们在食用时任意砍砸、敲碎的结果。
在被发现的15个狗的头骨中，完整的有10个，破开的5个，而这破开的5个又不像是有意打开，而是沿骨缝脱开的，与其它动物的头骨基本上都被击破的情况比较，河姆渡人对狗的态度与对其它动物的态度不同，表现出对狗的珍爱。
据专家们对遗址出土的猴子头骨进行研究，发现猴子头骨被打破的方式方法也与其它动物不同，推测河姆渡人有吃猴脑的习俗。
河姆渡人通常采用烤、煮、蒸的方法来炊煮食物，餐桌上也常以钵盛饭，以盘、豆盛菜，将主食与副食明显地区分开来，这种饮食习惯己与我们现代人基本一致。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饮食习惯如此接近，可为什么现代人餐桌上最常用的筷子、调羹等进食用具不见于河姆渡村落呢？河姆渡人就餐时以什么器具辅助进食呢？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用大型兽类动物的胁骨制作的骨匕99件，这些骨匕一般长约0.02米至0.03米，最长的在0.4米以上。
骨匕的前端扁薄、呈舌形，后端大多平齐，后部中间钻有1个至2个小孔，少数骨匕有柄，柄部外弧常有精细的刻划花纹。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骨匕具有织布打纬、修整陶器器表和进食等多种功能。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一物多用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那么多的骨匕，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功能也就不应该一概而论，特别是一些通体光滑，器身在0.2米至0.3米之间的短匕，既不适作为修整陶器之用，也不宜作为织布打纬用，所以推断应是专用的进食餐具。
在其它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骨匕的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却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凡有骨匕出土的遗址都已出现稻作农业。因此，可以说骨匕作为进食餐具的出现应当是稻作文化衍生的饮食文化的产物。
河姆渡人吃的米饭实为一种呈粘糊状的稠粥类食物，勿容置疑，滚烫的稠粥从盛装到进食必须有工具辅助才行。中华民族传统的进食具是匙和筷子，在这两种餐具未发明之前，平整光滑，略微有点弧度的骨匕正是最佳的进食具，说明河姆渡人在进食上也已从手抓进入到餐具进食的文明阶段。
（三）家庭及婚姻
河姆渡文化时期，世界各地的农业相继产生和发展，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氏族繁荣时期。距今8000年至5000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华南大部分地区，已出现较多的人类聚居点，考古学家估计当时我国人口已达500万至1000万。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自身的进步，家庭结构和婚姻关系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向更加科学、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
氏族制度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原始组织，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对它有具体的描述：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家族。这种亲属关系就是由母系血缘相联系，由母系关系传递的，即由外祖母传给母亲，母亲再传给女儿，依次类推，从不间断的原始族团。
同一氏族的人，生前住在一起，死后一同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中。但单个氏族又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每个氏族为了学到新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本领，更为了本氏族永久的繁衍和生存，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更频繁地与其他氏族进行交往。
河姆渡村落的居宅是一种进深8米左右，面宽20多米的干栏式大长屋，从长屋的形制本身而言，它是氏族社会的典型建筑形式。长屋中间是公共走廊，也是煮炊之处，两边分隔成8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年轻夫妇单独住一室，儿童、少年和老人3人至4人合住一间，长屋内可容纳30人至40人，过着三世、四世同堂的生活。
房屋的主人就是家族中的长辈。分隔的小房间内唯有铺地的席子和几只饭碗，草檐下插着砍柴的钩刀，粮食贮藏在打通竹节的毛竹管内，存放在干栏式建筑下的架空层中，和家畜一样属于氏族集体所有。
长辈和其他成员共同参加劳动，平均分配食物，生活以外，所剩无几，所以氏族成员能够相安无事过着平静的集体生活。
河姆渡遗址的建筑遗迹告诉我们，当时长屋内部也是分间的，根据承重木桩的间距所知，房子中间设有公共通道，估计烧煮用的陶釜、灶也是安放在这里的，两边分隔成8平方米至10平方米的小房间，其中有一间房间比较大，宽达4米。
新石器时代氏族的建筑中通常都建有公共议事活动用的大房子，因此这间房子中间不分隔，通间面积可达30平方米。作为大房间，它既是这幢房屋全体成员开会、议事之处，又是该氏族中老人和幼童的食宿用房。
至于大房子两边分隔的小房间，一边应是舅舅和外甥的住房，另一边则是母亲和女儿的住房，其中有几间是为育龄妇女准备的接待外族男子过夫妻生活的专用房。
考古发掘表明氏族时期建筑用房布局大都遵循这个原则。像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早期文化阶段发现5组建筑群，它们围绕一个中心广场布置，建筑外面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开挖的约2米宽、2米深的濠沟作为防护。
沟外已发现3片墓地，与建筑群一一对应，看来姜寨遗址可能曾是一个胞族或者是一个小型聚落的居住处。濠沟内的建筑布置很能反映氏族社会的特色，最靠近广场的是一幢80平方米至100平方米的大房子，它的后面是10多座20多平方米的中型建筑，最外一圈是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
大房子进门有灶台和火塘，两边是0.1米高的土床，面积10平方米至20平方米，可以睡10人至20多人，房子后半部分空着，据民族学资料所知是氏族议事用的公共场所，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是为育龄妇女准备的夫妻生活用房。
氏族公社时期，虽然男女老幼都是氏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在男女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离规定。追溯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在婚姻关系上经历了群婚、杂婚、血缘婚等阶段，原始落后的婚姻关系终将导致族群的弱化，甚至最后消亡。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代人的体验和总结，终于醒悟，不能近亲繁殖，于是便产生了男女隔离的规定，严格禁止族内男女相互通婚。
氏族内的男女老幼白天共同参加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到了晚上，便以大房间为界，成年男女各居一侧。女儿跟随母亲，外甥跟随舅舅。母亲和舅舅，既是下一辈的抚养人，又是知识的传授者，直至人死了，还都分开埋葬。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墓葬，大都实行男女分葬，就是这种禁忌的反映。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尚未发掘到氏族公共墓地，但从已发现的零星墓葬看，大都流行单身葬，也有少量的同性合葬，不见异性合葬现象，说明河姆渡人也是遵守男女禁忌的规定。他们同族聚居在一幢大房子内，通过大房间对两边住房进行隔离的办法来实施这种禁忌。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类的婚姻形态已从杂婚、血缘婚发展到族外对偶婚姻阶段，如河姆渡氏族的男子必须与另外氏族女子通婚，反之氏族中的女子也必须与外族的男子通婚，这是族外对偶婚姻制度。
在早期阶段是男子白天参加本氏族劳动，晚上到外族女子处过夫妻生活，称为走访婚姻。这种方式的夫妻关系很不固定，一个男子可以和多个女子通婚，一个女子也可以接纳多个“丈夫”。
同时因为两个氏族距离较远，男子往返奔跑，体力消耗大，不利于本氏族的生产劳动。一些比较进步的氏族为自己的利益，把性禁忌用到族外对偶婚姻上面，这样产生了季节性的性禁忌，即禁止生产时期男女间的性生活，而到了休闲季节，允许男子在女方氏族食宿劳动。
因为有较多时间住在一起，这样夫妻的关系逐渐固定起来，甚至父母子女也互相认识了，走访婚姻发展到成熟的对偶婚姻。但是男子仍是外氏族人，不可能享受妻子氏族权益。他死后，遗体也被送回，埋在他的氏族墓地。但夫妻、父子关系明确以后，人们特别是男子开始萌发出家庭观念，人类婚姻形式势必发展到一夫一妻的科学阶段。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煮食餐具陶釜多达191件，多数釜高0.23米至0.15米，口径0.20米至0.12米，但有一件特别大，高达0.35米，口径大0.37米，说明河姆渡人有制作大型炊器的技术水平，因此出现多数小陶釜只能作为实际需要来理解，即从适合对偶婚下的小家庭需要出发来制作。
从考古材料中反映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餐饮现象，说明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对偶婚家庭可能已经出现。河姆渡人创造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稻作经济，这与他们掌握比较进步的文化知识、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由此推知，在家庭和婚姻生育方面，文明也会走在时代前面。
（四）农业和家畜
河姆渡第四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米至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一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
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公元前5000年，是迄今我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
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
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一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
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这说明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五）渔业及捕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
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1000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
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它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
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
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六）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料。
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度至900度，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也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
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至1000度。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
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
有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原料以木、石、骨、象牙4种做成的蝶形器、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
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手工的精湛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