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计是上计吏）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乃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滥举博士弟子者有罚。《汉书·功臣表》，山阳侯张当居作为太常择博士弟子不以实，完为城旦）。（此奏见《史记》一二一，又《汉书》八八）
这是太学的最初制度。太学本是贾谊、董仲舒等人的理想，于古无所根据。故公孙弘等说古者不备其礼，只好“依旧官而兴焉”。
旧时博士本有弟子，如贾山之祖父贾祛便是魏王时的博士弟子（《汉书》五一）；如秦时有博士诸生，似即是博士弟子。汉初博士也可以收弟子，故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选送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受业于博士（《汉书》八九）。
公孙弘因此便想到利用这个旧制度，即把博士弟子作为有定额的太学生。他们定的制度暂定博士弟子为五十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国立大学，卒业年限只定一年！后来昭帝时，增名额为百人，宣帝时由二百人增至一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
东汉晚期，太学诸生多至三万余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有《汉魏博士考》，最可参考）。贾谊、董生的梦想居然实现了。
公孙弘等的奏议里，还附带提出一个选士任官的制度，也可以说是实行贾、董诸人的主张。董仲舒曾说：“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公孙弘等奏道：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
这是说，当时的郡国小吏已不懂得古文的诏书律令了。所以他们提议一个补救的办法：
治礼（官名，《汉书·王莽传》有大行治礼，《平常传》有大行治礼丞），次治掌故（官名），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这两种官，升迁都缓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之）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之）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以上是说用治礼去做卒史）。
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掌故秩百石，见《史记·晁错传》注引应劭、服虔说。治礼官有“秩比二百石以上”者，其秩高于掌故，故云“次治掌故”。
而掌故补卒史也在尽先补用治礼之后。此奏《史记》与《汉书》两本文字稍不同，句读不易定，向来学者颇多异说。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八十八。我现用《史记》原文，定其句读，略加注释，似胜旧说）。
这是替书生谋出路，开后世用经学文学取士的制度的先声。萧何定律令，只考取能认字写字的抄胥之才；公孙弘的制度便进了一步，要“能通一艺（一经）以上”，才可以做中二千石（左右内史，即后来的左冯翊，右扶风；大行即后来的大鸿胪）和郡守的属官。
博士弟子（太学生）此时的出路只是作文学掌故，递补作二千石的卒史。但后来太学人数增多，于是考试出身的制度也改了：
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汉书》八八）
郎吏向来只有“任子”、“算赀”两路，现在加上太学甲科的一途，这也是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制度的一种。
董仲舒同时有一个儒生政治家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文翁是庐江舒人，名党，字仲翁，通《春秋》。景帝末年他做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他极力提倡教化：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一郡之财政官）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常璩《蜀志》，张叔官至扬州刺史）
这是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更是更卒，繇是徭役）。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囗。县中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情愿自费送子弟入学）。
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这是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见于本纪，不知在何年，大概在公孙弘奏置博士弟子之后。
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武帝元年（前140），董仲舒对策，便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年，丞相卫绾便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武帝可其奏（《汉书》六）。这是第一次统一思想学术。这时候武帝只有十七岁（生于前156年），太皇太后窦氏还很有势力，她是黄老的信徒，故卫绾不敢排斥黄老，只罢黜了刑名、纵横之学。故第一次的统一思想只是尊崇儒道两家而排斥其他学派。
这时候政治大权在两家外戚手里，一家是窦太皇太后的堂侄子窦婴，一家是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这两个人都好儒术，便有许多儒生也想依附他们，做点事业。
武帝元年，卫绾因病免相，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他们推荐了两个儒生，一个是赵绾，为御史大夫，一个是王臧，为郎中令。这两人都是鲁国经学大师申公的弟子，都想借这机会提倡儒家的政制，遂运动那位少年皇帝把申公请来。武帝便
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汉书》八八）
赵绾、王臧的维新事业只有四个月的命运（建元元年七月迎申公，到次年十月他们便倒了）。他们要
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叔孙通的丧服制，被文帝的遗诏革除了。他们又要采用儒教的久丧之制），以兴太平。又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汉书》五二）
变法失败的局势已成了，只待爆发的时机。
二年（前139）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太后（《汉书》六，又五二）。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耶？”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汉书》八八，又五二）。丞相婴，太尉蚡，免。（《汉书》六）
儒家的变法事业遂失败了，赵绾、王臧成了贾谊、晁错以后的牺牲者。
但四年之后（建元6年，前135），窦太后死了，田蚡为丞相。田蚡是武帝的外婆田老太太的儿子，出身微贱，但颇有才，“学《盘孟》诸书”（《汉书·艺文志》有孔甲《盘孟》二十六篇），自附于儒家。他既当权，遂和武帝大兴儒学，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一二一）
这是第二次统一学术思想。这时黄老之学的大护法窦太后已死了，故所罢绌不但是刑名、纵横之学，并且把黄老也包括在内，这才是儒学一尊。董仲舒的建议竟及身成为实际制度了。
十九、八、十八～十九、八、卅，改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