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
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囗涌，笔手扰，安能不论？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著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才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
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谬妄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等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
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囗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话，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叙）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记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十四篇，今缺）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间时》（六九）《讥曰》（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评判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 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出入，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之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竟虚妄也。（《说日》）
例二 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事，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囗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燌。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
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击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
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
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
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以分两种：
（一）是从实地考验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
（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出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
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
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误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
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才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得住脚。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
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它不腐败，故名为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队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叫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才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糊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然后可以信仰。
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
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的信仰，方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筑在散沙上，挡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是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说篇》。）……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略之名。（《书虛》）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评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
《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筵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筵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