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简识老子
老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曾子问》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序录《文选注》《后汉书·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以证明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
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过周幽王的官，当孔子出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
《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事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公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24年2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事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时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
以上这些话很像可信，但也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即公元前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公元前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公元前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应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在公元前570年左右。
老子死时，不知是哪一年。《庄子·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这一段文字绝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
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高士传》）也不足信。
我认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并列，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具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曾子问》注：“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说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未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
这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是相同的意思。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例如有的以国为氏、有的以官为氏等等。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为一谈，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成一说。这两种解释，都说的通，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不能确定哪一说法是确切的。
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全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
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最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朝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第二章 老子的哲学主张
一、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眼看到了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映。请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敦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若记得《伐檀》《硕鼠》两篇诗，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
更回想《苕之华》诗中“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
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映。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对干涉政策的反映。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因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
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都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
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对于那种时势，产生了激烈的反应，创立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是极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主：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就让百姓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版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叙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是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于是便产生了哲学。这话未必尽然。
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
又例如古希腊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古希腊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产生了一番冲突，故产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的惊奇心忽然凭空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
在中国，最初的哲学思想，完全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所引起的反应。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经被破坏的混乱不堪了，政府组织不但不能补救维持，反而呈现出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想要寻求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了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光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上是根本上的解决，也还不能算作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是想从根本上着想，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于是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主张，也只是他的哲学根本观念的体现。如今且看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二、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
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有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
老子生在那种天下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有知觉的天帝，绝不致于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都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
第一，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最直白的解释。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没有恩意的解释。
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和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最普通的本性，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没有恩意。老子的这一观念，打破了古代天人同类说的谬论，打下了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
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中消极的一方面。再看他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另外创设了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是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于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
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