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记述的，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中颇为突出，每当忆及此事，常常使我感到快慰；这件事若略过不写，那我织就的这张网中，就有一根线头没有结好。
我在名利两方面都有了进展，我的天伦之乐也十分美满，我结婚后已经过了十个幸福的年头了。一个春天的晚上，爱格妮斯和我正坐在我们伦敦家中的壁炉旁，我们的三个孩子也正在室内玩耍，这时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位陌生的客人求见。
仆人曾问过他，是不是有事而来，那人回答说不是，只是来看看我，叙叙旧，他是远道而来的。我的仆人说，这位客人是位老人，看上去像个庄稼人。
这话让孩子听起来很神秘，而且很像爱格妮斯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爱听的一个故事的开头，说的是来了一个身披斗篷的老妖精，非常凶恶，憎恨所有的人；因而这事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们的男孩子中，有一个把头伏在他妈妈的腿上，借以避免受到伤害；小爱格妮斯（我们最大的孩子）则把自己的布娃娃放在椅子上，作为她的代表，自己则跑到窗帘后面，一小簇金黄的鬈发从窗帘中间的缝里露了出来，躲在里面观察动静。
“让他来这儿吧！”我说。
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身板硬朗、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在昏暗的门道里停了一下。小爱格妮斯受了他的相貌的吸引，跑出去把他领了进来。还没等我看清他的面目，我的妻子便一跃而起，用兴奋激动的声音朝我喊道，原来是佩格蒂先生啊！
果然是佩格蒂先生。他现在是个老人了，不过这是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身强力壮的老人。刚一见面的激动过去之后，他在壁炉前坐了下来，孩子们偎依在他的膝头，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上去，觉得他仍跟从前一样是个精力充沛，体格壮健，而且可说相貌颇为英俊的老人。
“大卫少爷，”他说，他用旧日的声音和旧日的称呼叫我，我听起来是那么自然、顺耳！“大卫少爷，我又见到你，见到你和你贤惠的太太在一块儿，这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
“的确是个大喜的日子，我的老朋友！”我大声说。
“还有这些可爱的小宝贝，”佩格蒂先生说，“瞧这些小花朵儿！嘿，大卫少爷，我头一回看到你那会儿，你也只有这些小乖乖中最小的那个高哩！那时候艾米莉也不见得高多少，我们那个可怜的小子，也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哩！”
“从那时以来，时光带给我的变化，可比带给你的大多了，”我说，“不过，还是先让这几个可爱的小淘气上床睡觉去吧。既然你回到英国，就该住在这儿；告诉我，上哪儿取你的行李（我真想知道，跟他走了那么远路的那个黑提包，是不是还在其中），我好派人去取，然后来一杯亚茅斯掺水烈酒，让我们坐下来畅叙一番离别十年的情况！”
“就你一个人来吗？”爱格妮斯问道。
“是的，太太，”他吻了吻她的手，说，“就我一个人。”
我和爱格妮斯让他坐在我们两人之间，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出对他的热烈欢迎。我又听到了昔日他那熟悉的话音，在我的想象中，我觉得他好像仍在长途跋涉，寻找他那心爱的外甥女儿。
“从那儿过来，”佩格蒂先生说，“得走很长很长一段水路哩，可是只能住上几个星期。不过我走惯了水路（特别是咸水）；再说，朋友最亲爱，这儿我得来——这话还挺合辙的哩，”佩格蒂先生发现自己的这两句话竟然合辙押韵，颇感惊异地说，“不过我本来并没想到会这么合辙的。”
“几千里路远地跑来，这么快地就要回去？”爱格妮斯说。
“是的，太太，”他回答说，“动身来的时候，我答应过艾米莉。你知道，岁月不饶人，我不会越长越年轻的，要是我不趁这会儿来，大概就再也来不了啦。这是我的一桩心事，在老得走不动之前，我一定要来看看大卫少爷，看看温柔可爱、鲜花般的你，看看你们结婚后幸福美满的日子。”他一直看着我们，仿佛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爱格妮斯笑着把他披散开的几绺花白头发，撩到后面，好让他看我们看得更加真切。
“现在，”我说，“把你们这些年来的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吧。”
“我们的情况，大卫少爷，”他回答说，“一会儿工夫就能讲完。我们没有碰上什么麻烦事，过得很顺当。我们一直过得很顺当。该怎么干活，我们就怎么干活；刚开始时，也许日子过得苦一点，不过总体说来，我们还是挺顺当的。不管是养羊，还是养别的家畜，反正不管干什么，我们干得要多好有多好。老天爷好像一直给我们降福似的，”说到这儿，他虔诚地低下头，“我们的日子一直很兴旺，那今天一准兴旺。要是今天还不兴旺，那明天一准兴旺。”
“艾米莉怎么样？”我和爱格妮斯两人不约而同一齐问道。
“艾米莉，”他说，“你跟她分手以后，太太——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丛林里安下家来后，她每天晚上在帆布幔子另一边祈祷时，我没有一次不听到她为你祈祷的——那天太阳下山时，她和我都看不见大卫少爷了，起初她一直没精打采的，幸亏大卫少爷心肠好，想得周到，对我们瞒着那件事，要不，我看她真要垮了。当时，同船人当中，有些生了病的穷苦人，没人看护，她就去看护他们；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不少孩子，她也忙着照顾他们；她就这样整天忙着，一路做着好事，这帮了她，对她大有好处。”“她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听到那件事的？”我问道。
“我听说那件事以后，一直对她瞒着，”佩格蒂先生说，“差不多瞒了有一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很偏僻，但是周围有着各种好看的树木，墙上直到房顶上，都爬满了蔷薇花。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来了个过路人，是打我们英国的诺福克或萨福克来的（到底是哪儿我记不清了）。见到他，当然就把他让到家里，请他吃喝，热情地招待他。我们殖民地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他带了份旧报纸，还有别的一些印出来的讲到那场风暴的文章。艾米莉就是这样知道的。待我晚上回家时，我发现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放低了，我十分熟悉的昔日那种庄严神色，又布满在他的脸上。
“她知道这消息后变化大吗？”我们问道。
“唉，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变得很厉害，”他摇着头回答说，“只能说直到这阵子才好一些。不过依我看来，孤零零住在那儿对她大有好处，再说，像饲养各种家禽什么的，好多事都得她操心，她就把心思用在这些上头，这样才算挺过来了。这会儿要是你见了我的艾米莉，”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少爷，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认识她！”
“她改变得这么大吗？”我问道。“我说不上来。我天天见到她，看不出个什么；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她的模样儿大大地改变了。细细的身子，”佩格蒂先生望着火炉，说，“看起来有点瘦弱。一对蓝眼睛很温柔，可是悲戚戚的；脸蛋儿挺清秀的；一个好看的小脑袋，老爱低着；说话慢声细气，举动文文静静——总是一副害羞的样子。这就是艾米莉！”
他坐在那儿，依旧望着火炉，我们则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有的人认为，”他说道，“她以前爱错了人；有的人认为，她结过婚死了男人；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本来有好多回都可以结婚，可是她对我说，‘舅舅，那种事永远不会有了。’跟我在一起时，她总是高高兴兴的；有外人在场，她就避开；她老爱跑很远的路去教一个小孩，或者照顾一个病人，或者帮助一个年轻女孩准备婚礼；她帮过许多女孩准备婚礼，可是自己一次都没去参加；对她这个舅舅，她真是疼爱极了；再说她还很有耐性；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没有一个有困难不找她帮忙的。这就是艾米莉！”
他伸手抹了一把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目光离开炉火，抬起了头。
“玛莎还跟你们在一起吗？”我问道。
“玛莎，”他回答说，“第二年就结婚啦，大卫少爷。有个小伙子，原来在一个农场里干活，赶着他主人的大车去赶集，每次都打我们那儿路过——来回一趟有五百多英里路程哩——他向玛莎求婚，说要娶她做老婆（老婆在我们那儿是很缺的）；后来他们两人就自己在丛林里安家过日子了。她事先要我把她的真实情况转告那个小伙子。我代她告诉了。他们两人就结了婚；他们住的地方，在四百英里之内除了他们自己的声音和鸟叫声外，就听不到旁的声音了。”
“葛米治太太呢？”我试着问道。
这是件一提到就让人开心的事，因为佩格蒂先生一听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两只手上上下下直搓他那两条腿，就像他以前住在那早已被风刮烂的旧船屋里，每逢遇上开心事时惯常做的那样。
“这事你听了能信吗？”他说，“嘿，竟有人向她求婚哩！有个从前在船上当过厨子的人，后来定居下来了，大卫少爷，就是他向葛米治太太求婚来着，这事千真万确，要是没有这回事，我愿天诛地灭——我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从没见过爱格妮斯这样笑过。佩格蒂先生这一阵突然的欣喜若狂，她看了开心极了，因此就笑得没完没了；她越笑得厉害，越引得我发笑，就越使佩格蒂先生欣喜若狂，他搓腿的次数也就越多。
“葛米治太太说什么了呢？”我笑够后问道。
“要是你们相信我的话，”佩格蒂先生回答说，“葛米治太太并没有说，‘谢谢，我很感激你，不过我已这么大岁数，不想改变我现在的生活。’她不仅没有说，而且还提起身边的一只大水桶，扣到那个厨子的头上，弄得他大叫救命，我急忙跑进屋子，才把他给救了。”
说到这儿，佩格蒂先生又轰然大笑起来，我和爱格妮斯也陪他笑个不停。
“不过我得为她这个大好人说上几句，”当我们笑得实在精疲力尽时，他抹了一把脸，接着说，“她完全做到了她临出国前对我说的话，而且超过了她说的。像她这样心甘情愿、忠实可靠、真心诚意、埋头苦干的女人，大卫少爷，是天底下从来不曾有过的。我再也没有听她抱怨说自己孤苦伶仃，一会儿也没有，即使在前面的是一片人生地不熟的殖民地，她也没有说过。而且我敢向你们保证，打从离开英格兰以来，她再也没念叨起她那死去的老头子！”
“哦，还有最后的一位，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位，就是米考伯先生，”我说道，“他在这儿欠的债全都还清了——就连以特雷德尔名义开的期票欠款也还清了；你还记得那期票的事吧，我亲爱的爱格妮斯——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干得不错。最近有他的消息吗？”
佩格蒂先生笑眯眯地把手伸进胸兜，掏出一个折得平平整整的纸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张样子特别的报纸。
“你得知道，大卫少爷，”他说，“由于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这会儿我们已经离开丛林，搬到米德尔贝港附近，那是个我们把它叫作市镇的地方。”
“米考伯先生原先也住在你们附近的丛林里吗？”我问道。
“哦，是的，”佩格蒂先生说，“而且一心一意地干活。我从没见过一个有文化的人，能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干活的。我见过他那秃脑袋在太阳底下晒得直冒油汗，大卫少爷，我真担心他的脑袋会晒化了。现在他是个地方治安官了。”
“地方治安官，呃？”我说。
佩格蒂先生指了指报纸上的一篇短讯，那报纸名叫《米德尔贝港时报》，于是我就把这篇短讯高声朗读起来：
昨日，于大旅社之宴会厅，公宴我著名殖民地同胞及本镇人士、米德尔贝港区治安官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宾客济济一堂，大厅为之堵塞。据估计，同时前来赴宴者不下四十七人，而候于过道及楼梯上之来客均未统计在内。米德尔贝港之佳丽名媛、社会名流和杰出人物，纷纷向这位如此德高望重、才华卓著、众人爱戴之贵宾致敬。
支持宴会者为梅尔博士（米德尔贝港殖民地萨伦中学校长），贵宾坐于其右。餐毕，唱过圣诗《不归我们》后（圣诗歌声优美，吾人从中不难辨出天才业余歌唱家威尔金斯·米考伯大少爷银铃般之歌声），众人首先频频举杯为例行的效忠爱国干杯。随后，梅尔博士满怀激情，即席发表演说，并提议：“为吾辈之贵宾，本镇之光荣干杯。苟非更为腾达，愿其永远勿离吾辈，犹愿其在吾辈中间成就卓著，使无余地可更腾达！”
闻此祝词，与会之人欢声雷动，其盛况难以形诸笔墨。欢呼声犹如大海波涛，此起彼伏，滚滚不绝。最后，全场寂然，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起而答谢。鉴于目前本报人才匮乏，无力将此才华卓著之贵宾所作词藻绮丽、流畅典雅之答词尽载，只能略事陈述，示意而已。此答词真乃演说词中之杰作也，其中数节详尽地追溯其本人事业成功之根源，告诫年轻听众，切勿负无力偿还之债务，以其为覆舟礁石，避而远之。情词恳切，在场之最坚强者，亦为之潸然泪下。随后则向下列诸人祝酒：梅尔博士，米考伯太太（伊自侧门鞠躬答谢，仪态雍容，其旁一群佳丽，高踞椅上，既观此盛况，亦为之增色也），里杰·贝格斯太太（即前米考伯大小姐），梅尔太太，威尔金斯·米考伯大少爷（彼戏称不能以言辞答谢，如蒙允许，愿以清歌一曲代之，此言一出，全场轰动），米考伯太太之娘家人（无须赘言，在故国声名卓著），等等，等等。祝酒已毕，神速撤去餐桌，以备跳舞。在特耳西科瑞之诸多信徒中，以威尔金斯·米考伯大少爷及梅尔博士之第四女公子，秀美动人、多才多艺之梅伦娜小姐，最为引人注目。
舞者尽情欢娱，直至太阳神示警始散。
我翻回去看了看梅尔博士的名字，发现他就是从前那位穷困潦倒的梅尔先生，曾给我那位米德尔塞克斯的治安官当过助理教员，现在居然有了这样好的境遇，我真为他高兴。就在这时，佩格蒂先生又指着报纸上的另一处地方要我看，我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读道：
致著名作家
大卫·科波菲尔先生
亲爱的老友阁下：
自有幸得以亲瞻仪容，迄今已历有多年。而今文明世界之大众皆已仰慕阁下，阁下名亦家喻户晓亦。
亲爱之老友阁下，吾虽与吾少年之友伴暌违两地，不得朝夕相见（由于吾无法制驭之情势），然吾对其之翱翔腾达，从未忘怀也。纵使如彭斯所云：
虽怒海狂涛两相阻隔，
但对其胪列吾辈面前之才智盛筵，吾仍得以分享之也。
是故，亲爱之老友阁下，值此吾辈共同钦敬之人离此返国之际，吾不揣冒昧，愿假此良机，为吾个人，亦为米德尔贝港全体居民，公开申谢阁下赐予吾辈之厚惠。
勇往直前。亲爱之老友阁下！阁下在此，既非名望无闻，亦非赏识无人。吾辈虽“远在异域”，并非“断绝亲朋”，亦非“忧郁悲愁”，更非“举步维艰”。勇往直前，亲爱之老友阁下，鹰扬万里有望也！米德尔贝港居民，极愿怀欣喜、欢快、受教之情仰望阁下！
于地球此一部分仰望阁下之睽睽众目中，将永远有目一双，只要其尚未失明；
此二目
乃属于治安官
威尔金斯·米考伯也。
我把报上其余的内容也匆匆浏览了一下，发现米考伯先生原来是该报一位极为勤勉、倍受重视的通讯员。在同一份报纸上，还刊有他的另一封信，讲的是一座桥梁的问题；还有一则广告说，他所写的同一类型的书信集，将于近期再版，装帧精美，“篇幅较前大增”云云；同时，要是我没有完全猜错，报上那篇社论，也是他的手笔。
在佩格蒂先生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日子里，还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谈到了米考伯先生的很多事。佩格蒂先生在英国整个逗留期间，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大约没有超过一个月——他妹妹和我姨婆，都曾来伦敦看过他。他坐船回去时，我和爱格妮斯都到船上给他送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再给他送行的机会了。
在他临走之前，他曾和我一起去了一趟亚茅斯，去看了我在教堂墓地里给汉姆坟前立的那块小小的墓碑。在我应他的请求，为他抄写那简朴的墓志铭时，我看到了他俯下身子，从坟头上拔了一束草，掬了一把土。“带给艾米莉的，”他说，一面把草和土揣进怀里，“我答应过她的，大卫少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