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约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全湿透了，赶车的突然停住了车。
我朝窗外张望，想弄清为什么停车。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佩格蒂突然从一道树篱中奔了出来，爬到车上。她用双手抱住我，使劲把我搂向自己胸口，直压得我鼻子都疼得厉害，不过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的鼻子疼极了。佩格蒂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松开一只胳臂，一直伸进衣服口袋，从里面掏出几纸袋点心，塞进我的口袋，又掏出一个钱包，放到我手里，但是她没说一句话。最后又伸出双臂紧紧搂了我一下，便下了车，跑开了。我相信，一直相信，她的长外衣上一定一颗纽扣也不剩了。我从四处滚开的纽扣中拾起一颗，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赶车的一直望着我，仿佛是询问我她是否还回来。我摇摇头说，她不会回来了。“那就走吧，嘿！”赶车的对懒马吆喝了一声，马就听命走了起来。
这时，我已经哭得不能再哭了。我开始心里想，反正再哭也没有用。特别是，不管是罗德里克·蓝登，还是那位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长，我记得，他们遇到困难的情况时，从来都不曾哭过。赶车的见我有了这样的决心，就提议把我的小手帕铺在马背上晾干。我谢过他，照着他的话做了。这样一来，小手帕就显得更小了。
我现在有空闲来看那只钱包了。那是个硬皮钱包，有一个摁扣，里面装有三个光亮的先令，佩格蒂显然用白粉把它们擦过了，为的是让我见了更喜欢。但是那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用一张纸包在一起的两枚半克朗硬币，纸上有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给卫儿，并附爱心。”我又被这感动得受不住了，要求赶车的帮我拿回我的小手帕。可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还是别用它，我想我真的最好还是别用，于是我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停下来不哭了。
我再也不哭了。不过，由于我先前太伤心了，还有余悲，有时禁不住还要剧烈抽泣一通。我们慢吞吞地走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后，我问赶车的，他是否送我走完全程。
“全程到哪儿？”赶车的问道。
“到那儿啊！”我说。
“那儿是哪儿呀？”赶车的问。
“伦敦附近呀。”我说。
“嘿，这匹马，”赶车的抖了抖缰绳，指着那匹马说，“没走上一半路，它就会变得比一摊猪肉还不会动了。”
“那么你只到亚茅斯？”我问道。
“差不多，”赶车的说，“到了亚茅斯，我把你送到公共马车上，公共马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对这位赶车的来说，他说的话可算是够多了（他的名字叫巴基斯）——如同我在前面一章里所说，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一点也不喜欢多说话——为了对他表示客气，我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过去一口就吞下去了，完全像一头象，他那张大脸也跟象脸一样，吃饼时毫无表情。
“这是她做的？”巴基斯先生问道，他总是无精打采地踩在车踏板上，向前弯着腰，两只胳膊分别放在两只膝盖上。
“你说的是佩格蒂吗，先生？”
“哦！”巴基斯先生说，“是她。”
“是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是她烧的。”
“真的？”巴基斯先生说。
他努起嘴，仿佛要吹口哨的样子，可是他没有吹。他坐在那儿，一直凝视着马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像这样坐了不少时间，后来才说道：
“没有情人吧，我想？”
“你是说杏仁的吗，巴基斯先生？”因为我以为他想吃点别的，于是点名要杏仁糖、杏仁饼什么的。
“是情人，”巴基斯先生说，“情人；还没有人跟她相好吧？”
“跟佩格蒂？”
“嗯！”他说，“跟她。”
“哦，没有。她从来不曾有过情人。”
“是吗？”巴基斯先生说。
他又努起嘴来，作出要吹口哨的样子，可是又没有吹，而是坐在那儿凝视着马耳朵。
“这么说，”巴基斯先生想了老半天后才说，“所有的苹果饼，所有的饭菜，全是她做的？”
我回答说，事实是这样。
“呃，我有事要对你说，”巴基斯先生说，“你兴许要给她写信吧？”
“我当然要给她写信。”我回答说。
“嗯！”他慢慢地把眼睛转向我，说，“呃！要是你给她写信，大概你不会忘了说，巴基斯愿意。行吗？”
“巴基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句，“就这么一句吗？”
“是——的，”他琢磨着说，“是——的。巴基斯愿意。”
“不过，你明天又要去布兰德斯通了，巴基斯先生，”我想到当时我已经离那儿很远，就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你可以亲口跟他讲呀，那不更好吗？”
可是，他摇了摇头，反对我的这一建议，同时非常郑重其事地说，“巴基斯愿意。就是这句话”，以此来重申他先前的要求。这样一来，我也就立即答应代他转达这一口信了。就在那天下午，当我在亚茅斯的旅店里等车时，我要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佩格蒂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我亲爱的佩格蒂。我已平安抵此。巴基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宝贝启。又，巴基斯先生说，他特别要你知道——巴基斯愿意。”
我已答应为巴基斯先生转达这个信息，他就一言不发了。我呢，由于被近来发生的一切事弄得疲惫不堪，就躺在车里的一个口袋上睡着了。我睡得很熟，一直到我们到达亚茅斯才醒来。我们的车子径直驶进一家旅店的院子，我发现这地方完全陌生，因而原本暗暗希望能跟佩格蒂先生家的一些人，甚至跟小艾米莉见面的念头，现在只好放弃了。
公共马车已经停在院子里，通体光可照人，但是马还没有套上，看情况，一点也不像要去伦敦的样子。我正在考虑这事，这时巴基斯把我的箱子放在院子里标柱旁的人行道上（他把车赶进院子去掉头），于是，我又想到我的箱子最后该怎么安顿呢；还有我本人，最后该怎么安顿呢。正在这时，有个女人从一个挂着一些家禽和猪肉的凸肚窗里探出头来，问道：
“那位就是从布兰德斯通来的小少爷吗？”
“是的，太太。”我回答说。
“你贵姓？”那个女人问道。
“科波菲尔，太太。”我说。
“那不成，”那女人回答说，“没人为这个名字的客人预付过饭钱。”
“那么是谋得斯通吧，太太？”
“如果你是谋得斯通少爷，”女人说，“那你开始时干吗说另一个姓呀？”
我对那女人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她这才摇了摇铃，大声叫道：“威廉！领客人上咖啡室！”立即就有一个侍者，从院子对面的厨房里奔出来接待我。他发现要接待的只有我时，似乎显得大为惊奇。
这是一个长形的大房间，里面挂着几张大地图。要是这些地图真的是外国，而我一个人流落到它们中间，我不知道会不会更感到人地两生。我手里拿着帽子，在最近门的一张椅子的角上坐下，自己觉得这样有点失礼；当侍者为我铺上一块台布，往上面放上一套调味瓶时，我想我一定羞得满脸通红了。
侍者给我送来一些排骨和蔬菜。他揭开盖子时这般趾高气扬的样子，我真怕把他给得罪了。不过他后来的举止使我大为放心，他为我在桌旁放了一张椅子，并且很客气地说，“请，六英尺的高个儿，来吧！”
我谢了他，在餐桌旁就了座。可是，我发现自己用起刀叉来极不顺手，一点也不灵活，免不了把肉汁也溅到了身上，这都是因为他一直站在我的对面，瞪眼看着我，弄得我每次遇上他的目光，脸就红得要命。他看到我吃第二块排骨时，就说道：
“你还有半品脱麦酒呢，你现在要喝吗？”
我谢过他，说“要喝”。于是他就拿起酒壶，把麦酒斟进一只大玻璃杯，然后迎着亮光举起酒杯，使得它显得很好看。
“哎呀，”他说，“好像很多呢，是不是？”
“的确很多。”我笑着回答说。我发现他这人很有趣，心里很高兴。他眼睛直眨巴，脸上长满粉刺，满头的头发竖着，站在那儿，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迎着亮光举着杯子，看上去态度十分友好。
“昨天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先生，”他说道，“他长得又胖又壮，名叫陶普叔爷——你也许认识他吧？”
“不认识，”我说，“我想我不——”
“他穿着马裤，裹着绑腿，戴顶宽边帽，披件灰外套，围着一条有花点子的领巾。”侍者说。
“不认识，”我难为情地说，“我还无缘——”
“他来到这儿，”那侍者看着透过杯子的亮光说，“点了一杯这种麦酒——我劝他别点——可他偏要点——喝了下去，就倒地死了。这酒太陈了，他受不了。本来是不该倒给他喝的。这是真事。”
听了这个悲惨的故事，我不禁大吃一惊，于是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喝点水吧。
“哦，你要知道，”那侍者依然看着透过杯子的亮光，闭起一只眼睛说，“我们这儿的人可不喜欢点了东西又剩下来。这会让他们生气的。不过，要是你同意，我倒可以代你喝掉。我已经喝惯了，喝惯就没什么了。要是我仰起头来，一口气喝下去，我想我决不会出事。你要我代喝吗？”
我回答说，要是他认为他喝下去安全的话，那就劳他驾代我喝下去，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千万别喝。当他果真仰起头来一饮而尽时，我得承认，我很害怕，怕看到他会遭到陶普叔爷先生的悲惨命运，一头倒在地毯上死去。可是，那酒于他丝毫无害。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喝了之后更加精神了。
“我们吃的这是什么呀？”他一面说，一面拿起一把叉子伸进我的盘子，“不是排骨吧？”
“是排骨。”我说。
“哎呀，我的天！”他大叫起来，“我还不知道是排骨哩。嘿，排骨正好是解那种酒毒的好东西！这不是很走运吗？”
于是他一只手抓起一块排骨，一只手抓起一个土豆，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我看着觉得非常有趣。接着他又抓了一块排骨，一个土豆，随后又是一块排骨，一个土豆。吃完以后，他给我端来了一客布丁。他把布丁放在我面前，跟着似乎就沉思默想起来，有一会儿变得心不在焉。“这饼怎么样？”他如梦方醒似的问道。
“这是布丁。”我回答说。
“布丁！”他叫了起来，“哎呀，我的天，真是布丁！嘿！”他往前走近，看着布丁说，“你说的不会是蛋奶布丁吧？”
“是的，是蛋奶布丁。”
“嘿，是蛋奶布丁，”他拿起一把汤匙说，“是我最爱吃的布丁！瞧，运气多好！来，小家伙，让我们来比试一下，看谁吃得多。”
侍者当然比我吃得多。他不止一次要我加把劲赢他，可是他用的是汤匙，我用的是茶匙，他吃得快，我吃得慢，他胃口大，我胃口小，打从第一口起，我就远远落后，根本就没有可能赢他。我想，我从没见过，有人吃布丁吃得这么津津有味的。布丁全都吃完后，他还大笑起来，好像那吃布丁的乐趣，依然留在他心中一般。
我发现他这般友好、和气，于是便向他要笔、墨水和纸张，给佩格蒂写信。他不但立刻就拿来，在我写信的时候，还承他的好意看着我写。等我写完，他问我要去哪儿上学。
我说，“伦敦附近。”我只知道这一点。
“哦，我的天！”他露出一脸丧气的样子说，“我真为你担心。”
“为什么？”我问道。
“唉，天哪！”他摇着头说，“那是所弄断一个孩子肋骨的学校——弄断两根肋骨——他还是个孩子，我得说他还——我问你——你多大啦？大约几岁？”
我告诉他，我八岁多，还不到九岁。
“他就是你这个年纪，”他说，“他们弄断他第一根肋骨时，他才八岁零六个月；八岁零八个月时，他们又弄断了他第二根肋骨，就这样毁了他。”
这真是一个巧合，听了使我感到很不安，对自己、对侍者都无法掩饰这一点。于是我就问他是怎么弄断的。他的回答并没有让我宽心，因为他的答话只有两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字：“打的。”
院子里公共马车的喇叭响了，这岔打得正是时候。于是我就站起身来；因为我有个钱包（我已从口袋中掏出），觉得很得意，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便犹犹豫豫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账该付的。
“有张信纸，”他回答说，“你买过一张信纸吗？”
我记不起我买过。
“信纸很贵的，”他说，“因为要缴税。得三便士。在本地，我们就是这样缴税的。还有侍者的小账，别的就没有了。墨水你就别管了，由我贴上吧。”
“请问，你得——我得——我该付多少——我该付侍者多少才合适呢？”我结结巴巴地问道，脸都红了。
“要不是我有一大堆儿女，而那班儿女又生牛痘，”侍者说，“我决不会要六便士。要不是我得供养年老的父母，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儿，侍者大大激动起来——“我一分钱也不会要。要是我有个好职位，在这儿有个好待遇，我不但不要你的钱，还要送你一点什么哩。可是我吃的是剩菜剩饭，睡得是煤堆——”说到这儿，侍者一下哭了起来。
对于他的不幸，我非常同情，觉得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那我就太残忍，太狠心了。因此，我就把我那三个亮晶晶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非常谦卑恭敬地收下了，随即便用大拇指把它往上空一弹，然后接住，以试真假。
当人们帮我登上公共马车的后部时，发现人们都以为是我独自一人吃下了所有饭菜，这让我感到有点难堪。我所以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无意中听到凸肚窗里那位太太对管车人说，“乔治，那孩子你可得多照应点儿，要不，他的肚子会爆开的！”我还看到旅店里里外外的一些女仆都跑出来看我，笑我是个小怪物。我那位不幸的朋友，那个侍者，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常态，并没有因此显得不安，而是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跟着她们一起取笑我。如果说我对他产生一点疑心的话，我想多半也是他的这种表现引起的。不过我还是比较相信，孩子的头脑比较单纯，对人容易信任，总认为比他年纪大的人天生可靠（看到孩子过早地让这种天性变成世故，我感到惋惜），所以，即使在当时，我也没有对他真正怀疑过。
我无端成了马车夫和管车人的嘲笑对象，他们说马车的后部过重，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缘故，还说我还是坐运货的四轮马车旅行比较合适，我得承认，这使我感到非常难堪。有关我饭量大的事，迅速风传到车子里里外外的乘客中间，他们也拿我寻起开心来，问我进学校是否要按两人或三人交饭费；是不是要专门订约，还是照常规办事；以及问了其他一些开玩笑的问题。不过最糟糕的是，我知道，再有机会吃东西时，我就不好意思吃了；而中饭时，又吃得相当少，这一来，就得整夜挨饿了——因为匆忙中，我把点心都丢在那家旅店里了。我担心的事，果然出现。等我们停车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但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吃任何东西，只好坐在炉子旁，说我什么也不想吃。但这也没能让我免除更多的嘲笑；一位声音沙哑、脸面粗糙的先生，虽然他自己除了老是就着瓶子喝酒外，一路上几乎不断从一只三夹板箱里拿东西吃，可他却说我像条蟒蛇，吃足一顿，就可维持很久时间。说完这话后，跟着就又吃了不少煮牛肉，吃得都发起风疹来了。
我们是下午三点从亚茅斯出发的，预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到达伦敦。那时正是仲夏季节，傍晚时气候宜人，非常适意。我们从一个村庄经过时，我的脑子里就揣想那些屋子里的情景，里面的人们在做些什么；这时，有几个孩子跟着我们的车子跑，还攀在车后，吊了一小段路，我真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家里是不是快乐。因此，我的脑子里，除了不断想到我正在去那个地方外——这事想起来让人害怕——我有很多事要想。我记得，有时候我老是想到家里和佩格蒂；而且还胡思乱想、茫无头绪地竭力想回忆起，我在咬谋得斯通先生以前，心情如何，是个怎么样的孩子。可是我想来想去，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满意，因为咬他的事，好像是发生在十分遥远的古代似的。
夜里已不像傍晚时那么舒适，因为天气变冷了。为了防止我从马车上跌下去，我被安排在两位先生中间（在那位脸面粗糙的先生和另一位先生之间）。他们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挤得我几乎被他们闷死。有时，他们把我挤得那么厉害，我不得不大叫起来，“哦，对不起，别挤了！”结果惹得他们很不开心，因为我把他们给吵醒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她穿着一件很大的毛皮斗篷，她裹得那么严严实实，黑暗中看去已不像位太太，倒像是个干草堆。这位太太带了一只篮子，有好半天不知道怎么放才好，后来她发现我的腿短，就把它塞到我的下面。那篮子挤得我伸不开脚，还刮得我好疼；可要是我稍微一动，就会使篮子里的一只玻璃杯，跟别的东西碰得叮当响（这是必定的），这时她就会用脚使劲地踢我，口里还说，“嘿，你给我别乱动。我敢断定，你的骨头还嫩着哩！”
后来，太阳终于出来了。这时同车的人好像睡得舒服些了。整夜工夫，他们没命地喘气，打鼾，几乎像活不下去的样子，可怕得让人无法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也睡得越没有那么沉了，于是，渐渐地一个个都醒了。可是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推说自己根本没有睡着，谁要是说他睡了，他就非常生气，加以否认。我记得，这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直到今天，我仍对此同样觉得大惑不解，因为根据我不断的观察，发现在人类的所有弱点中，最大的弱点是普遍不肯承认在公共马车里睡过觉（我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当我远远地望见伦敦时，觉得这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也相信，我所喜爱的所有那些角色，都会接二连三不断地在那儿演出他们的种种冒险奇遇；我脑子里不知怎么还迷迷糊糊地断定，伦敦比起世界上任何城市来，有更多的奇迹，更多的罪恶。凡此种种，我就不必在这儿多加叙说了。我们渐渐地驶近伦敦，按时抵达我们预定的目的地白教堂区的这家旅店。我记不清它叫蓝牛还是蓝猪了，不过我记得它叫蓝什么的，公共马车的后背就绘有它的图像。
管车人下车时，目光正好落在我的身上，于是便对着账房门口大声问道：
“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的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有人来接没有？”
没有人回答。
“请你再用科波菲尔的名字问问看，先生，”我无可奈何地站在车上朝下面望着说。
“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的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不过他自己说叫科波菲尔。有人来接没有？”管车人大声问道，“喂！有人来接没有？”
没有。没有人回答。我焦急地朝四下里打量着。但是，他的问话没有引起周围那些人的任何反应，只有一个裹着绑腿、瞎了一只眼的男人除外。那人提议说，他们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上一个铜圈，然后把我拴在马棚里。
有人拿来了梯子，我随着那个干草堆似的女人下了车，因为在她的篮子拿开之前，我一动也不敢动。这时，车里的乘客全都下了车，车上的行李也都很快卸清了。马匹则在出行李前就先卸下牵走。空马车就由旅店里的几个马夫，前拉后推的，弄到不挡路的地方去了。可是直到这时候，仍然不见有人来接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孩。
当时，我真比鲁滨孙还要孤单，因为他虽然也孤单，但没有人看着他，没有人知道他孤单。我于是走进账房，当班的管事邀我进去，我便走到柜台里面，在称行李的磅秤上坐了下来。我坐在那儿，望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账册，闻着马棚的气味（从此，这气味就跟那天早上的事联系在一起了），一连串最严重的忧虑开始接踵而来。要是一直没人来接我，他们会让我在这儿待多久呢？他们会让我待到我用完七先令吗？晚上我是不是得跟这些行李在一起，躺在一只木箱子里过夜？早晨我是不是得在院子里的抽水唧筒旁洗脸？还是每天把我赶出门外，第二天账房开门再让我进来，直到有人来把我接走？要是这件事并不是有人出错，而是谋得斯通先生为了除掉我设下的计策，那我该怎么办？即使他们让我待在这儿，直到我的七先令用完，可是当我开始挨饿时，那就不能指望继续待在这儿了。那样一来，显然会使别的顾客感到不便和不快，除此以外，还会连累这家蓝什么旅店，让它冒支付一笔丧葬费的危险呢。要是我立刻动身，想法走回家去，那我怎么能找到回家的路，怎么能指望走那么远呢？而且即使回到家里，我怎么能保证，除了佩格蒂外，别人会收留我呢？如果我找到最近的招兵站，志愿当个步兵或者水兵，可是像我这样小的年纪，他们十之八九是不会要我的。这种种想法，还有上百个诸如此类的念头，使我既担心，又害怕，弄得我燥热如焚，头昏眼花。正当我焦急到极点时，突然进来一人，跟当班的管事轻轻说了几句，管事立刻把我从磅秤上拉起来，推到那人面前，仿佛我已经过了磅，被买走，付过钱，当作货物交出一样。
当这个新相识牵着我的手，走出账房间时，我偷偷朝他看了一眼。他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双颊深陷，下巴几乎跟谋得斯通先生一样，也是黑黝黝的；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头发也不光滑润泽，而是一副锈色，干巴巴的。他身穿一套黑色衣裤，也已褪成锈色，干巴巴的；袖子和裤管都很短，脖子上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不认为（现在也如此），这条领巾是他身上唯一的亚麻布，不过露出来的，或者说能让人看到一点的，就是这么一样东西了。
“你是新来的学生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只是自认为是的，其实并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师。”他说。
我听了这话，肃然起敬，朝他深深鞠了一个躬。对于这样一位萨伦学校的学者和老师，我不好意思提起像我的箱子这类平常的琐事。直到我们离开旅店院子，走出一小段路后，我才大着胆子提到箱子的事。在我低声下气地拐弯抹角暗示说，那只箱子以后也许我还用得着后，我们就又返回旅店。他对账房里的管事说，我的箱子中午时再派脚夫来取。“请问，先生，”当我们走到原先那么远时，我问道，“学校远吗？”“在布莱克希斯附近。”他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胆怯地问。
“有好点路呢，”他回答说，“我们得乘公共马车去。大约有六英里。”
我已经累得浑身无力了，想到还得走六英里的路程，实在受不住了。于是便大着胆子告诉他说，我已经一整夜没有吃过东西了，要是他准许我买点什么充饥，那我就太感激他了。他听了我的话，显得很吃惊——我现在好像还看见他停下来望着我的样子——跟着想了想说，他要去望一位老太太，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最好买点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我爱吃又有益健康的东西，带到她家去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
于是我们就往一家面包店的窗口里张望。我提了一连串的建议，想买店里那一样样会消耗胆汁的东西，可是他都一一加以反对，最后我们决定买了一个小小的挺不错的黑面包，只花了我三便士。跟着又在一家食品店里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五花咸肉。我拿出了第二个发亮的先令，而找回来的钱，我觉得还是很多，因此我认为伦敦这地方，东西很便宜。收起这些食品后，我们就朝前走去。一路上车马喧嚣，人声嘈杂，弄得我那本已疲乏不堪的头脑更加头昏脑涨，无法言喻了。后来我们又过了一座桥，毫无疑问，这就是伦敦桥了（我想这一定是他告诉我的，而我当时正半醒半睡着）。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一户穷苦人家的门口。这是某个救济院的一部分，看房子的外表我就知道，还有大门上的石刻，上面说，这些房子是为收容二十五个穷苦妇女而建造的。
这座房子有一排一模一样的小黑门，门的一边都有一个菱形窗玻璃的小窗，门的顶上也有一个菱形窗玻璃的小窗。萨伦学校的老师走到其中的一扇门前，拉开了门闩，我们就走进了其中一个贫苦老妇住的小屋。那位老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只小汤锅里的东西煮沸。她看见老师进来，就停下不吹了，把吹火筒放在膝盖上，叫了一声什么，我听起来好像是“我的小查理”。可是看到进来的还有我，就站起身来，搓着手，有点慌乱地行了一个半屈膝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一热早饭，可以吗？”萨伦学校的老师说。
“可不可以？”那老妇人说，“可以，我当然可以啦！”
“费比逊太太今天怎么样？”老师看着火炉旁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问道，她的身上竟裹了那么一大堆衣服，当时我没有错把她当成一堆东西，坐到她的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是件幸运的事哩。
“哦，不好，”头一位老妇回答说，“今天她的身体很不好。要是炉子里的火万一灭了，不管出了什么岔子，那我相信，她也就完了，再也活不过来啦。”
由于他们俩都看着她，我也跟着朝她看。虽然那天天气暖和，她好像什么也不想，只想烤火。我当时心里想，她恐怕连火炉上的那只小汤锅也妒忌；我深信不疑，她看到火炉硬要用来为我煮鸡蛋，烤咸肉，她大为恼火。因为当这种烹调工作正在进行，在别人未加注意时，我的困惑不安的眼睛，亲眼看到，她曾朝我挥了挥她的拳头。阳光透过小窗，射进小屋，她把自己的身体和大椅子的后背冲着阳光，坐在那儿，挡住炉火，用极不信任的态度看着它，仿佛是她在孜孜不倦地保持着炉火的温暖，而不是炉火在保持着她的温暖。直到我的早饭热好了，炉火空出来了，才使她大为高兴，居然还大声笑了起来——我得说，她的那一声笑声，真是难听极了。
我坐下来吃我那个黑面包，那只鸡蛋和那片咸肉，除此之外还有一盆牛奶；这顿早饭的味道真是好极了。我还在津津有味地大嚼特嚼时，这家的老妇对老师说：
“你的笛子带在身边吗？”
“带了。”他回答说。
“吹一支吧，”老妇好言好语地劝说道，“一定得吹！”
经她这么一说，老师伸手从外套的衣襟下，掏出分成三截的笛子。他把三截拧在一起，跟着就吹了起来。经过多年的衡量，我的印象是，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他吹得更糟的了。在所有我听到过的声音中，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发出的，要数他吹出的声音最为凄凉了。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他吹奏的这种东西是否有曲子，我很怀疑——不过那吹奏声对我可有了影响：首先，听了使我想起了我的所有伤心事，直到我忍不住掉下泪来；其次是弄得我完全倒了胃口；最后是使得我瞌睡难当，怎么也睁不开我的眼睛。我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记忆犹新，我的眼睛又会渐渐闭上，头也会开始点起来。那个小房间，房间里那只敞开的三角柜，几张方背椅子，通往楼上房间的尖角形小楼梯，还有装饰在壁炉台上的那三支孔雀翎——我记得，当时我刚一进门时，心里就想，要是那只孔雀知道，它美丽的羽毛竟会注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不知它会有什么感想——全都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点着头，睡着了。笛声听不见了，听到的却是马车的车轮声，我又上路了。车一颠，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耳边又传来笛子声，萨伦学校的老师正架着腿坐在那儿，令人伤心地呜呜咽咽吹着笛子，那个老妇人脸上带着笑容，在一旁听着。接着，轮到她消失了，老师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声，没有老师，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沉沉的酣睡。
我当时觉得，我梦见老师在吹这凄惨的笛子时，那个老妇人带着如醉如痴的赞赏之情，缓缓走近他的身边，俯在他的椅背上，亲热地搂住他的脖子，使得他停吹了一会儿。不知是当时，还是紧接着这之后，我正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因为，在他恢复吹奏时——他停吹过一会儿完全是事实——我看到也听到那老妇人问费比逊太太美不美（她指的是笛声），费比逊太太回答说，“嗯，嗯！美！”一面对着炉火直点头。我现在还认为，她把全部演奏的成就，都归功于炉火了。
我好像打了很久的盹，醒来时，只见萨伦学校的老师把笛子拆成三截，照原先那样收起，然后就带我离开了。我们发现公共马车就停在附近，于是我们上了车顶。可是，由于我实在困极了，所以当马车在途中停下来上客时，人们把我弄进了车厢，这儿没有乘客，我得以好好地在里面睡了一觉，直到发现马车在绿荫丛中缓缓地驶上陡峭的小山。不多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原来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我们——我是说老师跟我——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萨伦学校。学校的四周围着砖砌的高墙，看上去非常沉闷。正面的墙上开有一个门，门上有一块牌子，牌上有萨伦学校的字样。我们拉了拉门铃，门上的格栅后面露出一张阴沉的脸，朝我们看了看；门开了，我发现刚才露脸的人，身材粗壮，脖子粗短，太阳穴突出，头发剃得光光的，装着一只木头假腿。
“这是个新生。”老师说。
装木头假腿的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不用花多大的工夫，因为我没有多少可看的——我们一进去，他就锁上门，拔出了钥匙。我们正朝一座浓密树荫中的屋子走去时，他又对带我来的老师喊道：
“喂！”
我们回头一看，只见他站在他住的那间小屋门口，手里拎着一双靴子。
“呃，”他说，“梅尔先生，你出去时，补鞋匠来过了，他说这靴子没法再补了。他说，这双靴子上原来的皮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他还说，他真不明白，你怎么还想补起来穿它。”
说完这话，他就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了过来；梅尔先生往回走了几步，拾起靴子；当我们一起继续朝前走时，他打量着拾起的靴子（我看他好像很伤心似的）。这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双靴子，破得更加不成样子了；而且他的袜子，也有一个地方，像花蕾似的绽开了。
萨伦学校是一座砖砌的方形建筑，两边带有厢房，外表看上去光秃秃的，没有什么装饰。屋子里到处静悄悄的，于是我就问梅尔先生，是不是学生都出去了。可是，他听了似乎觉得很奇怪，我竟会不知道现在正是假期，所有的学生全都放假回家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也带着太太、小姐，到海滨度假去了，我所以在假期被送来，是因为我犯了错，以此作为对我的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一起走时，他讲给我听的。
我看了看他领我进来的教室，这儿可算是我所见过的最冷清、最荒凉的地方了。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面有三长排课桌，六排长凳，墙上像猪鬃似的钉满挂帽子和挂石板的钉子。脏脏的地板上满是旧笔记本和旧练习册的碎片。几只用这种纸做的养蚕的小盒子，乱丢在课桌上。两只被它们的主人扔下的可怜小白鼠，在纸板和铁丝做的发出霉臭的笼子里来回跑着，用它们发红的眼睛朝各个角落里张望，想找点什么吃的东西。一只鸟儿，关在一只比它大不了多少的笼子里，不时跳上两英寸高的栖木，随之又跌下，发出凄惨的噼啪声，既不歌唱，也不鸣叫。屋子里一股有碍卫生的怪味，像发霉的灯芯绒裤子、放在不通气地方的甜苹果和腐烂的书籍。屋子里还到处都是墨水迹。即使这屋子从建起来那天起就没有屋顶，一年四季天上下的都是墨水雨、墨水雪、墨水冰雹，刮的都是墨水风，屋子里也不会洒有这么多的墨水。
梅尔先生丢下我，拎着自己那双没法再补的靴子上楼去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向教室的另一头。我边走边看着这一切。突然，我发现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做的告示牌，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下面几个字：“当心。他咬人。”
我连忙爬到桌子上，害怕桌子底下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是，我虽然焦虑地四处察看，却哪儿也没有看到狗。我还在到处张望时，梅尔先生回来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
“请您原谅，老师，”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那不是狗吗，老师？”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心情沉重地说，“那不是狗，是个学生。我奉命把这个牌子挂在你的背上，科波菲尔。一开始就这样来对待你，我很难过。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
说完这话，他把我从桌子上扶了下来，然后把牌子像个背包似的系在我的肩上（那牌子是特意为我做的，做得还真平整服帖），此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得背着这个牌子。
就因为背着这个牌子，我受了多少苦，这是没有人能想象出来的。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我，我总觉得有人在念牌上的那几个字。即使掉过头去，不见后面有人，也不能让我放心。因为不管我把背朝向哪儿，总觉得背后有人。那个装有木头假腿的狠心家伙，更增加了我的痛苦。因为他大权在握。他只要一看到我背靠树杆、墙壁或者房子，他就从他那间小屋门口，用他的大嗓门大声喊道：“喂，你呀，你这个科波菲尔，快把你那块牌子露出来，要不我就去告发你！”运动场是个铺着石子的空院子，紧靠学校和厨房的背后；因此我知道，仆人、肉贩子、面包师傅，都会看到我这块牌子。总之，每天早晨，当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所有在这个学校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看到我这块牌子，都知道得当心我，因为我会咬人。我记得，我真的渐渐怕起我自己来了，把自己当成是个真会咬人的野孩子。
这个运动场有扇旧门，学生们有一种在这个门上刻自己名字的习惯。因而门上布满了这样的名字。我害怕假期结束，他们回来。因此，我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心里免不了要想象，他会用什么语调、什么口气来念出“当心，他咬人”这几个字呢。有个男孩，名叫詹·斯蒂福思，他的名字刻得很深，也很多，我认为他会用相当响亮的声音来念牌子的字的，念完后还会扯我的头发。另外还有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托米·特雷德尔。我怕他会拿牌上的字来开玩笑，假装成非常怕我。第三个是乔治·丹普尔，这个人照我的想象，他会把牌上的字唱出来。我，一个畏畏缩缩的小东西，从这扇门上已经看到，所有这些名字的主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里共有四十五个学生——似乎都会一致表示不理睬我，都会用各自的腔调大嚷，“当心，他咬人！”
对着课桌和长凳上的座位，我心里也是这样想。当我去就寝和躺在床上时，瞥见那些成排林立的空床，我心里想的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天天晚上都做梦，梦见我母亲跟往常一样，和我在一起，或者去佩格蒂先生家赴会；要不就梦见坐在公共马车的车顶上外出旅行，或者是跟我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在所有这些场合，我都引起人们的惊叫和注视，因为我不幸被他们发现，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件小睡衫和那块大牌子。
我一方面感到生活单调，但又时时刻刻害怕开学，这份苦恼真让人受不了！我每天得花很长时间跟着梅尔先生做很多功课，不过我都一一完成了，而且由于没有谋得斯通先生和谋得斯通小姐在场，各门功课都得以通过，没有让我丢脸。在做功课前后，我可以到处走走——不过，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那个装木头假腿的人总是监视着我。学校里的潮湿，院子里长满青苔的裂开的石板，一只漏水的旧木桶，还有几棵模样狰狞的老树，树干已失去本色，好像下雨天会比别的树滴水多，而大晴天则比别的树蒸发少。所有这一切，我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一点钟时，梅尔先生和我两人，在一间空荡荡的长餐厅的尽头吃饭，屋子里摆满松木桌子，发出一股油腥气味。吃完饭，又做功课，一直做到吃茶点的时候。喝茶时，梅尔先生用的是一只蓝茶杯，我用的是一个锡盅。一整天，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梅尔先生都伏在教室里自己那张独立的书桌上，辛勤工作，一刻不停地跟笔、墨水、尺、账簿、书写纸打交道，把上半年的账目一笔一笔地结算出来（据我发现）。晚上做完工作，收拾好东西后，他就拿出笛子来呜呜地吹，一直吹到几乎使我感到，他渐渐把自己整个人吹进笛子顶端的那个大孔，然后又从那些按键里慢慢地冒了出来。
我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个一丁点儿大的小孩，手扶着头，坐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一面听着梅尔先生那凄楚的笛声，一面钻研着第二天的功课。我看到自己合上书本，继续听着梅尔先生那凄楚的笛声；从那笛声中，我听到了在家里常听到的声音，也听到了亚茅斯海滩上的风声，我感到非常孤寂，非常悲伤。接着我看到自己起身到那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去睡觉，我坐在床沿，渴望能听到佩格蒂一句安慰我的话。我还看到，我早上下楼时，从楼梯窗子一道可怕的长口子里，看到悬挂在外屋顶上的那口校钟，上面还有一个风标，我生怕那钟会响起来，把詹·斯蒂福思和别的学生都叫来上课。这还在其次。我最怕的是，那个装了木头假腿的人，打开那扇生锈的大门上的锁，让可怕的克里克尔先生进来。在上面所说的任何一个场合中，我都不能想象我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可是在所有这些场合中，我背上都得背着那个警告人的牌子。
梅尔先生从不跟我多说话，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凶过。我认为，我们俩是相对无言的伴侣。有一件事，我忘了说了，他有时会自言自语，咧嘴大笑，还会握起拳头，咬牙切齿，扯自己的头发，让人莫名其妙。不过他确实有这类怪样子。开始时，我看到很害怕，不过很快我也就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