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的接受与选择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具有“自然”“自由”的条件，某些东西一经介绍便被采用，某些东西虽经介绍仍不为接受。迎春花、栀子花用不着推广人人欢迎，因为这种花你说好、你的女朋友也说好，自然采用了。钟表来到中国，铜壶滴漏即被弃置，现在仅能在博物院中看到。从前男人穿双棵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这种鞋子生鸡眼很痛苦，幸而后来一位无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制成左右是不同的鞋子，我们穿了无限舒服，立刻就风行全国。这虽是小事，其解放男子的足，绝不下于解放女子缠足，并没有什么力量强制我们接受，只是大家觉得比我们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选择不同文化、接触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绝，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简单说，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人家有的我没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无优劣可说是自由选择、自然选择的条件，但这仅限于物质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国来传教，那时他们势力已经达到澳门一带，知道中国文化很高，便研究应从哪一方面入手，后来认为到中国传教应选学问最好的人，带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及比中国更好的学问，所以派了利玛窦（Matthieu Ricci）带了三件东西，第一件是刚发明不久用机械计时的钟，并选制造最好最讲究的送给中国，这是代表物质。第二件是西方已经很进步的天文学，他们知道中国在讲改革历法，利玛窦天文学学得很好，也带到了中国，这是代表科学。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三件东西同时来到中国，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钟毫无抵抗接受了，铜壶滴漏不如机械制造的钟，铜壶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学经过一个时期才接受，那时候中国有两种天文学，一种是原有的，一种是回教的，两种天文学各不相让，中国素来遇到两方相争，便各给一个天文台，你们去算月蚀日蚀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几秒开始，何时复圆，谁算得准确，就采用谁的历法。利玛窦也设了天文台，不但算北京月蚀日蚀时间，也算出南京、成都、广州许多地方的时间。北京下雨，别处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测验是否准确。比较结果教会天文台成绩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显然中国历法不如他，经过十多年后，大家都说西洋历法了不得，明崇祯十六年采用新历法，下一年明朝就止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国后才整个接受世界一致的历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们原来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来到中国后要比较哪一种最好，却没有比较算日蚀月蚀时间那般方便明显，也不免有主观感情成分。我见我爸爸妈妈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为什么不相信？所以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质科学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种是机械不容易抵御，钟比铜壶滴漏好，电灯比桐油灯好，无线电我们没有，自然接受了。至于说最近政府要减少汽车、减少飞机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绝接受不同。第二种科学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医学我们有，天文学我们也有，但新的医学来了，旧的阴阳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虽还有人说阴阳五行比西医好，这只是少数。第三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绝不拒绝，就不若前两种可以比较，可以试验，可以有绝对的选择自由。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就在这里。
四、当前文化的选择与认识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既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绝，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之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拒绝某种文化。问题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牵涉到宗教。具体说，当前有两个东西在斗争，这两个东西放在我们前面，既不是物质，就不能像商品那样这是德国货这是英国货美国货一般辨别谁好谁坏。现在放在面前的美国货俄国货是无法比较的东西，既不能以品质来较优劣，又不能以价格来比高下，放在面前的是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文化要我们去选择去决定往东往西往左往右。
数百年来自由选择、自由拒绝世界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必须要我们在两个中间挑选一个，我们既无法列一公式来证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无法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你们的两个都不要。所以问题就严重了，三十年前教科书里的东西用不着了，梁启超先生早年介绍我们“自由”，许多人谈“不自由毋宁死”，那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变了。打倒资本主义也要打倒自由主义，要服从要牺牲个人自由争取集体自由，从前对的话现在不对了。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问题。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是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照辩证法说，有甲就有非甲，甲与非甲斗争成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与非乙斗争成为丙。
我今天说这一段话，不是“卖膏药”，我没有膏药可卖。只是这个问题牵涉到情感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点理智成分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点刺激。我今年五十八岁，一生相信自由主义，我是向来深信三百年来的历史完全是科学的改造，以人类的聪明睿智改造物质，减少人类痛苦，增加人类幸福，这种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倘使失了自由，哪里还有现在的物质文明。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是自由非自由的选择，也是容忍与不容忍的选择。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各位都看到报上说美国华莱士组织第三党竞选总统，比较左倾，反对他的人，拿鸡蛋番茄掷他，掷他的人给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说这是不对的，华莱士有言论自由，要判他在监里坐或者罚他抄篇写纽约前锋论坛报几十年来作标语的一句名言一千篇，那个人想想还是愿意抄一千篇，这一句话是：“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
此次从北平到上海，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个输麻将还打什么，我说你是失败主义的说法，真正输麻将是十二年前的局面，那时我们和世界三海军国之一、陆军占世界第三位、工业占世界第三位的国家打仗，我们没有一点基础，飞机连教练机不过二百架，那才是必输的，可是我们要打，而且打胜了。人家最悲观的时候，我一点不悲观，我总是想，他们没有好装备，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我们只要稍稍好转，就可以风雨皆释了。这次斗争说是文化选择问题的斗争，决不能说输就算了，这不比选择双棵鞋、选择剪头发、选择钟表、选择天文历法那般容易，必须得从感情信仰思想各方面去决定，我们的决定也即是国家民族的决定！
本文为1948年9月27日胡适在公余学校的演讲，原载于1948年10月《自由与进步》第1卷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