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煦、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馀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日：“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人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与纪传体并时者为编年体。账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荀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前403～959），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瞭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账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馀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元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上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馀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
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体、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歧《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上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余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劄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
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夺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