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政治家作专传的方法 作政治家的传，第一要登载他的奏议同他的著作。若是不登这种文章，我们看不出他的主义。《后汉书》的王充、仲长统、王符合传，就把他们三人的政论完全给他登上。为什么三人要合传，为的是学说自成一家，思想颇多吻合。为什么要为他们登载政论，因为他们三人除了政论以外，旁的没有什么可记。范蔚宗认为《论衡》《昌言》《潜夫论》可以代表三家的学说，所以全登上了。《论衡》今尚行世，读原书然后知道蔚宗所录尚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潜夫论》，或已丧失，或已残阙，若无《后汉书》这篇传，我们就没有法子知道仲长统和王符有这样可贵的政见。第二，若是政论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而政论比文学重要，与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论。《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鹏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顾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
（三）为方面多的政治家作传的方法 有许多人方面很多，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学者，这种人应当平均叙述。我们平常读《明史》的《王守仁传》，总觉得不十分好；再与旁人所作《王守仁传》比较一下，就知道《明史》太偏重一方了。《明史》叙阳明的功业，说他伟大，诚然可以当之无愧。但是阳明之所以不朽，尤其因他的学说。万季野的《明史》原稿，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张廷玉、陆陇其一般人，以门户之见，根本反对阳明思想，所以我们单读《明史》本传，看不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最好同邵念鲁的《思复堂文集》《明儒学案》的《姚江学案》对照着读，就可以知道孰优孰劣。《明儒学案》偏重学术，少讲政治，固然可以说学案体裁，不得不尔；但是梨洲于旁人的事迹录得很多，而于阳明特简，这是他的不好处。因为阳明方面太多，学问事功都有记载的价值，《学案》把事功太抛弃，差不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了。《明史》本传全讲事业，而于学问方面极其简略，而且有许多不好的暗示，其实失策。若先载阳明学说，然后加以批评，亦未为不可。但《明史》一笔抹杀，叙学术的话不过全部百分之二三，让人看去，反不满意。现存的《王阳明传》，要算邵念鲁作得顶好。平均起来，学问占三分之二，功业占三分之一。述学问的地方，亦能摘出要点。从宋学勃兴后学术的变迁，阳明本身的特点，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以及末流的传授，都能写得出来。最后又用《旧唐书》的方法，录二篇文章，一篇是申时行请以阳明配祀孔庙的奏折，一篇是汤斌答陆陇其的一封信。他不必为阳明辩护而宗旨自然明白。述功业的地方，比《明史》简切得多，真可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尤为精彩的，是能写得出功业成就的原因，及功业关系的重大，又概括，又明了。在未叙铲平南赣匪乱之先，先说明用兵以前的形势，推论当时假使没有阳明，恐怕晚明流寇早已起来，等不到泰昌、天启的时候了。次叙阳明同王琼（最先赏识阳明的人）的谈话，断定旧兵不能用，非练新兵不可，新兵又要如何的练法。平贼以前，有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事业的关系，及其成功的原因。这种消息，在《明史》本传，一点没有痕迹，不过说天天打胜仗而已。又阳明平贼以后，如何抚循地方，维持秩序，以减少作乱的机会，一面用兵，一面讲学，此等要事亦惟邵书有之，而《明史》则无。关于平定宸濠一事，虽没有多大比较，但《明史》繁而无当，不如邵书简切，这都可以看出史才史识的高低。
（四）为方面多的学者作传的方法 许多大学者有好几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重要；对于这种人，亦应当平均叙述。譬如清儒记载戴东原的很多，段玉裁作《年谱》，洪滂作《行状》，王昶作《墓志铭》，钱大昕作《墓志铭》，阮元作《儒林传稿》，凌廷堪作《行状》，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人；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来比较，可以看出哪一个作得好，如何才能把戴东原整个人格完全写出。我们看，段玉裁虽是亲门生，但《东原年谱》是晚年所作，许多事迹，记不清楚。王、钱、阮、凌诸人，或者关系很浅，或者相知不深，大半是模糊影响的话，惟有洪滂的《行状》，作得很好。但现在所存的，已经不是原文，被人删去不少。原文全录东原《答彭进士允初书》，时人皆不谓然，朱筠且力主删去，东原家人只好删去了。其实此书，自述著《孟子字义疏证》之意，在建设一己哲学的基础，关系极其重要。洪滂能赏识而余人不能，这不是艺术的关系，乃是见识的关系。其余几家只在声音、训诂、天文、算术方面着眼，以为是东原的绝学。东原的哲学的见解，足以自树一帜，他们却不认识，并且认为东原的弱点。比较上凌廷堪还稍微说了几句，旁的人一句亦不讲。假使东原原文丧失，我们专看王、钱、段、阮诸人著作，根本上就不能了解东原了。所以列传真不易作，一方面要史识，一方面要史才。欲得篇篇都好，除非个个了解。但是无论何人不能如此渊博，要我在《清史》中作《戴东原传》，把他所有著作看完，尚可作得清楚。要我作恽南田（大画家）传，我简直没有法子。因为我对于绘画一道，完全是外行。想把恽传作好，至少能够了解南田如像了解东原一样。所以作列传不可野心太大，篇篇都想作得好：顶好专作一门，学文学的人作文学家的列传，学哲学的人作哲学家的列传，再把前人作的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知道为某种人作传应该注重哪几点，作时就不会太偏了。即如《戴东原传》，前两年北平开戴氏百年纪念会，我曾作过一篇，因为很匆忙，不算作得好，但可以作为研究的模范。我那篇传，就是根据段、洪、王、钱、阮、凌几家的作品。因为叙述平均，至少可以看出东原的真相以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后来居上，自然比洪滂的《行状》还好一点。不过洪作虽非全璧，亦能看出东原一部分真相来，已经就很难了。作传要认清注重之点。不错，戴东原是一个学者；但是在学问方面，是他的声音训诂好呢，还是他的义理之学好，没有眼光的人一定分辨不出来。我以为东原方面虽多，义理之学是他的菁萃，不可不讲。王钱诸人的著作没有提到，这是他们失察的地方。
（五）为有关系的两人作传的方法 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应当合传，不必强分。前面讲《贾生列传》，《汉书》比《史记》好。但是《韩信列传》，《汉书》实在不高明。班孟坚另外立一个《蒯通传》，把他游说韩信的话放在里边。蒯通本来只是配角，韩信才是主角。韩信的传，除了蒯通的话，旁的不见精彩。蒯通的传，除了韩信的话，旁的更无可说。《汉书》勉强把他二人分开，配角固然无所附丽，主角亦显得单调孤独了。这种眼光，孟坚未始不曾见到，或者因为他先作《韩信传》，后来才作《蒯通传》，既作《蒯通传》，不得不割裂《韩信传》，这样一来，便弄得两面不讨好了。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两人又都有独立作传的价值，这种地方，就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明史》左光斗同史可法两个人都有列传，两人都有价值。史是左的门生，年轻时很受他的赏识；后来左光斗被魏忠贤所陷，系在狱中，史可法冒险去看他，他临死时又再去收他的尸。《明史》把这件事录在《史可法传》中，戴南山又把这件事录在《左光斗传》中。分在两书，并录无妨。同在一书，不应重见。比较起来以录在《左传》中为是。史可法人格伟大，不因为这件事情而加重。左光斗关系较轻，如无此事，不足以见其知人之明。所以在《史传》中，无大关系；在《左传》中，可以增加许多光彩。
（六）为许多人作传的方法 上次讲作专传以一个伟大人物作中心，许多有关系的人附属在里面。不必专传如此，列传亦可。因一个主要的，可以见许多次要的。这种作法，《史记》《汉书》都很多。作正史上的列传，篇数愈少愈好，可以归纳的最好就归纳起来。《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自己。若是文章技术劣点，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
第四章 合传及其做法
合传这种体裁，在传记中最为良好。因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欧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这类著作要算布鲁达奇的《英雄传》了。全书都是两人合传，每传以一个希腊人与一个罗马人对照，彼此各得其半。这部书的组织虽然有些地方勉强比对不免呆板，但以比对论列之故，一面可以发挥本国人的长处，亦可以针砭本国人的短处。两两对照，无主无宾，因此叙述上批评上亦比较公平。中国方面，《史记》中就有许多合传，翻开目录细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别意味。《史记》以后，各史中虽亦多有合传，究竟嫌独立的传太多了。若认真归并起来，可以将篇目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读，更能唤起兴味。合传这种方法，应用得再进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几家：
（一）邵廷采（念鲁） 邵氏的《思复堂文集》，虽以文集名书，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历史著作。论其篇幅，并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种意义。其中合传自然不止一人，专传亦包括许多人物。如《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明遗民所知传》等篇，体裁均极其优美。全书虽属散篇，然隐约中自有组织，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练，可以作我们的模范。
（二）章学诚（实斋） 章氏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三十余篇传都是合传，每传人数自二人以至百余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质的异同为分合的标准，皆以一个事迹的集团为叙述的中心。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时读了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虽其所叙只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只记湖北在正史中无传的人物，范围诚然很窄；但是此种体裁可以应用到一时代的历史上去，亦可应用到全国的历史上去。
（三）魏源（默深） 魏氏的《元史新编》，十几年前才刻出来。这部书是对于“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满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坏，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书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与魏书合而为三。魏书和柯书屠书比较，内容优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学专家，不敢妄下断语。但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书中列传标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为一篇，平宋功臣为第二篇，……又把武功分为几个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为一传。文臣方面，合开国宰相一篇，中叶宰相一篇，末叶宰相一篇，某时代的谏官一篇，历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为几个时代或几个种类，同在某时代服官者，或同对于某样事业有贡献者，各各合为一传。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质归类。每篇之首，都有总序，与平常作传先说名号籍贯者不同，我们看总序，不待细读全篇，先已得个大概。例如每个大战役，内中有多少次小战，每战形势如何，谁为其中主人，开头便讲，然后分别说到各人名下。像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所传的人的位置及价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当初郑樵作《通志》的时候，原想改造“十七史”，这种勇气很好；即以内容而论，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错；可惜传的部分实在作得不高明，不过把正史列传各抄一过而已。读《通志》的人大都不看传，因为《通志》的传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没有什么异同。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让一步讲，我们纵不说改造“二十四史”的话，即是做人物的专史，终不能不作传。做单传固然可以，不过可合则合，效果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