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例如前所举万章“问孔子于卫主痈疽”事，同时又问“于齐主侍人瘠环”，孟子答案于卫虽举出反证，于齐则举不出反证，但别举“过宋主司城贞子”之一旁证。吾侪又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游齐主高昭子，二次三次游卫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痈疽瘠环之说，盖伪也。又如鲁共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之关系，既有确据以证其伪；河间献王等与《古文毛诗》之关系，张苍等与《古文左传》之关系，亦别有确据以证其伪；则当时与此三书同受刘歆推奖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礼》，虽反证未甚完备，亦可用“晚出古文经盖伪”之一假说略为推定矣。此种推论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界，颇极稳健；应用于历史时，或不免危险，因历史为人类所造，而人类之意志情感，常自由发动，不易执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亲近正人君子，固有证据，然其通变达权，亦有证据。南子而肯见，佛肸、弗扰召而欲往，此皆见于《论语》者，若此三事不伪，又安见其绝对的不肯主痈疽与瘠环也？故用此种推论法，只能下“盖然”的结论，不宜轻下“必然”的结论。
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例如旧说有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之事，万斯同斥其伪，谓“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钱大昕著《万季野传》）。此所谓物证也。又如旧说有“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阊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王充斥其伪，谓“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论衡·书虚篇》）此皆根据生理学上之定理以立言，虽文籍上别无他种反证，然已得极有价值之结论。此所谓理证也。吾侪用此法以驭历史上种种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无限迷雾。但此法之应用，亦有限制；其确实之程度，盖当与科学智识骈进。例如古代有指南车之一事，在数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断其伪；今日则正可度理以证其不伪也。然则史中记许多鬼神之事，吾侪指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发明一种“鬼神心理学”，而此皆为极可宝之资料耶？虽然，吾侪今日治学，只能以今日之智识范围为界，“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终是寡过之道也。
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韩非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连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囗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氏羌来享，武王征师羌髳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囗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余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疆。……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祈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历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邱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
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寝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e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于窝瓦（Vol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瑙河下流而进，渡来茵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囗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