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交涉之惊心动魄者，第一为中俄之伊犁交涉。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回民起事，占据伊犁，清人与之交涉，俄人漫言乱定即还，意谓中国必不能平新疆也。及新疆既平，中国复求交还，俄人无词以拒，乃欺使臣崇厚之无识，仅与我一空城，尽夺其四周险要，且索广大之权利以去。中国下崇厚于狱，派曾纪泽使俄求改约，虽亦有所争回，然所丧失者，固已多矣（约成于光绪七年，1881），此为西北之侵略（俄人先于同治元年，即1862年与中国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同治四年〈1865〉、同治八年〈1869〉又两次修改，许俄人于两国边界百里内无税通商，中国设官之蒙古地方亦然。未设官者，则须有俄边界官之执照，乃许前往。由陆路赴天津者，限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张家口不设行栈，而许酌留货物销售，税则三分减一。崇厚之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许设领。纪泽之约，限于肃州、吐鲁番，其余五处，订明俟商务兴旺再议，而将蒙古贸易扩充至不论设官未设官处，均许前往。凡设领之处及张家口，均放造铺房行栈，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许暂不纳税。案中国是时所急者，不在索回伊犁，而在续行勘界，界线定，则伊犁不索而自回矣。急于收回一城，反致受人要挟，实一失策也）。
其西南之侵略，则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许英人自印度入云南。光绪元年（1875）英员行至蛮允被杀，交涉几致决裂，卒于其明年立《芝罘条约》，许英人（一）自北京经甘肃或四川入西藏，自藏入印度。（二）又或自藏印边界上前往，后印度半岛诸国，安南、暹罗、缅甸为大。安南在近世，有新旧阮之争，旧阮为新阮所覆，中国弗能正（明成祖永乐六年，即1408年，平安南，宣宗宣德二年，即1427年，复弃之，其时王安南者为黎氏。世宗嘉靖七年，即1528年，为其臣莫氏所篡，走保西京，神宗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复灭莫氏。明以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为内臣，来讨，且立其后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削国号，受明都统使之职，事乃已。自是黎莫并立。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黎氏复灭莫氏。黎氏之复国，多得其臣阮氏之力，而任用外戚郑氏，阮氏遂南据顺化，形成独立，惟对黎氏尚称臣而已。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西贡豪族阮文惠兄弟灭顺化之阮氏，是为新阮。顺化之阮，则称为旧阮，新阮遂入东京，灭郑氏，篡黎氏。明年清高宗出兵征之，为所败。又明年，遂因其请降而封之），其王乃走海岛，介法教士乞援于法。法人亦仅使军官之具有志愿者援之而已。事成（旧阮恢复之主名福映，其灭新阮，在嘉庆七年即1802年，仍请封于中国，并请改号为越南，许之），顾依原约求割地，越南弗与，且以传教事屡与法人龃龉，终致启衅，越南屡败，割地乞和。同治十三年（1874）法与越南立约，认为自主之国。光绪九年（1883）又以为保护之国，中国弗认，出兵援越（时越南政府不能控制全国，其东北境仍有战争）。兵之出云南、广西者皆不利，李鸿章与法使定约天津，承认法越前后条约，旋以撤兵期误会，复起冲突，法军袭福州，败我海军，然攻台湾，不克，我冯子材复有谅山之捷，而李鸿章仍与法言和，认越南归法保护。是役也，论者多为中国惜，然是时之外交，非对一国一事之问题，即专就此役论，一胜亦未必可恃，亦不得以是为鸿章咎也。然光绪十三年（1887）所订条约，开龙州、蒙自、蛮耗通商，二十一年（1895）之专约，以河口代蛮耗，复开思茅，且许越南铁路得接至中国，则窥伺及于滇桂矣。缅甸在明代，尚为中国之土司，故明初西南疆域，实包举伊洛瓦底江全流域，而兼有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其后平缅、麓川之思氏亡，而缅甸遂强，而中国实力，西仅至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渐成今日之境界。自英据印度，缅与之邻，兵衅时启，缅人累败，割地孔多，光绪十一年（1885）英人乘中法相持，遂灭之，中国无如何，亦于其明年立约承认。暹罗以英法相持幸存，然亦非复我之藩属矣。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缅条约附款》复许缅甸铁路通至云南，此西南剥床及肤之大概也。
俄人之侵略东北及西北，其声势之浩大，实为可惊，顾犹未能全力进行，至英法之于西南，则其进行更缓，且西南地势闭塞，其足影响大局，又非北方比也。至风云起于东亚，而形势乃一变。东方大国，沐浴我国文化者有二：一朝鲜一日本是也。顾两国之国情不同，朝鲜右文，日本尚武。力有所蕴者，必罄泄之而后已。故日本而盛强，其影响终必及于朝鲜，而且必不能止于朝鲜；而日本之发展，以东洋为其主要地带，一展拓，即与我最繁荣发达之地相触，其形势自又与西洋诸国不同。日本之与我立约，始于同治十年（1871），彼此皆限定口岸通商，领事裁判权彼此俱有，关税亦皆为协定。此时日人颇有与我相提携以御西方各国之意，顾诚欲与我相提携，则应开诚布公，商订一平等之条约，以为模范，不应思以泰西各国与我所订不平等条约为蓝本，不得所求，则怏怏不乐。而中国于是时亦应与日本开诚布公，商订一平等之条约，不应沾沾然，以失之于泰西者，不复失之于日本自憙，两国之外交家皆无远大之眼光而仅计较枝节之利益，此实使中日交涉走入葛藤之途之第一步也。然欲求东亚的安定，端在中国之富强，中国一时不能兴盛，而日本顾发展甚速，则两国间之葛藤，迟早必起。故此次交涉，虽不善，然即有眼光远大之外交家，能规永久之利益，而以后此两国发展之参差，亦终必至于引起葛藤，亦不足为此一事咎也。日本之外交喜恃强，于是有同治十三年（1874）因台湾生番杀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举。光绪五年（1879）又县两属之琉球，我争之无效。前此三年（光绪二年，1876）日已与朝鲜立约，认为自主之国。李鸿章乃劝朝鲜与美、英、法、德次第立约，以图牵制。约中均订明朝鲜为中国属国，国际法上之解释，遂生两歧。然是时，亦非复法律能解释之问题矣。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中国派兵前往镇定，日本亦派兵而后至，无所及，中国兵遂留驻朝鲜。十一年（1885）日使来，与李鸿章定约天津，约定彼此皆撤兵，嗣后如欲派兵，必互相知会。中日在朝鲜，遂立于同等地位。据李鸿章言，此约因将士远戍苦累，又外交事件应付非易，军人驻扎于外，或恐转致纠纷而然。中国是时，欲经营朝鲜，兵力人才，固均苦不足也。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复内乱，求救于中国，中国兵至，乱已平，日人亦多派兵，中国要日俱撤兵，日本不可，而要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许。兵衅遂启。先袭败我海军，其陆军渡鸭绿江，陷辽东缘海城邑，别军攻辽西，又陷旅顺，犯山东，熸我海军于威海卫，又南窥台湾、澎湖。明年，李鸿章如日本，定和约于马关：（一）中国认朝鲜自主；（二）偿款二万万两；（三）割辽东半岛及台澎；（四）改订商约，悉照泰西各国之例；（五）开沙市、重庆、苏、杭为商埠；（六）许日人在通商口岸，从事制造。第四项乃日人求之多年，而中国未肯允许者也。旋以俄、德、法三国干涉，乃许我以3000万两赎还辽东，自此战后东方之形势大变，而中国之积弱，更暴露于天下矣。
时李鸿章主联俄，俄人乘机以诱之，于是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中俄密约》，许俄人建造东省铁路（此系条约上之旧称，近时书籍多称为东清铁路，乃日本人所用之名词也）。其明年，德占胶州湾，立租借九十九年之约，且许其建造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缘线30里内之煤矿。于是俄人租借旅顺，并得展筑东省铁路支线；英人租借威海卫，法人租借广州湾，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遂以分割非洲时所用势力范围之名词，移而用之于中国。要求我国宣言某某地方不割让，各国即认为其势力范围，而各于其中，攘夺权利焉。瓜分之论大炽。明年，美国务卿海约翰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照会英俄法德意日六国，六国覆文皆赞成之。其办法，则（一）各国对于他国之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及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在其范围内之各港，遵守中国海关税率，并由中国征收。（三）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为昂，铁路运费亦然，所谓均势之论也。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外交，则均势瓜分两力之消长而已。
第五章 变动中之中国
从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战，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自甲午之战以后，可谓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变革之时代。革新之原动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革命之事体较大，久静之社会，骤难大动，故跃登舞台者，以前者为先。
中国学术，本重经世，宋学者尤饶有此种精神，惜其末流，学问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浸成叫嚣之习。空疏者昧于事势，叫嚣者惟便私图，遂至酿成党争，既为明主所不容，亦为舆论所厌恶，学术界之风气，遂一变而为清代之考据，饶有为学问而学问之精神。然与世务，则几无关系矣。物极必变，而清中叶以后，时势之艰难，又有以驱迫之，于是龚自珍、魏源等之学，乃浸浸复重经世，至康有为乃大发扬其光辉。士大夫结合莫便于讲学，清代久悬为厉禁，至其末叶，政治之力既弛，讲学之风复起。康有为讲学于广东，门下颇多达者。甲午战后，有为立强学会于北京，为言官所劾，被禁。其弟子梁启超办《时务报》（一种旬刊之名）于上海，风行海内，变法维新之论遂为开通之士大夫所共赞。清德宗颇聪明，而亦懦弱，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中俄密约既立，德宗感时事之亟，决意变法图强，不次擢用康有为等，乃有戊戌之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旧党惎之太后，太后再垂帘，幽帝，杀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梁启超走海外，太后欲捕之不得，欲废德宗，又为舆论及外国公使所尼，遂致激成义和团之变。
义和团者，代表中国极旧之思想者也，其意以为（一）外人之可畏者惟枪炮。（二）外人可拒绝之使勿来。（三）欲拒绝外人，端赖中国人民之团结，因少数客籍，必不能敌多数土著也。（四）会党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此等人对于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时外力之压迫綦重，对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复明之团体乃一变而为扶清灭洋。在朝廷上，（一）顽固大臣之见解，亦有与此种极旧之见解无殊者，即太后亦不能免。（二）太后因图废立，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拥戴之功者，既为舆论所不与，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于乱中取事。（三）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张，惟朝命是听，遂致纵容拳民，毁铁路，拆电线，仇视外人，并及华人之习新事物者，后遂攻击使馆，并与各国同时开战。其结果，京城为英美德法奥意俄日联军所陷，太后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鸿章与各国议和。赔款至4.5亿两；划定北京公使馆界址，专归外人保护；毁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许各国在一定地点驻兵，保护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为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其流毒，盖至今未已也。方难作时，东南督抚，相约不奉伪命，与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而黑龙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为俄所攻陷，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和议起，俄人谓东三省情形特殊，当别议，暗胁中国订立条约，英美日等又向中国警告阻止，清廷左右为难，俄人迫于国际舆论，乃与清廷订立《东三省交收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约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践约，遂致激成日俄之战光绪三十年（1904），俄师败绩，与日议和于美之朴茨茅斯（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俄认日在韩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二）将旅大转租于日，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于日，即日人所称为南满洲铁道者也。约中关涉中国之条款，由中日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承认之，并另开商埠多处，日人所设安奉军用铁路，许其改为商用，又许其采伐鸭绿江材木，东北之情形一变矣，而直北与西南，亦于此时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