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英人《芝罘条约》
中国边境之受侵削，始于俄，而英、法继之。同治十二年（1873），英之守印度者，欲派队至滇探测，英使威妥玛固请于总署。总署不得已，许之。十三年（1874），印度派员由缅入滇，威妥玛遣翻译马嘉理（此人通华语，习华事），自上海经汉口至滇边迎之。十二月，与印度所派副将柏郎遇于缅境，率兵300入滇。光绪元年（1875）一月十七日，至腾越厅属之蛮允，马嘉理被戕（或云杀之者土豪黎西台）。明日，柏郎至，被人持械击阻。柏郎战且退，入缅境。威妥玛赴上海，派人往查，谓系官吏主使，坚求惩治。朝命鄂督李瀚章、前侍郎薛焕驰往查办。威妥玛使参赞格维讷赴滇观审。瀚章奏，戕马嘉理者为野匪，阻柏郎事，南甸都司李珍国实为主谋。英使谓难称信谳，必欲归狱疆吏（滇抚岑毓英）。二年（1876），自沪入都，以七事相要，旋以议不谐，六月，出居烟台。直督李鸿章请赴烟会商，奉旨便宜行事。七月二十六日，立约，凡三端十六节、专条一款。其有关系者，滇缅通商章程。饬云南督抚，派员商订（一端三节）。许英派员驻大理，或他相宜之处五年（自1877年1月1日始），察看通商情形，俾商定章程时，得有把握。关系英国官民之事，即由此官与该省官员，随时商办。或五年之内，或俟期满之时，由英国斟酌，订期开办通商（一端四节）。申明咸丰八年（1858）条约第十六款，允商办通商口岸承审章程（二端二节，约文云：“查原约内英文所载，系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由英国领事官或他项奉派干员承办等字样。汉文以英国两字包括，前经英国议有详细章程，并添派按察使等员，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以便遵照和约条款办理。目下英国适将前定章程，酌量修正，以归尽善。中国亦在上海设有会审衙门，办理中外交涉案件，惟所派委员，审断案件，或因事权不一，或因怕遭嫌怨，往往未能认真审追。兹议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将通商口岸，应如何会同总署议定承审章程，妥为商办，以昭公允。”）。内地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观审，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二端三节，约文云：“此即条约第十六款所载‘会同’两字本意。”）。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添开通商口岸。重庆可由英驻员查看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前，英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再行议办（光绪十三年〈1887〉，英商立德自置小火轮，欲驶重庆。英使华尔身照会总署，请给准单。总署覆以川江路曲而窄，石多水急，轮船驶行，民船必遭碰损，必须妥议章程，方可试行。咨行四川总督派员前赴宜昌，与英领会商。委员议轮船每月准行二日，碰损民船，船货须全赔。英领不可，请在京会商。光绪十六年〈1890〉，我以12万两买立德之船栈，定续增专条六款。第一款开重庆，英商自宜昌至重庆，或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第五款，俟中国轮船往来重庆时，亦准英轮一律驶往该口）。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均准上下客商货物。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余应定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及开设行栈（三端一节）。新旧各口岸，除已定租界外，其未定各处，应由英领事会商各国领事官，与地方官商议划定界址（三端二节。三端第一、第二两节，光绪十一年〈1885〉专条第一款，声明日后再行商酌）。英商贩洋药入口，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输纳厘税（在新关输纳）。其应抽厘税之数，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三端三节）。洋货运入内地半税单照，由总署核定划一款式，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英商所买土货，完纳子口半税，即可运往口岸。非英商自置，及非往海关出口者，不得援照。所有应定章程，即由英使与总署商办。其《通商善后章程》第七款所载，洋货运入内地，及内地置买土货等，系指不通商口岸言，应由中国自行设法防弊（三端四节）。咸丰八年（1858）条约四十五款，已纳税洋货，复运外国，由海关监督发给存票，可作已纳税饷之据。原约未定年限，今订明以三年为期（三端五节）。另定专条，许英派员，由北京，或历甘肃、青海，或自四川入藏抵印，探访路程。或另由藏印交界派员前往（光绪十二年〈1886〉缅约第四条，声明将此专条所订办法停止。至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道，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英国亦不催问）。此约以一英参赞之死，所获权利，亦不菲也。
洋药，当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东南各省，即奏请抽厘助饷，上海每箱抽银24两，厦门40元，外加费8元，宁波、河口、屯溪等厘金，皆以此为大宗。时则有内地分抽之厘，而无海关进口之税。八年（1858），议定税则，每百斤税银30两，并于善后条约第五款声明：“进口商只准在口销卖，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征税，凭中国办理。嗣后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是冬，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各海口及内江河面，均照上海一律。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者，减10两，然各省于应征税项外，仍自抽厘，其办法亦不一律。此约三端三节，订明厘金在海关并征。总署屡与威妥玛商议，威妥玛总以咨报本国为辞。于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议于正税外加征80两。统计110两，威妥玛仅许加至百两。使英大臣郭嵩焘与英外部商议，拟加征60两（合正税90两），英坚不允。直督张树声与英商沙苗商承揽之法，税厘合计百两。总署议驳，英亦不以为然（既不以承揽为然，亦不认百两之数）。大学士左宗棠又奏请加至并征百五十两，迄无成议。光绪九年（1883），总署请饬出使大臣（曾纪泽）商办（时威妥玛已归国），许之。上谕云：“洋药流毒多年，自应设法禁止。英国现有禁烟善会，颇以洋药害人为耻。该大臣如能乘机利导，联络会绅，与英外部酌议洋药进口，分年递减专条，期于逐渐设法禁止，尤属正本清源之至计，并着酌量筹办。”（正月十二日）是年六月七日，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原奏谓：“逐年递减之说，印度部尚书坚执不允，印度部侍郎配德尔密告参赞马格里，谓印度种烟之地，未尽属英，中国欲陆续禁减，惟有将来续议加税，不能与英廷预商递减之法。”故此次专条，但于开端申明：“营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之意。”每百斤完正税30两，厘金80两，即可拆改包装，请凭单运往内地。货包未拆，不再完税捐，开拆者所纳税捐，不较土烟加增，亦不别立税课。运货凭单，只准华民持用。此专条以4年为期，如欲废弃，彼此皆可先期12个月声明。如内地不免税捐，则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专条废弃，则仍照《天津条约》所附章程办理云。
第二十一章 法越之役
安南本中国郡县，五代时，始自立为国。明成祖后取之，立交趾布政司，旋乱，宣宗弃其地，黎氏有之。世宗时，为其臣莫氏所篡，中国以为讨，莫氏请为内藩。乃削国号，立都统司，以莫氏为使。时黎氏之臣阮氏，仍以黎氏之裔据西京（清华），入东京，并莫氏，明以为内臣，又以为讨，且立莫氏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乃听其并立。三藩之乱，黎氏乘机并莫氏，以任外戚郑氏，与阮氏不协。阮氏南据顺化，形同独立。乾隆时，西山豪族阮文惠与其兄文岳、文虑，皆骁勇知兵，是为新阮，入顺化，灭旧阮，遂入东京灭郑氏，留将贡整戍之。整助黎氏拒新阮，文惠攻杀之。黎氏之臣阮辉宿来告难，高宗使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败新阮于富良江，立维祈，复为文惠所袭破。维祈来奔，文惠请和，高宗因而封之。旧阮之败也，其主定，走下交趾。至定侄福映，下交趾亦陷，福映奔暹罗，于是阮文岳据广南，称帝。文惠称泰德王（上表中国称阮光平。受封册者，即文惠也）。福映子景叡，与法教士比纽赴法，立同盟草约，法许阮氏复国，阮氏割化南岛，租康道耳岛于法，许法人来往，居住自由。法旋革命，约未签字，而法将校数十人，愿助越，率二舰以往。法印度总督亦许为出兵。时暹罗与新阮隙，以兵助福映。复下交趾大半。乾隆五十三年（1788）法兵至，进攻顺化。时文惠死，子弘瑞，废文岳，杀文虑，兵势遂衰。嘉庆四年（1799），福映取顺化。弘瑞守东京。七年（1802），灭之。弘瑞者，中国所谓阮光瓒也。福映上言本黎氏甥，封于农耐。农耐古越裳，不忘世守，请以越南为国号。诏封为越南国王。是为越南嘉隆帝。嘉隆帝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卒，子明命帝福皎立。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子绍治帝福璇立。二十七年（1847）卒，子嗣德帝福埘立。嘉隆之复国也，许法教士传教，而未酬以土地，且遗言当慎防法人。明命、绍治、嗣德皆仇教，拒法驻使，法及西班牙教士有见杀者。咸丰八年（1858），法、西合兵入广南港。明年，陷下交趾。同治元年（1862）陷边和、嘉定、定祥，遂陷永隆，占康道耳群岛。越南不得已，定约西贡，割边和、定祥、嘉定及康道耳于法，偿法、西军费2000万法郎，法商船军舰，得自由来往湄公河，越南非得法允许，不得割地于他国。先是黎氏之裔兴，以咸丰七年（1857）起兵，举南定、兴定、广安、海东、北宁、宣光、太原等地，亦求援于法，越南所以急与法和者，惧法之助黎氏也。约既定，法人屯兵永隆，约黎氏平乃撤，及黎氏平，卒不践约。同治六年（1867），柬埔寨有乱，法人取永隆、安江、河仙、下交趾六州，遂为法有。法人求水道通中国，知湄公河不足用，舍之而求富良江。时云南回事方炽，提督马如龙使法商秋毕伊运械。同治十年（1871）三月，秋毕伊知富良江可通云南，明年强行焉，遂欲运盐至云南，越东京总督阮知方不许，使告法下交趾总督（驻西贡）秋布列，秋布列命秋毕伊退出，而其海军大尉加尔尼请往援秋毕伊，秋布列又许之（盖胜则居其功，败则诿诸加尔尼）。越南复国后，建都顺化，东京兵备不充。太平天国亡后，余党吴琨据越边境。后分为二，曰黄旗兵，据兴安，曰黑旗兵，据劳开，而黑旗兵较强。刘义（刘永福）为之魁，招徕边民，辟地至六七百里。加尔尼之北也，黄旗党附之，陷河内，遂陷北宁、海阳、南定、兴安诸镇。越南驸马黄维炎结黑旗兵守山西，加尔尼攻之，败死。秋毕伊退守河内。时秋布列使其书记希腊特尔赴东京，希不主用兵，乃尽撤东京之兵，而与越结约。声明越南为独立之国，外交由法监督，越有内乱外患，法人尽力援助。割下交趾六州畀法，开河内、东京、宁海通商，自红河至中国之蒙自，法得自由航行。商港得设领事，驻兵百名以下，领事有裁判权。时公历1874年3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1874）也。明年驻华法使以约文照会总署，总署不认越南为独立国，法人置不理，仍与越结通商条约。
光绪八年（1882），法人欲筑垒红河上流，越南拒之。法陷河内，越南始来乞援。是冬，法使宝海至天津。时中国亦派兵入越南。李鸿章与宝海议，各撤兵，划河内为界，北归中国，南归法保护，红河许万国通航。中设税关于劳开，法无异议。鸿章命曾纪泽与法外交部定约，而法内阁更迭，撤回宝海，代以脱里古（本驻日使）。求中国偿军费530万佛郎，与鸿章在上海磋议，不决。法派大兵至河内，时光绪九年（1883）也。朝命李鸿章节制两广、云、贵军务，鸿章主和，而左宗棠、彭玉麟主战，朝旨不定。旋改任鸿章直隶总督。时滇督岑毓英遣提督黄桂兰率兵5000至安南，安南政府益以3万人，与刘义协力。法以赫尔曼（本驻暹罗领事）为东京领事。波也将陆军（本驻西贡），孤拔将海军，攻山西，为刘义所败。会嗣德殂，无子，母弟瑞国公立，越南大臣废之，立朗国公（亦嗣德弟）。法兵攻顺化，越与立约，越承认受法保护，与中国交涉，亦必由法介绍，割平顺属法，法于越要地得驻兵，红河沿岸置营哨，顺化江口筑港，并筑堡垒。顺化置高等理事，统理外交，外交关税事务，均归理事处分。繁盛地方警察税务及各府州官吏，归理事官监督。归仁、广南、修安升为万国商港。河内至西贡，两国共同出资，敷设铁路电线。此约越南不啻仅存空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