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妄阿喇布坦自噶尔丹既死，尽收准噶尔故地，圣祖以其有绝噶尔丹后路功，画阿尔泰山以西予之。策妄乃尽效噶尔丹所为，渐图吞四卫拉特为一，先取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而离间其父子，其子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复阻其贡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土尔扈特归策妄矣。杜尔伯特本与准噶尔同族，皆明时也先之后，分牧而为所属。复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又并在藏之和硕特部，时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为准部所据矣。是时乃有达赖喇嘛之真呼毕勒罕发见。当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献伪喇嘛而死于道也，藏中复立博克达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喇嘛，而其时里塘有名索诺木达尔札者，生子名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幼而慧，唐古特众及青海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以已执献一达赖，又扶立一达赖，不欲复有达赖出，将杀之，索诺木达尔札襁负走免。青海诸台吉争言拉藏不辨真伪，拉藏挟班禅喇嘛共证其所立之达赖为真，且谓青海诸台吉所共信，请给册印，诏即封之，事在四十九年三月。青海台吉白拉藏辞诬，争不已，清廷乃谕徙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置内地，以其父护之，居西宁宗喀巴瘗胞衣地之黄教祖寺。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袭杀拉藏，禁所立之达赖于札克布里庙。明年，事闻，诏西安将军额伦特赴援，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以兵来会。甫入藏，为准噶尔兵潜出大军之后，截饷道，师遂溃，尽覆焉。于是青海蒙古惮进藏，怂恿罢奉达赖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奏言随地可安禅榻，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皆惩前败，不决进兵议。圣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旋谕议政大臣等：“新胡必尔汗（此从《东华录》，即呼毕勒罕）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属具奏。傥[倘]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将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藏众即我兵，纵策妄策零发兵前来，彼劳我逸，即可剿灭。今若照众大臣议，惟[唯]自守我边，则自西宁至川滇边内外，皆土番杂居，与藏番俱是一类，藏为彼据，则藏兵即彼兵，边疆土番，亦不能保为我有。尔等所议不合，着另行周详定议具奏。”又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进兵之亲贵大臣，随时撤回，幸不失机会。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风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奋勇致讨，乃口称维持黄教，却无实心效力之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我兵隔远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独不能赴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此时不进兵安藏，贼无忌惮，或煽惑沿边番部，将作何处置耶？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是时已在五十九年正月，既决策，由抚远大将军允禵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皆无异言，覆奏并请封新胡必尔汗。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赐金册印，定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内、外蒙各部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遣使会送。
斯时西藏于宗教之信仰则尚甚坚，圣祖以独断安边，恰中肯綮，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硕特与准噶尔之有仇恨，藏众则喇嘛被禁，法器被迁，亦望新胡毕勒罕如望岁。是时以大军之声威，鼓吹青海之信仰，号召内、外蒙及哲布尊丹巴喇嘛之景从，册印新颁，此真彼赝，情势自定。又发两路兵，以靖逆将军富宁安出北路，由外蒙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肃边外巴尔库尔（即巴里坤）分入准噶尔境。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以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青海及内外蒙、西套蒙古兵护达赖喇嘛行。阿尔泰及巴尔库尔兵攻准部，前进迭有擒斩，策妄不暇救藏。而噶尔弼自四川进拉里，稍有战事，所至第巴喇嘛纷纷迎降，拉藏遗臣康济鼐从中起而相应。延信自青海进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战，累败之。抚远大将军领大兵驻西宁边外理入藏诸军饷，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还准部，请撤驻防兵。”盖清军已平藏。执附准部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达赖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萨圣地坐床，第五辈达赖示寂凡四十年，第六辈达赖始定。明年，叙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皆拉藏时遗臣。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以宗教为纲领而提挈之，初不甚费兵力，盖处之得其道也。唯准部尚在，西域未平，尚在雍、乾两朝之继述。然在康熙时则为中国所拓之藩篱，较汉、唐盛时已驾而上之，更无论宋、明两代矣。
第七节 移风俗
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明习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则范文程、宁完我，稍知政体，亦不足开一朝风气。至后来引援用者，若冯铨、金之俊、王永吉、谢升、刘正宗之徒，人才卑下；又如陈名夏、陈之遴辈，稍稍用事，恩礼不终，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各部院大臣，顺治五年以前，无汉尚书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满人为承政，后始以汉人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为贰臣。督抚在兵事时，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谓过渡时代。唯清廷自入关即痛抑苛敛，有献聚敛之议者力斥之，若苏抚、土国宝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为开国气象。若云君明臣良，有师济之风，则犹有待。
圣祖嗣位，初政属在辅臣，未见起色，熊赐履以忤鳌拜意，屡欲谴之，帝即从中保全，至螯拜败，遂以倾害赐履为罪状之一。赐履虽非醇儒，然知尊重儒术，为圣祖讨论宋儒经说所自始。康熙初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一曰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举职业，肃官箴而奋士气。力指当时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不使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下之则惟[唯]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一曰明诏内外，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痛陈礼坏俗奢，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宜慎选左右，熏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廷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复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无据妄奏沽名议镌级，帝又原之。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
侍圣祖讲学最亲且久者，莫如李光地。光地天资敏锐，读书析理能入细，御纂诸经皆光地居校理之名，当即光地主其事。故虽有伪道学之间为圣祖所觉，而恩眷仍隆。观光地自撰《语录》，诈亿[臆]不信，是其所长，不似学道人浑厚之态。圣祖尊宋学，所纂集经说，乃欲集宋学之成，故徐乾学以藏宋经学家言之富，假手于权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以供搜采。乾学与性德，溺于词章，能刻经解，不能充道学；光地与熊赐履则愿以纂经解、治道学自任。熊、李有师生之谊，李入翰林，熊为教习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然以争宠相轧有隙，熊始倚修书，后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谤熊，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僖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熊、李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究尚自爱其鼎，未尝敢尽逾道学之闲。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征验也。今略叙熊、李伪道学之据。
赐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此为《清史稿》本传文。光地《语录》述此事，穷形尽相，据言赐履既误票，帝诘问，未辨为何人所票也，赐履回阁取误票之本，插入他阁臣票本内，以同官中杜立德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归己，誊写所票签，取其原签嚼毁之。立德审误票之本，非己所曾阅，签上字迹，问代写之中书林麟焻，亦不认，检用过之签条，亦较本数少一条，立德向首相索额图喧争，一满学士觉罗沙麻言：“今日来过早，在南炕倒着，见熊阿里喀达（即中堂）检本，口内嚼一签。”索遂与杜同启奏，熊落职回。既回寓江宁，帝犹以经义与相通问，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