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兵志》：“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钟、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唯给弓、矢、横刀而已。”又云：“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据此文，兵一人至一火、一队，皆有应自备之食粮及用具，而此外又有介胄戎具，则不在内。其尚未能明了者，此所备之时限，是否为每一年期所纳之数。既劳其力为兵，又令自备各具与粮，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国家所给，即以此代租税为出征时之用，而平常之给养自仰于田之收获，不待言也。观其军中置有坊主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可知军有军之户口农桑，绝与无田无宅借饷以糊口之兵不同。至介胄戎具出自何所，《唐志》皆未言明。此则证以明制，则知皆出于兵之所供，而兵之能供此费，皆由应纳之赋税，有具粮械以纳者，尚有如民田所应纳之租者在，此应据明制而推知者也。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庆路，为吴王，罢诸翼统军元帅，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连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较也。”
定军卫法，《本纪》不载，《纪事本末》系之洪武元年二月，《洪武圣政记》则系之元年正月。《刘基传》：“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军卫法。”则可知自在元年之初，且此为刘基所奏定。《圣政记》亦云然。
初定之兵数，较洪武元年所定之数略少，非少也，初定时，但定军制，未定军籍，故止计兵数，官长不在内。洪武元年所定，则以卫系籍，兵与官皆附卫为籍，世世不改，则并计人数而较增多耳。附籍之后，受地执业，有室家，长子孙。一家之内，为军及官者一人；其余人丁，官之子弟为舍人，兵之子弟为余丁，既为出缺时充补，又为正兵及官调发时或勤操练时执耕稼之事。于是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业，养兵非糜费之事矣。其受地执业之制，出于屯田。明之初制，无军不屯。此卫所之根本制度，亦即府兵之根本制度也。
《食货志》：“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唯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凰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明史》以屯田为田赋之一种，故入《食货志》，此史馆诸臣之不注意于兵事也。今详为推考，不但知明代兵制之善，并知唐代府兵之真意。又史臣以屯田为《食货志》中一事，故民屯与军屯相杂，其言民屯乃移民垦荒，固为足食之一事；军屯则既可不弃地利，又能使国无养兵之费，而兵有保卫地方之实。夫责兵以卫民，曰汝职务宜然，此以名义相责，非以身家之利害相共也。兵为无产之人，受甚薄之给养，而为有产之人作保障，其势不可必恃，来不知其所从，去不知其所向，此种雇倩无根之人而假之以武器，习之以战阵，谓能使见利而不起盗心，见害而不思苟免，是以劳役待兵，而又以圣贤望兵也。人受田五十亩，兵有产矣；一家占为此籍，兵与地方相共矣，既无从出没为非，更不能恝视身家所在之地。国必有兵，兵必有制。明兵制之善，史臣不能发挥之，此亦书生之不解世务也。
当洪武之世，极力兴举屯政，然不急于升科，以坚其企业之意。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则，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以后之纪年矣。军田一分即五十亩，纳正粮十二石，每亩合二斗四升，是为其受产之负担。贮屯仓听本军自支，所支者兵之月粮，又为其受役之报酬。考明之兵饷，《食货志·俸饷》类：“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民匠充军者八斗，牧马千户所一石，民丁编军操练者一石，江阴、横海水军梢班碇手一石五斗。阵亡病故军给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籍没免死充军者，谓之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二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又给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在外卫所军士以钞准。”据此，则一年支粮十二石为军饷原则，马军、水军较有例外加增，但是少数。唯军为屯军，则利在田业，饷额减半。据军屯分配成数，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三七与二八，并非指定七成或八成之军永为农民，只是全军中轮流抽出三成或二成专任军役，如是则恒有七八成之兵可在农亩，即恒有七八成之兵只需半饷。夫七八成半饷之兵，是即等于三四成额军不需给饷也。以三四成余剩之额饷，给二三成城守之额兵，实余额饷一二成，为官长及马兵、水兵等之加额，及上级官之俸给，皆有余裕，而军械亦括于其中。据唐府兵之制而互证之，可以了然矣。唯边地屯种之军，成数较少，设粮秣不足，运购尤艰，明初更立“中盐”一法，与筹饷相辅而行。盐既开中，又兴商屯，既给军，又垦荒，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真谋国之至计也。
《食货志》：“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泰和岭，路远甚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值]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缴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齐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贩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案：《明史·食货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盐，当系令商运官粮赴边远之地，粮入仓后，给商盐引，赴产盐所在之官署，仍纳盐之场价，领盐赴销盐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商人习于转输，以运粮之劳费，易得盐引为报酬，领盐又加运盐之劳费，运至销盐之岸，官为定价，使商有可图之利。又计销盐之地，民欲得盐，所必需之费，可胜负担者，而定其价，期不病食盐之民，而有利于运盐之商，即更有利于待饷之兵。至国家所课盐利，仍在官定场价之中，并不因商之开中而有加损，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唯洪武四年之则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盐，至少需中米一石；道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纯以运费计算，非以米价计算也。至云：“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值]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其中有“米直[值]高下”一项，则是令商纳米矣。此后来改则例之所定。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不支，条上预备策，言：‘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纳米。”明一代米价无甚变动，至其末造，俸饷折价，尚以银一两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盐之米，额数多寡大异，盖则例屡改，纳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叙明也。其后至弘治时，废中盐之法，令商以银纳课，边储遂乏，说见下。
《食货志·屯田》下云：“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叶淇本传》：“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每廷议用兵，辄持不可。唯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
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其始但令商司运，既而改则例直令纳粟，盖又兴商屯之法，指边之旷地，军所垦不尽者，令商得兴屯，所获之粟，即以输边，易引以贩盐。商更无远道运粮之费，而有领地营垦之利，国家则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开中法废，商不需屯，淮商固弃垦而归淮，西北商之业淮盐者，亦徙家于淮。以专务纳课贩盐，盐遂与边储无涉，而多集课银，徒供暴君污吏之挥霍。边备既虚，转饷一事，劳扰天下，而仍不济急，民穷财尽，铤而走险之祸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见一时见金之充积，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济边，妨屯弃地，购粟运远，已万万不偿所失，况一得见金，徒长奢费，不复急顾边储，非至边军窘急，不筹救济。而奢费既开，更无复归节约之日，谓亡明之因即种于此，无不可也。
中盐之制本起于宋，宋不重视，以为有得有失。明中盐之为善法，正在商屯，诚实业盐之商，信国家之法令，盐垦兼营，不趋歧径。当时近淮之豪民怂恿变法，不任饷边之劳，而欲占行盐之利，以增课之说动叶淇，淇以乡情而中其说。《明史》不详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补说明之。
《续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两淮等盐引俱召商开中，纳银类解户部太仓，以备边储。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至是户部尚书叶淇，淮安人（《淇本传》，山阳人），盐商皆其亲识，因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内阁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米值加倍（明初中盐每小引，未详纳米若干，宣德初以为重，而改为至多二斗五升。时米值每石不过银五钱，纳银至三四钱，可得米七八斗矣，故曰“视国初米值加倍”也），而商无远运之苦，一时太仓之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华钰《盐策议》曰：“洪武、永乐时，内地大贾争赴九边，垦田积粟，以便开中。朝中暮支，价平息倍，商乐转输，边免飞挽，士饱马腾，缓急有备，策至良也。岁引初无定额，皆资主客兵饷，从边庾受券，不令轻纳盐鹾司也。自司农叶淇为淮商地（此淮商盖不安于屯垦者），输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轻请增额，准改折色，径于运司上纳，于是每引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又令客商（谓非淮商）无见[现]盐（淮商在淮有场产盐，在边则有屯产粟，故有见盐），许本场买补，西北商（即客商）胥内徙便转贩，而边计大坏。今正引虽仍赴边中，余课悉如淇议矣（正引仍赴边中者，原额二斗五升之值仍解边也。余课悉如淇议者，增纳之银，均由运司解户部太仓也。屯废而边缺粟，粟价大增，而解以从前之价，如边计何？”）。
由以上两端，见明初之民事军事制度，纯以土地与财政相权，有生财，无耗财。凡以养兵而病国者宜深鉴之（《续通考》：明初制，在外兵马尽是屯兵，官俸兵粮，皆出于是。帝尝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故京师屯田，有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