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在北，《明史》言：“初入敌营，也先有异志，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帝寝幄复有异彩，乃止。及上皇至老营，所居毳帐，每夜有赤光绕其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进宴，稽首行君臣礼。”凡此等语，皆中国自文饰之词，其中唯却也先妹，为所敬服，或是实事。
十二月，喜宁劝也先西犯宁夏，掠苑马，直趋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谓上皇曰：“天寒道远，陛下又不能骑，徒取冻饥，且至彼而诸将不纳，奈何？”上皇亟止宁计。宁愈欲杀彬，屡谮之也先，上皇力解乃止。
景泰元年闰正月甲寅（初九日），也先寇宁夏，用喜宁计。庚午（二十五日），寇大同，至沙窝，郭登召诸将问计，或言：“贼众我寡，莫若全军而还。”登曰：“我军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贼以铁骑来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剑起曰：“敢言退者斩。”径薄贼营，奋勇击之，诸将继进，呼声震山谷，遂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又败之栲栳山，斩贼首甚众，夺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马九十八匹，牛骡驴六百二十一头，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是役，登以八百骑破寇数千，军气益振。捷闻，封定襄伯。后寇数至，登屡击却之。以上为《纲目三编》据《实录》，所叙较详。《登本传》则稍略。《瓦剌传》言：“景泰元年，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纳，仍谋欲夺上皇，也先觉之引去。”凡此皆上皇之所以获归，敌以乞和中国，赖朝贡为谋利之地，战不能胜，必出于和，不还上皇何待？凡勇于却敌者，即忠于返上皇者也。清《御批》亦知和不可议，又以拒君为非。郭登之于上皇，力夺则可，为敌所诱，以迎驾为导敌则不可。此与于谦辈意合，所以卒能有成也。君主偏见，其论直自相矛盾而已。
二月壬辰，叛阉喜宁伏诛。先是，宁数导诱也先扰边，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及总旗高斌等还京索礼物，而命袁彬以密书付斌，俾报宣府，设计擒宁。宁抵独石，宣府守将设伏野狐岭，令斌绐宁至其地，伏尽起，斌直前抱持之，遂擒宁送京师，群臣杂治磔于市。上皇闻宁诛，喜曰：“自此边境稍宁，吾南归有日矣。”喜宁亦王振私人，从上皇北行，上皇竟能设计除之，不以昵振者昵宁。此其一隙之明，所以犹得返国，返国后又念振不已，终为下愚而已矣。是年四月，浙江镇守中官李德上言：“诸臣擅杀马顺，同于犯阙，贼臣不宜用。”下廷议，于谦以为不足问。上曰：“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卿等忠义，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此为《明通鉴》文。其详见《王竑传》。廷臣请族王振，郕王使出待命，众伏地哭请，马顺廷叱诸臣，竑时为户科给事中，首捽顺发，且啮其面，众共击之毙。王深重竑，且召言官慰谕甚至矣。至是阉党已发此议，虽不从而亦终不抑阉焰，不待天顺复辟而始翻族振之狱也，喜宁其阉之不幸者矣。
景泰元年三月间，瓦剌迭寇朔州、宁夏、庆阳，官军御敌，互有杀伤，民被杀掠甚众。大同参将许贵奏：“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议和。”于谦曰：“前遣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季铎等以上年九月奉使，以太后命达之上皇）；继遣王复、赵荣，不见上皇而还（见上）。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困，不从则速变，势亦不得和。贵居边疆重地，恇怯若此，何以敌忾。”移檄切责。自是边将无敢言和者。敌寇边不得志，势必求和，求和而上皇自返，若和议起自中国，则坐听要挟而已。明廷一意用于谦，庙算先定，较之南宋，唯主和而徽、钦卒不能返，景帝非真欲上皇返者，而不知袭宋高宗之故智，以和议误军事，此则明宗社之幸，而亦景帝之城府不深也，若于谦则诚社稷之臣矣。
是月，郭登败敌于大同。四月，总兵官朱谦力战退敌于宣府。是时敌锐而骄，以宣府、大同可旦夕下，而谦与登屡却之（其他近边屡扰。不免杀掠，而皆非敌敢深入之地）。会喜宁已诛，也先失其间谍，所部多死伤，而脱脱不花汗、阿拉知院自遣使议和后，皆撤所部归，于是也先亦欲息兵。又耻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等至怀来议和。边将以闻，帝用陈循言，赍使令还，而以敕谕阿拉，未行，也先忽拥上皇至大同，遣使赍文书，以讲和为言，而自率众至城下。郭登仍欲谋夺上皇，敌觉，遂拥上皇去。登以使及书奏，帝厚赉使，令与完者脱欢偕还。
敕谕阿拉文略曰：“我朝与尔瓦剌和好，也先违天犯顺，朕兄太上皇帝兴师问罪，也先又辄遮留，毒我生灵，残我边徼。朕嗣承大统，宗室臣民，咸请兴兵讨罪复仇。朕念也先屡请送大驾回京，以故遣人赐书授赏，乃也先诡诈反复。今阿拉又使至，朕欲从尔，但闻也先仍聚众塞上，意在胁挟，义不可从。即阿拉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落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
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求成于我，请还乘舆，此转祸为福之机，望陛下俯从其请，遣使往报，因察其诚伪而抚纳之，奉太上皇以归，少慰祖宗之心。”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后使者五辈往，终不得要领。今复遣使，设彼假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不为苍生患？贼诈难信，其更议之。”已而阿拉使复至，胡濙等复以为言。于是帝御文华门，召廷臣，谕以宜绝状。直又对曰：“必遣使，无贻后悔。”帝不悦曰：“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尚书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上乃顾谦改容曰：“从汝从汝。”议遂决。时礼科给事中李实慨然请行，以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及指挥马显等，令赍玺书谕瓦剌君臣。时在景泰元年六月。以二十七日己亥，实等奉使，至七月初七日己酉，实等至瓦剌营，也先既见，读玺书毕，乃导谒上皇。时上皇仍居伯颜帖木儿营，唯袁彬、哈铭侍，实等见上皇泣，上皇亦泣，因问太后、皇上，又问二三大臣，泫然曰：“处此逾年，始见卿等。”实等颇以上皇前宠王振太过，以致蒙尘，请还京引咎自责。上皇意不怿（《实本传》：实使时失上皇意，后以居乡暴横，斥为民）。
实等既行，脱脱不花及也先所遣使皮儿马黑麻等复至趣和。诏礼之，赐之宴。使者言于馆伴曰：“昨知院使来，朝廷使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师所命，若不报使，事必不济。”胡濙等奏其语，廷议请简四人往，帝命俟实还议之。及使者将返，王直等固请报使，庚申（七月十八），遣右都御史杨善及工部侍郎赵荣为正使，以都指挥同知王息、锦衣卫千户汤允绩副之，赍金银书币以往。濙等言：“上皇在瓦剌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随行。”不报。未几实还，述也先语云：“迎使夕来，大驾朝发。”廷议请更遣大臣。帝曰：“杨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致也先，即令善迎归足矣。”
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宋高宗之不迎两宫，乃日日言迎驾，日日言求和，杀猛将以媚敌，输厚币以饵敌。敌以为一失两宫，中国未必帖服如是。此其冒屈己迎驾之名，而行其恋位忘亲之计，蹙国土，堕国威，均无所惜。故景泰之较宋高宗，其功罪不可以道里计也。英宗被掳而明犹全盛，景帝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实明宗社之福矣。
太监《兴安传》：“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怿，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词[辞]色俱厉。尚书王直面折之，安语塞。及遣李实往，敕书不及迎上皇，实惊走白内阁，遇安，安复诟曰：‘若奉黄纸诏行耳，他何预？’”此李实初使时未有迎驾敕也。实未返而杨善继往，仍非迎驾专使，迨实返而议遣迎使，帝终不使，但令善口述奉迎，即由善迎回足矣云云。愈不欲迎驾而驾返愈速，竟以杨善口语而得之。《杨善传》又言：“也先曰：‘敕书何以无奉迎语？’善曰：‘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也先大喜。”此又见迎驾之终无敕语。《明史》以此归功于善之辞令，辞令特实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战之君相，戮力之诸将，敌岂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论交涉之标准也。
王直等诸臣多言宜遣奉迎专使，帝不得已，乃从群臣议，乃遣实往报，既而曰“俟善归议之”，卒不遣。己巳（七月廿七），善至瓦剌（时瓦剌即在鞑靼之地，故往来甚速，善与也先问对，备详《善本传》中），次日即见也先，竟许善请（《善传》又言：“知院伯颜帖木儿劝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复位。也先惧失信，不可，云云。”也先果守信如此耶？盖一要请而中国即不奉迎耳）。又次日，也先引善谒见上皇。又二日，八月初二日癸酉，上皇即发自瓦剌。此皆《景帝纪》所书之日，盖使至瓦剌，四日而以上皇归，迎驾为莫大之事，四日为至短之期，口语无敕为至轻简之举动，一时或称杨善之能不辱命，或称也先之前倨后恭，而于景帝则唯见贪位拒兄之失，不知其能任将相，力战自强，功在列祖列宗，以后之国祚，倍于以前而又过之，谁之功也？
《明史·瓦剌传》：“也先设宴饯上皇行，也先席地弹琵琶，妻妾奉酒，顾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师着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间。也先顾善曰：‘有礼。’伯颜等亦各设饯毕。也先筑土台，坐上皇台上，率妻妾部长罗拜其下，各献器用饮食物。上皇行，也先与部众皆送，约半日程，也先、伯颜乃下马伏地恸哭曰：‘皇帝行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乃去，乃遣其头目七十人送至京。”是为上皇返跸，终景泰守御之效。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
正统十四年九月，帝即位，巡抚山西副都御史朱鉴请罢内官监军。不从。已而山东布政使裴纶言：“山东既有巡抚，又设内官镇守，有司供应，以一科十，实为扰民。请下廷议，凡内地已有巡抚者，镇守内官悉召还京。”疏入，责纶陈状，纶服罪乃已。时临洮府同知田旸、听选知县单宇、举人段坚、工部办事吏徐镇俱上言请召还监军镇守中官，诏以为祖宗旧制不可更，皆不纳。其后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书言宦官十害，文具《敏本传》，事下礼部，寝不行。
以上出《纲目三编》，《三编》多据《实录》。史唯单宇、段坚、华敏有《传》。景帝不以王振为鉴，袒护中官，动以祖制为口实，知永乐之纵容阉宦，为明累世之毒，景帝固中人之资，不足言大振作也。
景泰间用事之阉，独一兴安为著。安于迎驾事，体帝意颇事阻抑，然帝亦屈于众议，卒迎上皇归。安独敬信于谦，《宦官传》：“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则景帝所用之阉，幸而非甚祸国耳。安佞佛，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诏停之。景泰二年，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三年六月，又建大隆福寺。时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请帝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王振改造庆寿寺为大隆福寺，费帑极巨）。
景帝之贪位薄兄，自造夺门之祸，固帝之失德，但由人民言之，亦可曰帝之家事，且无残害之行。较之成祖之处建文及其嗣，仁暴悬殊。然至易储事作，人心颇不直帝，而一时意气相激，恩怨相攻，议论甚不一。今为分析具列如下：
上皇之将归也，诏议迎上皇礼，礼部尚书胡濙具议以上，传旨以一舆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给事中刘福言礼太薄。帝曰：“昨得上皇书，具言迎驾礼宜从简省，朕岂得违之？”群臣乃不敢言。会千户龚遂荣为书投高谷，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当避位恳辞，而后受命，如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谷袖之入朝，与王直、胡濙等共观之，直曰：“此礼失而求诸野也。”濙欲以闻，王文不可，而给事中叶盛已奏之。有诏索书，囗 等因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帝不悦曰：“第从朕命，无事纷更。”乃遣太常少卿许彬至宣府，翰林侍读商辂至居庸，迎上皇。时帝索遂荣书所从得甚急，遂荣自缚诣阙言之，下诏狱坐遣，久之得释。
丙戌（八月十五），上皇至京师，自东安门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逊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赦天下。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胡濙请令百官贺上皇万寿节。十二月丙申，复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皆不许。
《杨善传》：“善奉上皇还，举朝竞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赏，迁左都御史，仍莅鸿胪事。”（善倾险小人，先媚事王振，后又与石亨、曹吉祥相结。为序班坐事，与庶吉士章朴同系狱，久之相狎。时方穷治方孝孺党，朴言家有《方孝孺集》，未及毁。善从借观，密奏之，朴以是诛。而善得复官。既预复辟功，于谦、王文之戮，陈循之窜，善亦有力。《本传》言其忮为士论所弃。则景帝之不重用善，亦未为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