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然赚的第一个五千元充满了罪恶感。他那时在雅诗轻兰公司做采购员，雅诗轻兰是一家肥皂公司，生产一些号称能减肥、能丰乳、还能治痔疮的神奇香皂，每天都在电视上神吹一气，广泛地欺骗全国劳动人民。
他们老板叫牛乔，体重足有三百斤，人送外号叫做“肉牛”。每次去夜总会玩，肉牛总要关照妈咪：“要个波霸要个波霸。”然后再咂咂两片紫黑色的牛唇，口水都似要滴下来。波霸的需求缘于供应不足，肉牛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说他老婆既没前又没后，简直就是条人干，刷上层亮漆就能当镜子用。所以肖然对他们的丰乳产品满怀忧虑。
那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刚刚南巡完，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做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做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和所有无根无底的打工仔一样，肖然眼看着钞票哗哗地从身边淌过，却只能靠一点可怜的薪水勒腰扎脖地过日子。雅诗轻兰是出了名的鸡贼公司，每月只给他一千三百元，这在当时的深圳也就是刚刚够花。肖然每月往家里寄二百，给正在读大学的女朋友寄一百，房租三百五，吃饭四百，公交车一百，买牙膏香皂什么的再用去一百多，一到月底就开始心慌，就怕老板趁夜跳墙而去，那他就要挨饿了。
那时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砖瓦满地，泥灰飞扬，天气热得像发酵的烂草，随便嗅一鼻子都是臭烘烘的味道。肖然住在蛇口蓝园，一个喧嚣杂乱、拥挤而闷热的家，楼道里挂着各种颜色的裤衩胸罩，耳边响着全国各地的土语方言，一到晚上，烟尘四起，人声鼎沸，整栋楼都好像要飘起来。
肖然的左侧住着四个湖南来的小伙子，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起了内讧，先是互相问候对方的母系祖先，接着就是噼噼啪啪的武斗，武斗过后，其中一名选手轰然撞开房门，穿着内裤绝尘而去；另一个头顶门框，鼻血淋漓，望着那个白花花的裸体大骂湖南三字经。右侧的房间里住着两个身份可疑的年轻女郎，每天晚上都把脸涂得万紫千红，穿得破绽百出，扭腰摆臀地走过肖然门前，然后消失在深圳繁华的夜色中。
肖然后来一度很怀念蓝园的生活，那种喧嚣混乱、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生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人物都可能出现，就像一出自发上演、没有编剧、没有导演的电影。你是旁观者，但你随时有可能成为主角。
一九九二年的肖然还是个童男子。他女朋友叫韩灵，比他低两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学爱情比后来要纯真得多，避孕套基本派不上用场。
肖然对韩灵的违法行为也仅限于拉手、拥抱和亲嘴，毕业前夜他奋起色胆，一把将她的白色T恤衫从牛仔裤中拽出来，手野蛮地伸进去，击退了韩灵的挣扎和推拒，顽强地向上爬行，两分钟后，那只不安分的手又试图向下做更深入的探索，正闭着眼哼哼的韩灵一下子清醒过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樱桃小嘴大张，在他胳膊上重重地啃了一口。
两个月后，肖然向韩灵抱怨道：“我身上只有三个伤疤，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功劳。”另外两个，一是肚脐，一是手上的割伤，那是他小时候打架留下的，缝了三针。韩灵听完这话后，在电话里响亮地亲了他一下，然后笑着说：“你活该！强奸犯。”
深圳是一个激情充溢的城市，同时也充满了失落感。一个人的时候，“强奸犯”肖然经常会想起那年的午夜游行。那事是他们宿舍的范越惹出来的，他踢球时打碎了保安室的玻璃，几个保安蹿出来骂娘，范越也是个文学青年，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回了两句嘴，大意是“令尊的衣柜里藏着一匹母马，你奶奶的靴子里开满了鲜花”之类。保安们骂之不过，转而诉诸武力，满校园追杀坏分子，范越速度快，东拐西绕地逃回了宿舍，气还没喘匀，五六个家伙踹门而入，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动手，砸碎了镜子，踢翻了桌子，打得范越满头是血。
为这事学校几乎翻了个底朝天，肖然他们贴了大字报，组织了示威游行，举着火把在校园里唱了一夜《国际歌》。就在礼堂门前，肖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他头缠白布，声嘶力竭地喝问：“谁捍卫我们的尊严？谁保卫我们的自由？”模样像个要剖腹自杀的日本浪人。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是啊，白衣如雪，激情万丈，但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生存的经验足以证明：尊严和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每月能不能按时领到一千三百块，这才是生活的关键。
韩灵上个月打电话来，含蓄地表达了对一件风衣的爱慕之情，那风衣价值二百七十八元，“小米买了一件，可好看啦。”韩灵是东北人，从小就会发嗔耍嗲扮娇娇。肖然捏着干瘪的钱包，嘴里一个劲地发苦，像咬破了自己的苦胆，还得硬起头皮假装温柔：“那就去买吧，我马上给你寄钱。”韩灵奸计得逞，心情大快，跟他投诉了半天伙食质量和公寓科的变态大爷，直投诉到华灯齐绽放，月上柳梢头。
每次给韩灵打电话，他都会不顾羞耻地吹上一通，“我又加薪啦”，或者“昨天跟我们老板一起吃海鲜，他亲口说要提拔我”，事实上他进雅诗轻兰一年了，薪水没涨过一分钱，公司的采购部经理是老板的亲侄儿，就算肖然长俩脑袋，也断然爬不到这个位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深圳，你有钱，可以为钱自豪；没有钱但有未来，可以为未来自豪；又没钱又没未来，只能假装自豪。
上周六陪牛侄儿到宝安看了几家纸品厂，这周刚上班，他就收到了十四页传真，光信达印刷厂一家就发了十页，这个猪窝一样的破作坊把自己吹得地下绝无、天上仅有，悠久的历史能一直追溯到宣统年间，财力雄厚得连李嘉诚都自叹命苦。此猪窝的老板姓卫，一个獐头鼠目的潮州人，送肖然和牛云峰出门时，他故意落在后面，趁牛云峰不注意，轻轻拉了拉肖然的衣角，飞快地比了个“六”的手势，肖然笑笑，望着牛侄儿肥硕的屁股，面不改色地大步前行。虽然做采购工作的时间不长，他也明白卫老板的意思：从他这里进的货，有百分之六的回扣。
任何时候采购工作都是一件肥差，那时候流传着一个段子，把各种职业分了三六九等，其中有一句说的就是采购员：三等人，干采购，白吃白喝拿回扣，地位仅次于人民公仆和“扭扭屁股就赚钱”的明星。前些日子公司辞退了一个叫张志刚的采购员，此人前脚刚迈出大门，牛云峰就召集会议声讨他的罪行，声色俱厉地号召大家敬业爱岗，多奉献，少索取，万万不可偷鸡摸狗，“吃回扣的，一律开除！”说得唾沫横飞，脸瘪得像被谁揍了一拳。
下班后肖然跟公司的刘会计聊起这事，说张志刚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这么大胆。刘会计长叹一声，说这家伙才精呢，这三年他至少捞了十五六万，还没落下什么把柄。说得肖然一愣，想起自己每月干巴巴的一千三百大洋，心里一阵失落，感觉像丢了个钱包。
从那以后他就多了个心眼，谁的单他都要瞄上一眼，只要觉着价格有问题，就偷偷记下来，再一一打电话到厂里去核实。这么干了一个月，他就发现采购部的七个员工，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屁股上是干净的，连牛云峰都算上。牛侄儿半个月前买了两台压膜机，一台一万九千八百元，根据肖然的估算，他至少从中黑了一万块——人家厂里的标价才一万六，而根据采购的惯例，这价格至少可以压下百分之二十来。
这种发现让他豁然开朗。这周一上班，牛侄儿就催着他要包装盒的订单，按照公司规定，一份采购订单至少要有三家供应商的比价，他思忖了半天，拿出订单，一笔一画地填写：宝安信达：五毛六分；港厦九原：五毛八分五；蛇口联兴：六毛零五厘。写的时候想起了信达厂卫老板鬼头鬼脑的模样，心里无端地有点失落，不过很快就释然了：与钱比起来，清白又算什么东西呢。
其实肖然很清楚，同样规格质量的包装盒，在东莞的天富厂做，只要四毛八，不过肉牛老板两周前刚跟天富厂吵过架，吵到最后，肉牛捏着裤裆发誓：“丢你老母！以后你的货白给老子，老子都不要！”天富厂的老板乃是吉林省四平府人氏，也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狠人，闻此言勃然大怒，施一招举火烧天式，满嘴白沫地发狠：“丢你姥姥！你出十倍的价钱，老子都不卖给你！”
那时候的商人都很重视气节，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事情在几年后才有所变化。二〇〇一年肖然在圣弗兰克赌船上玩富豪百家乐，旁边有个温州的公仆赢了七百多万，狂喜之余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牛烘烘地向周围的人大派筹码，此事一度传为笑谈，人人不齿，只有肖然笑嘻嘻地拿起了那堆筹码，还向公仆鞠了一躬，说：“谢谢老板，能不能再给点儿？我今天手气不好。”
如果说成功的商人都是天赋异禀的动物，那么肖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填完订单后，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下，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找牛云峰签字，而是把它塞进了抽屉，直到四天后，牛云峰很不耐烦地问他：“那个包装盒的订单还没做好？你怎么搞的？要是误了工期……你还想不想干了？！”
肖然憋了一口气，脸刷地红了，翻腾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薄薄的A4纸，像个老实孩子一样低头认罪，说经理对不起对不起，话没说完，眼泪都像要滚出来。牛云峰用鼻孔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提笔画了押，然后用常德普通话训斥肖然：“你！立刻传给信达厂！真要误了生产，小心你的奖金！”
那是肖然到雅诗轻兰一年来最大的一张单，十五万个包装盒，合计价款八万四千元，交货时间：马上；付款期限：货到后一周内；制单：肖然；审核：牛云峰；总经理审批：牛乔。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烂草的臭味，肖然站在一张“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宣传画旁边，摸着裤袋里鼓鼓囊囊的五千元回扣，财大气粗地告诉韩灵：“我又加薪啦……我给你寄了五百元，够不够？”几个人踢踢踏踏地从旁边走过，他侧身让了一下，对着话筒小声地说：“我喜欢你穿风衣……还有，我爱你……”
打完电话后，肖然付钱上楼，不到两分钟又走了下来，对看电话的老头儿说：“大爷，你刚才找错钱了，少给了我一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