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案”事件以后，我祖父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许是此事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了，虽然他在村里的威信反而更高，他对村事的热情却已消失殆尽，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整日里闭门不出，玩赏玩赏张旭、怀素的狂草，吴道子、阎立本的佛画，吟哦吟哦王维、黄庭坚的禅诗，再不就是翻阅翻阅《庄子》《山海经》《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杂书。到后来干脆提着一只藤匣，负笈云游五湖四海十八省，飘逸于各地的名山大川寺庙道观间。莫说村里的“政事”，连家中的私事也一概不闻不问不顾不管。从此也就开了我家家道中落衰竭颓败之端倪，以致他父亲也就是我曾祖父遗传给他的九十九亩田地，后来由他转交给他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手里时，只剩下七亩七分薄田了。当然，祖父也许直到临死都不曾意识到，他以“败家子”的形象为儿孙们免除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厄运。所以到六十年代，每当我看见或想起那些战战兢兢栗然度日的地主人家时，总禁不住要从心底里由衷地喊出一句：“我的英明的爷爷啊！”
倘要了解我祖父如何把一个村里的首富演变为令当地那些殷实富户那时扼腕叹息，土改后又羡慕得近乎嫉妒的破落户的来龙去脉，不能不追溯导致我家败落的渊薮“同善社”。
同善社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就连当年我们村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也不甚了了。他们除了牢记熟知入了社会受到菩萨保佑师尊蒙庇，可以逢凶化吉，消灾免祸，长命百岁，即使未到百岁就死去也能升入天堂，哪怕轮回转世也会投胎于不愁吃不愁穿的富贵人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以佛为主又杂糅儒道教义的低级秘密宗教。只有到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取缔，每个“善友”按着级别大小分别到指定地点去登记自首并退道时，人们才听说这玩意除“同善社”的大号之外，还有一个别名：“反动会道门”。
我们村的同善社是我祖父从外地“引进”来的。那年他从天台华顶山游历了三个月之后回家，带来一个矮个子的中年驼背。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被祖父奉为上宾，是因为他在同善社里修功积德已到三级“恩职”，成为可以传教讲道并接引“众生”的“引恩先生”。而像我祖父这样一位终生虔诚皈依同善社，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舍财护道的忠实信徒，到仙逝时也只是第二级“恩职”。
祖父一回来，既不和家里人特别是我祖母叙叙阔别之情，也没有好生休息一番，而是陪着那驼背的“引恩先生”满村溜达勘舆一番。到晚上，又请来村里十二个选拔出来的“知名人士”。先由我祖父隆重宣布：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村里要创办同善社，佛堂就设在我家轩子间里，我家将捐出七亩良田以作佛堂开办经费。接着便由那先生讲道，当然主要是宣传人社讲道的好处，一二三四五六七。当下便把大家的心煽得热热的痒痒的。当下便一致要求加入。当下便因陋就简举行“进道”仪式：由那先生神秘地从怀里扯出一块画着一位蓄山羊胡子的号称“南无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统道师尊彭”的“同善师祖”像，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然后由我祖父燃香，那先生领着大家发誓念咒；之后便是拈字，让每人往一只特制的小盒子里抓纸团。按规定若是抓到写着“准”字的，便说明心诚意纯，可以进道；倘拈到“空”字，则说明尚不够格，有待今后继续努力。这次是满堂红，十二人全拈得“准”。于是那“引恩先生”当即宣布大家已是同善社正式“善友”了。
待到人们欢天喜地拜辞而去，我祖父便朝着画像深深一拜，长长地舒了口气，对那先生说：“敝村有福！”
那先生笑道：“佛法无边，善光普照，我早说过扯起招军旗，不愁吃粮人。”
谁知好事多磨。同善社创办伊始，便因着内外阻力，差点关门收摊！
阻力先来自“吃粮人”。首批“善友”只听说人社有好处，待到进道后才知道要想获得好处还需付出代价。况且好处空虚渺茫，而代价却是实打实。不说各种捐款如“护道金”、“供果费”，常常让人破费，就是每天去佛堂念经坐功，既误了农活，本身也够麻烦的了。那些道规戒律，诸如不说谎不落井下石不欺贫抱富不贪不淫乃至不食牛肉不吃青蛙之类，虽不算大事，但真要不折不扣地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尽可以说那些入社者“动机不纯”，“信仰不坚定”，但山里人到底讲现实重眼前。他们虽不懂价值规律，却知道甚是吃亏甚是合算。尽管我祖父和那先生为了再招兵马广为宣传，却依然是收效甚微，非但再没“吃粮人”来投其摩下，连那一打十二个“始作俑者”，也都懊悔起来。尤其是得知我祖母对同善社的态度后，人们更是暗暗盘算，如何找个机会，寻个理由，退出这个不合算的同善社。
我祖母确实反对同善社。个中原因并非如人们猜测的那样，是心疼祖父捐了七亩田。祖母有一位乐善好施的父亲，在娘家就耳濡目染，熏陶出轻视财产的习性，而且终其一生缺乏经济头脑这也是我祖父能任意抛掷家产而未受祖母抵制的原因。
祖母敌视同善社，纯粹是由我祖父引起的。
办了佛堂之后，原本就置家业于脑后的祖父走得更远了。他整日里和那些善友教徒泡在一起，坐功念佛，说教道经，到了入迷的程度。这很使我祖母伤心，而且担忧。尤其是头年我太外公去世，祖母心头更隐隐有着一种失落感。她很怕孤独，更怕祖父不在身边。如今，正是同善社加重了她心中的忧虑。
“小人案”之后，和祖父从热衷村事变为对现实人生看透厌烦相反，我祖母却变得成熟老练了。当年那位危急之中只会抱着我父亲饮泣的弱女子，如今也敢于与命运抗争了！这不：
眼下她就要想方设法把丈夫夺回来！
“这佛堂，这菩萨，我怕。”祖母找到“突破口”，对祖父诉说怕的程度，诸如夜里做噩梦，白天胆战心惊，再说孩子也吓得很。为子女计，就不该再办佛堂。
“我知道，你不喜欢。”祖父淡淡地说，“这不怪你，你娘家就不信佛嘛！”
“娘家？”祖母心里一受刺激，脸倏地一红，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好啦，别说了。不单你，大家都不诚心。我们村没福！唉！”祖父叹息一声，接着又告诉祖母，他已决定把佛堂搬到二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当然仍由他去主持。说完又叹口气：“唉，人家还巴不得呐，人家有福啊！”
祖母终于明白，已经无法收回丈夫对菩萨的虔心了。如果把佛堂办到别村去，那就意味着祖父更要离开家，自己更将被冷落。既然他已如此坚决，那么，与其让他去外面，还不如让佛堂还是设在家里，至少能拴住他的身！
祖母是否听说过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同泰寺，又多次被大臣们花重金赎回，宁可让他在皇宫念经拜佛设祭坛的故事，我不得而知；但我倒是确信，当年“小人案”的教训她是决不会忘怀的。那时如果不是太外公主动送我祖母和我父亲回村去而是按祖父的意见让母子俩逃匿他乡，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于是祖母开始了由“堵”到“疏”的英明的战略转移，一夜之间毅然决然地转了个180度的大弯。她不但同意而且积极支持佛堂继续办在家里，而且自己也入了社。她还为祖父排忧解难。凭着她在“小人案”以后树立的威信，颠着小脚一家一户地串门，劝说村里的妇女们不但支持丈夫，而且自己也要入社进道。她的努力居然起到了祖父起不到的作用。奇迹出现了，村里掀起一股入社的热潮。一年不到，已有一半人加入，而且都很虔诚。在此情况下，我祖父当然就安下心来，再不外出游历，整日守在佛堂里。他也很感激祖母的鼎力相助，不到两年时间，他便“内举不避嫌”，破格保荐祖母从“众生初层”提升到“三层”。
就像顿悟一样，祖母突然发现了自己！如果说“小人案”之后她的受人尊敬是依靠于她的娘家父亲，那么现在却完全是靠了她自己！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而这价值在她娘家无人之后便显得更宝贵更重要了！
这状况一直保持到我母亲来到我家。
我母亲是父亲的续弦。她的前任是难产死的，在生下一胖儿子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之后不到半分钟就咽了气。我那在镇上教书的父亲一年之中足有三百天沉浸在悲痛之中，还写了一百五十首悼亡诗以纪念亡妻。但他的父母特别是我的祖母却为再娶儿媳而犯愁。这确非易事。首先，和蒸蒸日上的同善社相反，我家的经济已是每况愈下。尽管祖母不重钱财，但也知道娶媳妇要钱，何况当时也不曾提倡节约办婚事之类。此外，毕竟是续弦，且还有一个前妻所生的“现世宝”，谁肯来做后娘？所以，祖母“内定”的媳妇标准只好降格以求，不望名门淑女容貌标致嫁妆丰厚，只消品德贤惠就是了。
不曾想天上降下个好媳妇！且不说我母亲各方面条件大大超过“内定”标准，单从那十八抬满满当当的嫁妆就足以知道其娘家是怎样的人家，更莫说那些藏在珠宝箱里面的金银细软了。到了六十年代米比黄金贵的困难时期，靠了我母亲陪嫁的金戒指、银手镯、铜火缸、锡尿壶偷偷地兑换大麦、玉米，我家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月的饥荒期。更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我外祖父是奉化县里叫得出名的宿儒，而且眼下在南京军政部做事，据说和当时的“今上”还是少年同学呢！尽管毕业于宁波城里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效实中学的我父亲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但在第一次拜见那位北京大学首届毕业的岳丈时，他还是吓得讷讷不敢则声。我祖母呢，干脆怀疑那将要过门的新媳妇不定有什么身体上或品格上的缺陷，或者至少能力不强不善理事。不然，如此显赫人家的闺女何以肯屈尊做填房？
祖母当时不可能知道我母亲“屈尊”的原因。我外祖父虽然学富五车，但同时又深信阴阳八字术数。他确信我母亲“命硬”，只能嫁给同样“命硬”的丧偶男人做填房才能平安幸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祖母的担心纯属多余。家母不但相貌不差，身体康健，至今年届耄耋仍耳清眼不花。窃以为其智商能力甚至在先父之上，品德更是无可挑剔：公婆处是个孝媳妇，丈夫处算得上贤妻子。尤其可贵的是，在那个前妻所生的儿子面前，她也堪称少有的好后娘。至于干活做事，更是任劳任怨，里外操劳。不久，她就赢得村人好评：看她品德修养是大户人家调教出来的小姐，看她吃苦耐劳却让人误会是贫寒人家磨炼出来的闺女！
惟一也是最大的不足处，就是不人同善社。
那时村里的同善社正红火闹猛。我祖父还在实施“全村一片‘善’”的宏伟计划。作为佛堂主家，我家自然早已“全家皆善”了。按说新媳妇也不能例外。我母亲却偏偏例外。这无异是塌了作为佛堂主持的我祖父的台。不过凭他的身份和性格，是不宜也不愿亲自去劝说媳妇的。于是这任务便天经地义，责无旁贷地落在他儿子身上。
这可苦了我父亲。他知道我母亲不肯人的原因，也知道她不是随便能劝说得了的。无论从哪方面比较，现妻都和前妻不一样。更何况，从感情上从道理上，他都理解并站在妻子一边。他虽然在组织上入了社，却从未在思想上真正入社。他常常违犯戒律，在外面吃牛肉，可见其心不纯不诚。但他又不敢得罪我祖父，而且不敢说出我母亲不肯入社的原因。在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际，和一切性格软弱犹豫迟疑的人在碰到棘手问题时通常采取拖延办法一样，我父亲硬着头皮对他父亲说了不少诸如新妻子不习惯不适应之类不着边际的理由，表示过些日子让她习惯了适应了一定动员她加人。
不知我祖父是真的轻信了我父亲的话，还是由于毕竟修功较深，知道入社自愿，不能强迫，不得不对媳妇采取宽容政策，反正祖父是同意了父亲的要求，尽管那同意有点勉强。
可是我祖母却不同意。她无法容忍新媳妇是个“社外人士”，哪怕暂时也不行。而且这不单是人不入社的问题，而是······而是什么？似乎说不清楚，反正是一个大问题，所以非得让她参加不可。对此，祖母颇有信心，既然当年自己能劝说村里人，难道如今就奈何不了媳妇？媳妇总归是媳妇，不听婆婆的话不行。那死去的第一个媳妇不是开始也不肯人社，后来又乖乖地主动要求加入了吗？不过现媳妇和前媳妇似乎有点不一样，对付的办法，当然也不应一样。何况现媳妇其他方面都无可挑剔；所以更不能压服，至少应该“先礼后兵”······
于是我祖母以极大的耐心和相当委婉的态度开始了对我母亲的劝说工作。在说了不少同善社的好处之后，她又不惜现身说法，讲到自己开始也不信后来入了社才真正体会到好处等等，还说得挺有感情的。
可惜祖母说这些话纯属多余。我母亲不肯入社并非由于信仰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她从小就深受佛教熏陶，常常听我那精通梵文的外祖父讲解“高皇”、“妙法莲体”、“金刚”等经，
以及“大悲心咒忏法”和“五灯会元”等佛禅精义，而且好多都能背诵，可说是深得要旨。正因为如此，她听到佛堂里那些善友们念经时只是翻来覆去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感到滑稽可笑；而在看到同善社居然把玉皇大帝瑶池老母太阳菩萨关帝圣君灶君菩萨观音大士也一股脑儿扯在一起崇拜祭祀时，她更觉得是糊弄瞎搞，所以很是看不起。当然她不入社的最终原因也并非只是看不起，而是看不惯家里的境况。
斯时我家的境况很有点像中国历史上谈玄说佛峨冠博带的魏晋南北朝，看起来显赫昌盛，香烟缭绕，内囊却尽上来了。除了佛堂兴隆，家里百事丛脞。数不尽的善友道客迎送应酬，名目繁多的捐资没完没了。可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一人教书外，别的人全吃闲饭，人不敷出，于是便卖田，卖田，仿佛有卖不完的田似的。谁也不心疼，只是一味沉湎于佛堂，迷恋于修功、“升层”。
如此下去，好端端一户人家不败光才怪！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又无可奈何。她毕竟是个不曾当家的新媳妇，难挽大厦之将倾，惟有洁身自好，不入那祸家殃民的同善社。
母亲毕竟是个很有涵养的贤媳妇。眼下，听着婆婆的劝说，她心里虽然又气又好笑，但还是没吭声。反正你说你的，我不入就是了嘛！要不是后来祖母说着说着说到我的前母，我母亲一定会一直不坑声的。
祖母搬出前媳妇无非为了教育现媳妇。她说我前母开始也不肯入，很被村里人看不起；后来想入了，几次抓纸团总是拈到一个“空”字。幸亏去世前不久，好不容易才拈到“准”字，不然死都难以瞑目的。言下之意，一是迟入不如早入；二是入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错过机会，懊悔莫及。
母亲实在听不下去了。她听我父亲说过她前任的事。我前母的确是在村里和家里人的压力下才被迫入社的。那个驼背“引恩”甚至威吓说，作为佛堂主家的一员如果不入社，死后都不能和家人同葬。可后来她的死偏偏又和同善社有关。在当时，一般的难产已不是绝症。镇上就有妇科医生。即使当时我父亲不在家，祖父母也知道该请医生。可正巧那天有一位级别很高的“护法”先生由那驼背的“引恩”陪同前来村里“视察”佛堂。那个“护法”自称能治病祛邪，还说同善社的善友生病应用同善社的办法医治。于是作法念经拜师尊抹香灰地忙乎起来，硬是耽误了两天两夜，使我那才二十岁的前母含恨死去！
“你们害死了她！同善社害死了她！她死都不瞑目！”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原本藏在心里的对同善社的不满全都喷发了出来。“别再来害我了！我不入社！能上天成仙我也不入！”
祖母愕然。她望着我母亲，仿佛不认识眼前这个儿媳妇似的。她委实想不到平素贤良恭顺的媳妇会用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对她说出这样的话来。她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努力压制着自己，仍然用一种长辈对后辈的关切口吻说：“我也是为你好。你别把话说得太死。今后还得做人，要懊悔的！”
“我不悔，我死也不悔！”母亲索性一杆子插到底，“大不了，死了不葬在你们金家，叫我娘家人把我抬回去！”
说毕，头钻进自己房里，也不曾留意祖母发僵的脸。反倒像是出了一口怨气，心里觉得畅快了不少。
可是当晚，父亲回来说是祖母病了。
“病了？白天还是好好的，还劝说我入社呐！”说着把经过说了一遍。：
“唉，你也是，”父亲嗔怪道，“我好不容易和爹说好，让你暂时不入，拖拖······”
“我本来就不想入，永远不想入！”母亲坚决地说。
“那你也不该说出使她伤心的话啊！”父亲说，“怪不得她难过得病了。”
“这怎么怪我？她才使人伤心呐！”母亲说，“连死人都不放过，做你们家媳妇就这么不值钱吗？反倒是她伤心！”
“你是伤了她的心嘛！”父亲说，“她娘家没了人，可你说什么死了抬回娘家去，那不是伤了她的心？”
“哦，真的，这我倒没想到，”母亲忽然懊悔起来，“这是我不好了！虽然我是无心那怎么办呢？”
“我看你干脆入了吧，反正应付一下，也算是给妈一个面子，挽回一下。”父亲说。
“那不行！”母亲毅然决然地说，“我宁可在其他事情上顺着她。可是要我入社，那不可能你怎么也劝我入了？如果连你也逼着我，那我现在就回娘家去，不必到死了以后······”
“好啦好啦，别说了，我也是为了你好！”父亲说，“我怕你今后难做人。”
“我不在乎，什么也不怕！”
自此以后，我祖母和我母亲的关系显得微妙多了。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孝敬祖母，而且服侍得更加周到。她确实为那句无意中说出的“伤心话”而负疚，以后再没有说过任何足以引起祖母为娘家无人而伤心的话。祖母呢，当面也不再说要媳妇入社的事。但谁都看得出来，她是耿耿于怀的。而且，这并不说明就此平息下来。果然如我父亲所说的那样，对母亲的压力终于来了！这大多是指桑骂槐冷嘲热讽。每次举行佛事后，同善社的社员们特别是那些善女便聚在一起议论。这时，我母亲如果在附近或者路过，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阿婶，你修功修得好啊！总能受菩萨保佑呐！”
“哪里哪里，我们都是师尊名下的姐妹，都可以得道的。不像那些不肯入社的人，才会下地狱、落油锅！”
对此母亲虽然不怕，不在乎，但听得多了，心里难免气愤不已，却又没地方可以倾吐村里人都对她很冷淡，避之惟恐不及。
有一次回娘家，遇上我那在南京做事的外祖父也回家消夏度假，实在憋不住，才说起在夫家的苦处。
“有这样的事情？”听了女儿的诉说，一向总是教育我母亲要严格地遵循妇人之道的我外祖父也勃然大怒了：“隔日我给你们县长写个状子，干脆把那妖堂妖社给封了！”
并非外祖父在吹牛。且不说他在军政部做事，单凭我们县的县长是他的学生，他就有力道这么做。按公理说来，也是可以这么做的。现在人们总以为那些反社会道门在当时可以畅通无阻，其实并非如此。在任何时代，那些民间流行的邪教会道组织，十有八九是不为当局所容的。这不但因为它总是教人迷信荒误生产生计，更危险的是它一旦被人利用，很可能成为危害当局的政治力量。历史上“太平道’’、“五斗米道”、“明教”、“白莲教”、“天理会”、“拜上帝会”等等无不如此。同善社之所以能和“一贯道”、“悟善社”、“五教道院”一样在民间盛行不衰，并非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而是因为当局无暇顾及，管得不紧罢了。倘若有人认起真来，是可以查封捣毁的。更何况时值抗战，国难当头，前方将士浴血奋斗，后方刁民却妖言惑众，理该扫荡铲平！
可听我外祖父这么一说，母亲却慌了：“使不得使不得！阿爹你万不能做这事。我终究是那边人，以后还要在那边做人哪！”
“罢罢，我也说的气话。”外祖父说。“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唉，也怪我当时没弄清楚，竟是这样的人家，如今害你受委屈。当然，你也不用怕，好歹袁家还有人。”
这以后，我母亲再不敢向娘家诉说夫家的事了。她怕娘家人记挂，所以只是一味忍受。再大的委屈，再难听的讥讽，她都忍住了。只有后来波及到孩子，她才真忍不住了。
仿佛故意为难她似的，我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女儿。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加上牵连到同善社，便显得有点复杂了。先是有人说，这是报应，谁叫她不入社？对此母亲忍住了，让她们说去吧！也怪自己不争气，没能生出儿子来。接着又发生了孩子间的事。由于我母亲没入社，我那三个姐姐自然也没人。而我的大哥，就是我那可怜的前母用自己性命换来的儿子，却是一落地就入了社的。仗着祖父母的宠爱，又凭着自己胯下有只“小麻雀”，便常常欺侮三个妹妹，说她们是“没入社的娘子爿”。对此母亲气得不行，但因为自己是后娘，还是强忍着把这一口气咽了下去。直到那一年九月十五“龙华会”，同善社聚餐会上由孩子引起的风波，才逼使我母亲公开扯起反抗的大旗，从而导致一场复杂、微妙而又背景广阔的较量。
“龙华会”是同善社祭拜瑶池老母寿诞的盛会，按规定每个社员捐了供果后就可以去吃一顿。会餐在我家举行。我母亲固然不能人席，但因为是主妇，也得在厨房张罗帮忙。为防止三个女孩人小嘴馋不懂事而让人笑话甚至欺侮，母亲把她们关在自己房里。不料我大哥偷偷打开关着他三个妹妹的房间，把她们领到了酒席上。年仅八岁的大哥此举究竟是有意捣乱还是无意逗乐，抑或出于对妹妹的关心和怜悯，那就不得而知，也许永远是个谜了。可是在当时，我母亲刚刚得知此事，便已听见三个女孩的哭声和祖母的骂声。
“没入社的娘子爿，也配你们来吃？快走，别冲了瑶池娘娘的喜啦！”
我母亲的胸膛里猛地升起一股火焰。她咬着牙跑出厨房，疯也似地拉过三个女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每个女孩的屁股上平均打了三个巴掌。打毕，又紧紧地把她们揽在怀里，就像母鸡翼下护着可怜的小鸡似的。
“我们不吃这个饭！我们有地方吃饭！我们可以吃得更好！”母亲大声地说着，带了三个女儿走进房里去。
第二天一早，母亲带了我三个姐姐，雇了一顶棉轿，不声不响地离了村。
祖父母对媳妇的不辞而别终于担起心来，连忙派人把在镇上教书的我父亲叫来，要他赶快去我外婆家。
父亲去了。第二天他独个儿回来，抿着嘴板着脸，啥话也没说，只交给我祖父一封信。祖父一看信封上“中华民国军政部”的铅印大字，先是吃了一惊，待拆开看了信，不由得脸都白了。好半天才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回信，交给父亲，又叮嘱几句。次日，我父亲又去了我外婆家。又过了两天，两顶轿子把我父亲母亲和我的三个姐姐抬回家来。
从此后家里就太平了，祖父母再没提要我母亲入同善社的事，也没人对我母亲冷嘲热讽，相反对她很是恭敬。同善社也照常办下去。双方似乎达成了默契：井水不犯河水。不管怎么说，这场风波以我母亲的胜利而告结束，因为一直到解放后同善社被取缔，我母亲始终是个“社外人士”。
我母亲感到很是自豪，常常以此来教育我们：做人要有主见，有志气，自己认为不对的事不能违心做，要坚决顶住，等等。我当然也很钦佩她这种反抗精神，觉得单凭母亲抵制同善社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她不是巾帼英雄也是个女中豪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渐渐感到母亲之所以能不入社，除了她坚强之外，似乎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当我后来听村里一位老人说到当年由我父亲往返传递的两封信时，我这疑窦更强烈了。于是我便问母亲，那次她大闹“龙华会”后回娘家，外公叫父亲带回的那封信是否带有威吓或者至少也有点警告的意味？我母亲像是听到一个荒诞的传说，连连摇头说。“哪有什么信？那次我回家没见到外公。他在南京，怎么会叫你父亲带信？再说你外公决不会做这种事。我也不会让娘家人给我撑腰的。”
母亲的话仍没能解除我的疑虑。前不久，因为要写我外祖父的传记，我去找小舅父收集材料，顺便问起这件事，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小舅父笑着说，“当时的确有信，但不是你外公写的，而是你爸和我还有你大舅父商量后，仿照你外公的笔迹口气写给你祖父的，套上了军政部的信封。这事你母亲也不知道，知道了她会阻止的。我们更怕她告诉你外公，他会生气的。”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紧接着又问信的内容是什么，包括我祖父的回信。“早忘了，”小舅舅说，“反正是这么个意思，你也想象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