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的英宗皇帝回到北京的这一天，他就给我们这个新的王朝投下了阴影，没有人会忽略身在南宫的他，在人们的心中南宫的他才是正统，而乾清宫的这个人只是一个窃者。
文官们所力推的代宗登基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稳定局势，反而在英宗回来后使得局势更加的微妙和复杂化，因为一个居住在南宫的前任统治者就像一根跳动的引线，那些不安分之人一旦利益受损就会抓住这根引线点燃它。但不管怎样，景泰初年一切还是在和平下进行，它由宦官、武将、文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体。
如果你认为王振死后，大明王朝从此就摆脱宦官政治，那么你就错了，王振的位置正在被兴安所取代。兴安是宣德时代的高级宦官，正统年他曾经在司礼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跟其他高级宦官一样，他们的位置都被后来居上的王振取代，如今王振已死，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兴安占据，但他无法像王振那样压服四方，他能做的更多是在与其他群体的激烈碰撞中求生存。
不仅如此，景泰年宦官对军队，尤其是对京营依然有着极强的控制力，曹吉祥和刘永诚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跟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宦官并不仅仅是做为督军而存在，他们的身份就是将军。他们能够独立领兵作战，他们思维缜密、视野开阔、熟悉山川地理、看的懂军事地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战功。曹吉祥早年曾独立带兵前往云南作战和福建平叛，而刘永诚在永乐时代就三次跟随朱棣远征漠北，宣德时期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弘治时代73岁的刘永诚还在负责京营的训练，面对这样的人帝国无人会否认他们的将军身份，即使他们是宦官也是如此。虽然宦官统领了军队，尤其是统领了京营和禁军，但我们这个帝国不存在地方军阀割据情况，这也就使得宦官无法像晚汉和晚唐那样废立君主。
曹吉祥和刘永诚虽然属于宦官，但毫无疑问他们属于武官体系，除此之外还有石亨，这位大同败将被兵部尚书于谦委以重任。
除了这些武官们，文官集团开始成为一个优秀而稳定的团体，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三杨政治的特点，那就是老成而低调。吏部尚书王直是领头者，他能够为国家选择清廉而干练的官吏，在土木堡之变后的危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一直是接回英宗最主要的主张者；除此之外还有兵部尚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他挺身而出，调动人力、物力保卫北京，并将代宗扶上帝位，在稳定人心、展示天朝国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如今的于谦还要承担京营的改组任务；还有出使瓦剌，清廉、正直的杨善、李实都在察院工作。
景泰政体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政体，它既没有像王振那样能够压服全局的人，更没有像三杨那样能够说服全局的人，它更像是一个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走在一起的一个松散联盟，更为糟糕的是它里面混进了三个声名狼藉的人，他们是曹吉祥、石亨、徐有贞。在此种情况下景泰联盟面临随时破灭的危险，而我们的代宗皇帝对此却没有规划，他只是带着我们的帝国沿着正统的惯性往前走。
景泰初年我们的帝国面临着三件事，一是如何从南方叛乱中抽身出来，二是如何通过水利工程解决黄河泛滥问题，三是如何对土木堡事件中暴露出问题的京营进行改组。
云南的麓川战役已经由老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完成，此刻他正在回京的路上，由于王骥属于英宗派系的人，此刻御史正在弹劾他，但当他到了武昌的时候恰逢湖广的苗民和瑶民叛乱，王骥又挂印平叛。而此时浙江、江西、广东一片的农民起义已接近尾声，这些都使得景泰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负责治理黄河的就是那个在土木堡事变后主张南迁的徐有贞，他是一个既习儒学又习阴阳学的人，阴暗是他的特点，但才华也是他的特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术数也是他擅长的。他挖了一条沟渠将泛滥的河水引入大海，他沿着运河两岸开凿了水库防止泛滥的河水和泥沙阻塞运河，他设计一个灌溉体系使得山东的数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通过这件事证明了徐有贞的非凡才能，土木堡事变后笼罩在他头上的阴霾被一扫而光，他又是以前那个徐有贞。
从土木堡之变中暴露出我们军队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战时军士之间互不熟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要从永乐年间说起。永乐时期为了征伐蒙古，太宗皇帝长驻北京，从全国的卫所抽调军队组成三大营，这就是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遇到有战事的时候再从三大营中抽调士兵组成征战部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作战的时候兵与兵之间，将与兵之间互不熟悉，影响了作战的协调性与团结性。大明与瓦剌恢复和谈后于谦便开始着手处理此事，于谦将三大营改组成十个团营，每营设都督、都指挥、把总、队长，作战时以营为单位，而不是采取抽调的方式，剩下的士兵仍编入三大营承担京城的防务。对于十个团营由宦官、武将、文官共管的方式，文官统军一定程度上会增大文官的权力，但它也能够防止宦官和武将统军带来对军士欺压、驱使等腐败问题，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军队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我们这个帝国不可避免的需要文人插手军事管理。
虽然景泰王朝一切都从一年前的那种乱糟糟景象中平静下来，但我们的代宗皇帝平静不下来，他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废掉皇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这又是一件跟儒家礼法不符的事情，对于继任人的确立或废立问题是比现任君主的变动更令人敏感的事件，因为我们这个帝国对于未来关注的更多。
这一不合礼法的事情出人意料的得到了大多数士大夫的支持，少数反对的人也只好在心中排斥之，这一事例表明时至景泰年我们的士大夫们仍然没有恢复或形成他们独立的操守，皇权依然强大。虽然代宗在废立继承人的问题上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裂痕已经产生，表面的平静下不安在加剧，野心家开始蠢蠢欲动，敏锐的人也开始不动声色的观察。
景泰四年我们的新太子死去，代宗皇帝如遭雷击，他虽然不到四十，但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从这一刻起他的身体就开始差了起来。他也许已经预见了结局，但只有束手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时局已经微妙到了极点，空气在凝结，再傻的人也能捕捉到那微妙的气息，但这些久经宦海的饱学之士们却仍在谨小慎微、仍在患得患失，机会就摆在眼前，一旦你抓住了，或许会丢掉性命，或许会伤残，但你会青史留命。
御史钟同是江西人，的确，帝国大部分的知名人士都来自江西。御史的父亲钟复是宣德朝进士，跟正统朝翰林院侍读刘球不仅是同乡还是好友。时值宦官王振擅权，众大臣敢怒不敢言，刘球愿意充担这个历史的重任，但他想让钟复与他一起上书，钟复的妻子听说后便对刘球斥责道：“你想找死为什么还要连累别人。”如此，刘球便独自上书痛骂王振，王振将刘球关进了锦衣卫诏狱，被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打死，尸体被肢解。虽然钟复逃过一劫，但不久却亡故，其妻叹曰还不如让钟复跟刘球一起死去，以落得一个忠直的美名。
年幼的钟同一直敬佩像刘球这样舍生取义的士子，他同时也为父亲没有走刘球的路而深深遗憾，他发誓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景泰五年，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太常寺少卿廖庄、礼部郎中孟玘相继上书要求代宗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三人皆被杖责，钟同当场被杖毙，后来钟同的牌位被供奉在家乡吉安永丰县的忠节祠中与刘球牌位在一起，钟同真的实现了当初之志。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朝中其他重臣如王直、于谦、胡濙、王文也私下里向景帝进言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但都被景帝斥退，这些重臣也是无可奈何，历史似乎又滑入三杨时代，后世又像责备三杨那样责备王直、于谦无所作为。实际上老臣、重臣跟年轻后辈思维方式不一样，年轻后生可以一死博忠名，但老臣、重臣需要对政局的稳定负责，实际上此时代宗已经不信任于谦了。我们的于少保已经是如履薄冰，他的亲信、部下开始与他避嫌，他的处境就像当年的刘伯温一样，于少保独立的操守似乎不适合这个官场。
我们的皇帝此刻已经患了焦虑症，虽然处罚了三人，但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人们不说，但那种无声的语言已经告诉皇帝他们想说什么。南宫的哥哥已经在那里跟自己的嫔妃生了几个儿子了，而自己虽然整日忙于床第之事，却仍是一个也没有。在这种煎熬与折腾中我们的皇帝终于病倒了，景泰八年的形势似乎已经到头了，元旦过后众大臣去看望朱祁钰被司礼监太监兴安挡在了门外，兴安双手做十字状告诉众臣僚皇帝只剩下十天时间，兴安对众位大臣说道：“诸位都是股肱之臣，不能为社稷出谋徒来问安有何益处？”
众人明白兴安的意思，那就是抓紧安排立储的事情，各部的堂官都参加了左掖门会议讨论立储的大事，虽然大多数官员都赞同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众人还是要征求皇帝的意见。
景帝将立太子一事否决了，只提到十七日举行早朝。这件事情传到了石亨的耳朵里，他很失落，一旦景帝驾崩，众大臣拥戴朱见深成功，那么就意味着自己在这场立储中没有丝毫的拥戴之功，这么些年来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如今的自己还要小心翼翼，那把刀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砍到自己身上。石亨知道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立储中发挥作用，凭借自己一人做不了此事，必须另找他人，找那些跟自己一样居心叵测而且利益受损的人，他找到了曹吉祥、张车兀、杨善、徐有贞、罗通，这些人皆对石亨的想法表示赞同。在这五个人中，张车兀和罗通是跟随石亨一起掌管京畿十团营的，皆是手握重兵之人，这五人除了杨善外其他人考虑的更多是权益，而杨善是真心希望英宗复位。
不仅如此，曹吉祥还进宫就此事取得了太后的同意，太后本就倾向于自己的亲生儿子朱祁镇。此事到了此时已再无悬念，政变的人不仅掌握着军队而且还征得了西宫的支持，只有几个按照儒家礼法行事的儒生被蒙在鼓里。其实到了这个时候石亨等人即使公开行事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他们更希望把这样的行动演变成一次秘密政变以显示他们的功劳。
这边群臣仍是心急如焚，十六日清晨众人又聚在一起，最后商议结果还是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写成草案打算第二天早朝时递上去。
大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等人冲进南宫，将朱祁镇扶上了皇位。我们的英宗皇帝在离开皇位七年零五个月之后终于回归大统，即位诏颁布后英宗于当日下令逮捕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王文以及兵部尚书于谦。英宗北狩一年，幽禁七年，他以极大毅力熬过了这近八年时间，仇恨在他心中慢慢积累，当也先带着他来到北京城外而不得进的时候，他在心中已经把他的弟弟和他的那些支持者判了死刑，尤其是这个王文，在众大臣皆主张接自己回来的时候是他表示了反对，也是这个王文在众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他又表示了反对，朕不想再见到他们。
英宗的复位又是一件违背儒家宪法的事情，按照儒家宪法，皇位只能向晚辈传，断无向长辈传之理，所以为了显示自己复位的合法性，景泰皇帝年号必须要抹去，既然景泰政权为非法政权，那么促成这一政权诞生的王文、于谦也必须被处死，这样才能名正言顺。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英宗复位五日后，王文和于谦被处死于西市，围观的百姓莫不落泪。于谦大义凌然、毫无惧色，也许当他提出立郕王为帝的时候他就预料到了这种结局，但为了江山与社稷他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于谦此生已无遗憾。
正统十四年的往事，朝堂上的奋然而起，北京城美妙的时光，同仇敌忾的动人场面，对于于少保来说，一切都宛如梦中之梦。
英宗复位后，朱祁钰又恢复了他的郕王称号，不久他就死去，他完全失去了他的正统性，在这深冷的皇宫里已经无人再记起他。
朱祁钰的母亲是汉王朱高煦宫中的宫女，在王宫沦陷的时候被朱瞻基带到了北京，瞻基看中了这个女子便临幸了，后来此女生下了朱祁钰，朱瞻基将母子二人安置在了宫外。汉王宫女的身份使得母子一直以自卑而又尴尬的状态活着，这些都养成了朱祁钰自卑、城府而又优柔寡断的性格。
土木堡之灾后当众人都让朱祁钰出来做主的时候，他故作推辞以显示他的姿态，他甚至对权力表现出了极端恐惧，但这些都随着他的皇位稳固后而化为乌有。朱祁钰不想让朱祁镇回来，但他也不敢明目的反对，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他还是命杨善接回了他的兄长。朱祁钰让他的兄长跟他的嫔妃还有儿女生活在一起，他对待他还算不错，甚至在有人建议将英宗之子移出京城的时候他还对此人进行了呵斥。除了对待英宗身边的两名太监以及上书要求他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几个人比较苛刻外，他待人还算宽厚。景泰八年一切都在平淡中度过，最终尘封在历史之中。
朱祁镇又重新回到了这里，他改元天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天，但这一天真的来了，他很感激那些扭转他命运的人，对这些扭转他命运的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理想。政变的首席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封为武功伯；石亨晋升为忠国公；曹吉祥为宦官首脑；杨善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他们的追随者也各有赏赐。
我们的天子似乎又在走懵懂、任性的老路，但这至始至终都是表象。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隐藏着幕后，让王振冲在前面，当他在塞外北狩的时候他的表情尽量做到平静如水，他甚至懂得如何跟这些瓦剌人和平相处，以取得他们信任与好感，他的内心不再有懊悔，只想一天天坚强的活下去，如今的他再次君临天下，他已经没有任何依靠，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躲藏在后面，他要独自面对这个帝国，独自去对付他的臣僚，他的辣手也逐渐显露出来。他不会信任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发生他不会再感到莫名其妙，他不会因为某些人拥立了他而对这些人感恩戴德。
大规模的清洗并不是仅仅杀了王文和于谦了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这八年中，那些不替自己开城的人，那些不主张议和以迎回自己的人，那些说自己儿子闲话的人，那些侮辱、轻视自己的人都要一个一个找他们算帐，事实上这些不用自己费脑子一个个去想，下面的人都替自己记起来了，自己所做的就是勾对就行了。天顺元年从宦官到文官，从京城武将到边关武将，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没爵位的皆是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免职的免职，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为之一空。当然了那些替自己说话的人，甚至为了自己的名誉而身死的人也是要陆续追封或奖赏，这些也当然有人替自己罗列名单。英宗的爱憎分明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八年的屈辱、隐忍终于是出了一口恶气。
景泰年间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推倒重来，就连于谦设立的十团营也被废掉，重新成立了三大营，而这三大营仍然由石亨、曹吉祥掌管。此时的石曹已经是飘飘然，他们对于权力的贪恋达到了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们的天子对徐有贞、石亨、曹吉祥早就有了考虑，他借这三人之手清除掉那些跟自己若即若离的人，然后给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很高的荣誉与权力，让他们行为出现偏差，然后再来收拾他们。石亨与曹吉祥果然如此，他们不断把手伸向各部衙门，安插私人，甚至想控制内阁。天顺元年还没有结束，英宗就已经酝酿除掉石曹。他首先暗示内阁大学士徐有贞和李贤弹劾石曹，徐有贞、李贤不仅没搞倒石亨和曹吉祥反而败在对方的手里。此时的英宗明白倒石和倒曹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他需要石亨和曹吉祥犯更大的错误，他同时也明白一个问题靠这些文臣是倒不了石亨和曹吉祥的。为了安抚石亨和曹吉祥，英宗反而将徐有贞、李贤降职外放，这些皆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之策略。如此同时，英宗开始改派大批锦衣卫对石亨和曹吉祥进行布控。天顺三年英宗终于收网，八月份石亨的侄子石彪被锦衣卫抓捕，在锦衣卫诏狱中石彪抗不住酷刑开始咬向石亨，随即石亨被撤除一切职务。英宗对石亨的监视并没有撤除，校尉们仍在暗中监视着石亨的一举一动，天顺四年元月，石亨因为说了一些牢骚的话被锦衣卫侦知，英宗下令将石亨关进诏狱，石亨最终死在诏狱。
处死石亨只是一个开始，英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曹吉祥，曹吉祥对此也是洞若观火。曹吉祥非常后悔拥立了这么一个君主，他更后悔没能及时跟石亨联手发生兵变，如今只有自己一人独自应对这个局面。他知道有无数只眼睛盯着自己，自己的府上也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线，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着自己喘不过气来，无论自己再小心翼翼还是难逃一死，索性来个鱼死网破，说不定还有生路。
此时曹吉祥的手上已经掌控一部分禁军，虽然天顺元年石亨、曹吉祥气焰嚣张，但英宗始终没有将全部京营交其手里。天顺五年七月二日曹吉祥率领五百蒙古降兵由自己的义子和侄子们率领作为外援，自己率领内城京营作为内援打算一鼓作气攻占皇宫，谁知蒙古降兵中已有皇帝的眼线，此人密报了一切，英宗急令关闭九门，就在大内将曹吉祥抓捕。此时曹吉祥义子曹钦、侄子曹铎正率全副甲胄的武士沿长安街奔来，各部平叛军士也赶赴前来，双方在长安街上激战一整天，曹钦自尽，曹铎被杀，众军拥入曹家宅地，男女老幼尽皆被屠。
至此正统末年、景泰年间的所有朝臣尽皆散去，有的是因为年老而致仕，有的是因为一些事情而被诛杀，还有的是被贬黜，整个朝堂为之一空。英宗皇帝本不希望如此，实乃因为1449年的土木堡事变改变了上层的政治结构平衡，从一个不平衡的政治结构达到一个新的政治平衡结构的确需要一个调整期，这个过程是复位后的英宗亲自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宗的御人能力。的确，在某些方面他显示出了比宣德皇帝更凶狠的手腕。在老一辈的勋贵和文臣在土木堡集体埋葬后，帝国已经没有再可以帮助他的人了，他依靠的是自己处理了该处理的事情，这个时候他才三十几岁，这在别人也许还在为太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帝王却已经历了人世的沧桑，虽然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令他的内心再起波澜，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保持一颗纯朴的心。
我们这个皇帝依然是一个善良的人。
英宗复位后经过两次清洗帝国的整个官僚中枢为之一空，面对空荡荡的朝堂我们的皇帝没有表现出不适的感觉，他正逐步发现和任用一些品行优良、勤于政事的官吏，这些官吏都跟皇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于镇压曹吉祥叛乱的官吏皇帝也没有给予很高的封赏，这些都使得经过曹石兵变后的天顺王朝能够保持政治清明的状态。
无论是李贤，还是后来的岳正、彭时、吕原他们都与英宗保持了默契的合作，经过从正统到天顺年间的三场政治地震，如今的阁臣们已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们不再像王振、徐有贞、曹吉祥那样跋扈，也不会像三杨那样发挥中枢的作用。无论他们如何勤恳办事，无论他们如何令英宗满意，君臣之间已经再无法亲密无间。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皇帝由于长期的足疾导致病毒侵入体内与世长辞，按照周岁计算此时的英宗36岁，不到37岁，对比现代的标准他还处在青年期，但我们的皇帝已经历经了人世间的太多沧桑，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再到天堂，对于我们的皇帝来说天堂与地狱已经没有区别，他需要的更是一种心境，在追逐这种心境的过程中我们的皇帝获得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
从1436年至1464中国的政治滑过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普遍被后世认为是明王朝一个动荡时期，因为这个时候的明王朝面临着民族危机，发生了皇位更迭问题，还有一系列人事上的非正常变动，但我们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考虑，这二十八仍旧是沿着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运转，大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外部动荡更理性的讲只是草原跟农耕的一种例行性碰撞，只是由于一些偶然性事件使得这种碰撞被放大。皇位的更迭和中枢的变动也是在紫禁城内进行，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波及，更多的人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大的外患并没有发生，但一个不能令人忽视的内忧却在悄悄成长，这就是流民问题。
正统五年是正统年间的一个分水岭，随着太皇太后张氏的离世，王振正式走向前台。后世多责备英宗昏馈，三杨无所作为，但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王振在某种程度上是实行皇帝的意志。已入暮年的三杨已不具备领导中枢的能力，王振除了跋扈以外，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不仅如此，正统朝王振还有一些亮点。他禁止宦官出去采购、骚扰民间，解决了宣德朝的一大弊病，他对流民问题、侵占田地问题、皇帝的教育问题、宫中礼仪问题、帝国的安全问题也倾入了更多的关注。但这些并不能将他塑造成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宦官，在皇帝缺政和文官羸弱的情况下他暂时发挥主导性作用，即使没有土木堡事件，王振最终也会退出帝国的舞台。
明初的皇室向来都有尚武传统，朱瞻基虽然改变了朱棣对外征伐的策略，但是对巡游、围猎等事情毫不放松。到了正统年，皇帝似乎又拾起了朱棣的策略，三次大举征讨麓川，到了瓦剌犯边的时候随即亲率大军出塞炫耀武力，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若不是后面遭遇惨败，没有人会对皇帝的行为表示谴责。但是明王朝从前宋那里吸取了教训，他们对外族一直持敌视、拒不谈判态度，这些都使得土木之灾后的局势被放大成了一个举国哀悼的事情，他们并不明白关外的那些瓦剌人实际上只是想经常性的获得一些物资而已。
土木堡事变后在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于谦的主张下重新拥立了一个皇帝，虽然这一行为有违儒家礼法，但在那个人心乱糟糟的时候的确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它更是对瓦剌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这个王朝不会因为皇帝被俘而放下姿态谈判，不仅如此，在明末那个形势更加危卵的情况下，这个王朝依然坚持它的独立操守。
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文臣们废立皇帝一事过于求责，也正是明王朝不留后路的态度才使得英宗皇帝在付出极小代价情况下能够顺利回归。
英宗时代中国历经了三朝，但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三朝更可以认定为一朝，它始终贯穿于朱祁镇这条主线。在他还不具备成熟处事能力的时候，他是任用王振为挡箭牌。当他第二次君临天下的时候，他更乐意于看下面的人斗来斗去，他就像一个隐藏在幕后的人，平静的观察、主导着一切。的确，正统到天顺的二十八年，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系列危机，但最终仍是平安度过，这里故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也同时跟朱祁镇处理复杂政事的能力有关。
在自己少年的时候他懂得如何用王振保持朝堂上的平衡，在土木堡事变后自己被俘，他懂得如何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跟也先周旋，如何取得对方的认可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在回到北京后自己更是小心翼翼的生活，在天顺三年和五年他毫不犹豫的剪除了那些对帝国有威胁的人，处理完了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人后，他便开始培养和任用一批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之人作为帝国的未来。
我们的天子还是一位勤政的人。他每天五鼓起来拜天、朝庙，接着便是批阅奏章和举行朝会，如此繁复礼仪和繁杂的工作他都认真的去做，甚至比他的臣僚做的还要好。他衣食从不挑剔，经历了一年大漠的生活，奢华在他眼里已是浮云，他更追求一种平淡如水的生活。
后世人看英宗更乐意提及的是他那善良的秉性，他释放了被关押达56年之久的建文帝幼子，他临死之前废除了殉葬，他对国内的流民始终采取安抚的措施，他对自己弟弟的家属还很优待，甚至在朱祁钰病情转好后他还面露喜色，自己的配偶钱皇后虽然并无子嗣，但英宗始终如一的对待她。对待平民英宗皇帝也继续强化洪武皇帝制定的优老政策。
英宗所在的二十八年我们理不出头绪，虽然有不少国章典故，但并无大的朝政得失。英宗并不是一个昏聩、无主见的皇帝，他更是一个复杂、难以捉摸的皇帝。在他身上体现了决绝与犹柔、勇敢与怯懦、随和与专制、扩张与内省，他必然带着这些特点走完他复杂而又矛盾的一生。
正统到天顺表面上吵吵闹闹，实际上并无大事可记，只好算在是乱乱糟糟、平平淡淡的二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