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德国大学发展中，就财政或经费角度看，我们至少可得出两条重要的经验。
其一，创一流大学，离不开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柏林大学正是因为有了可靠的资金保证，才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才能够确保科研水平的长盛不衰。
其二，资金的合理使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柏林大学1820年预算为24.1万塔勒，1870年达到77.4万塔勒，50年增加三倍多，而同一时期教授的工资并没有大幅增加，那么增加的经费用于何处了呢？事实上，既没有用于建筑和添置有形的设备，也没有用于奖金和有所增加但仍是相对较少的管理开支，而是大部分用于习明纳和研究所，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1820年柏林大学工资预算是习明纳和研究所预算的六倍多，到1870年，习明纳和研究所的预算已超过工资预算，189年比工资预算多出一倍，1910年超过三倍。1870年柏林大学建筑费用仅6，000马克，1900年为18万马克；1870年柏林大学管理经费为3.5万马克，1910年为19万马克，这些开支与大学总的开支相比，只占极小的比例。
三、吸引第一流的学者并给予优厚待遇在办好一流大学的诸多因素中，归根到底，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即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可以说，有了一流的师资队伍，便成功了一大半。创办哥廷根大学的汉诺威政府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实力都不如普鲁士邦；哥廷根当时是一个偏僻的小城镇，地处平原，风景远不如维也纳和慕尼黑；从历史看哥廷根大学不是古老的学府，缺乏海德堡大学的历史魅力。哥廷根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全仰仗于其第一流水平的师资。闵希豪生深信，只有具有一流的教授，才能很快引起世人对大学的注意。他以优厚的条件，顺利招聘到一批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其中有哲学和物理学教授霍尔曼（S.C.Hollmann）、古典语和考古学教授格斯纳（J.esiler）、匈牙利医学教授塞格纳（J.A.Segller）、瑞士医学家哈勒（A.vOn Haller）等。可以说，从1737年哥廷根创办不久到1810年柏林大学开办之前，哥廷根在德国诸大学中拥有最优秀的教授。除以上几人外，其他著名的还有德国“国家法之父”皮特（J.S.PlJter）、古典语教授海涅（C.G.卜teyne）、生理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J.F.BlLJrnerlbactl）、数学家高斯（Carl F.Gauss）等等。据说拿破仑占领德国期间，解散了近一半的德国大学，哥廷根也岌岌可危。法国科学家居维叶（G.L.C.Qlvier）对拿破仑说：像哥廷根这样一个有布鲁门巴赫任教的大学是不应该被解散的。拿破仑不仅没有解散哥廷根，更发出“哥廷根大学属于整个文明世界”的赞叹。哥廷根大学由于其著名的学者而得以幸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最先考虑的即是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柏林大学第一批学者汇集了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F.Sctlleietmacher）、法学教授萨维尼（F.K.V.Savigny）、医学教授胡费兰德（C.w.Hufelard）、哲学教授费希特、古典语教授沃尔夫（F.A.Wclf）、历史教授尼布尔（B.G.Niebt，hr）、农业学教授塔埃尔（A.D.Thaer）、化学教授克拉普罗特（M.H.Klal）roth）等。史家称“从此再没有一位德国教育大臣或部长可以出示一张更可值得自豪的聘任表”。洪堡惟一的遗憾是未能从哥廷根请来数学家高斯。然而，上述教授已足以使柏林大学能够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相媲美。柏林大学之所以在一百多年中保持了第一流大学的声望，就在于它拥有第一流的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而且全部是大学教授，其中柏林大学一校就占了8名。在纳粹统治前，柏林大学可以自豪地宣称，该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或机构。一流的师资，是柏林大学在近代各国大学中鹤立鸡群、长盛不衰的秘诀。
吸引一流的学者，必须给予优厚的待遇，德国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惜重金的。18世纪的德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面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相对缓慢发展的经济的矛盾。尽管德国各邦通过重商主义政策刺激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并取得了某些成功，但直到18世纪末，德国人口和各邦仍十分贫穷。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闵希豪生利用其内阁成员的权力，大大提高了教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他将教授由一般雇员提高为国家官员，这意味着教授有了“铁饭碗”。除发给每个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外，教授上课有钟点费，即课时费；每个教授都被提供一套住房，不要房子者则发给相应的住房补贴；甚至为教授的遗孀和遗孤发放抚恤金。与德国当时其他大学相比，哥廷根教授的收入是最高的。闵希豪生计划的第一年工资预算数额为1.7万或2.3万塔勒，后一数字接近当时普鲁士邦为其所有大学拨款的总数。
洪堡认为教授应有丰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够没卣经济烦恼而专注于增进知识的主要目标。在18世纪，教授从事“第二职业”在德国是十分普遍的，因为当教授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而影响正常工作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柏林大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校长由正教授互相选举产生，正教授不仅担任教学，而且担任院系的考核与行政工作，在大学内部的自我管理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教授是国家的文职人员，他们的声誉和工资收入都不在高级官员之下。洪堡为柏林大学教授计划的标准工资是1500塔勒，虽然实际上到1820年才达到800塔勒，但已明显高于其他大学。蒂宾根大学1829年教授的最高工资为700塔勒，马尔堡大学1811年为400到850塔勒，一些较落后的大学甚至在1830年代后期仍无固定的工资。下表为1834年普鲁士六所大学的统计资料：1834年普鲁士大学的经济情况从表中看出，1834年柏林大学正教授的实际收入（包括工资、讲课费和其他收入）平均已达2336塔勒，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据估计，在德意志北部港口城市，1820年代一个手艺人家庭的年生活费用约为150塔勒，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如面包师或细木工家庭年生活费用需450塔勒，过得较舒适的需600塔勒，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需600～1000塔勒。从整体看，在19世纪前半期，一个节俭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需700～800塔勒，1850年代后上升为800～1000塔勒。
由以上可知，柏林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当时一名大学生的费用每年约需300塔勒，一般中产阶级家庭是很难供得起的，因此，中产阶级子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极低。而教授的实际收入，已足够供养好几名大学生，实际上，从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看，他们在当时已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或至少属于上层的中产阶级。
当然高薪及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吸引优秀人才的惟一手段。近代德国大学教授收入与英、法等国相比，并不占优势，但他们却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在普鲁士国家危难之时受聘于柏林大学，决不是冲着高薪和待遇而来，其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动力。另外，对科学的热忱和献身精神也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吉森大学著名化学教授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自掏腰包购买仪器设备，不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吗？四、确保大学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欧洲传统大学与世隔绝，谈不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正是近代法国和德国高等教育最先开始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洪堡在柏林大学计划中提出：“大学始终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联的。”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改：草高等教育是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的，拿破仑要求“教j育为国家服务并提供受过训练的忠诚的行政官员”。他将传统大学的学院改造成为独立的造就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在这些学校，功利原则高于一切，有严格而可靠的教学却没有科学精神，这种措施从短期看可能一时能够满足一些部门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产生某种急功近利的效果，但从长远看是不利于科学和大学发展的，近代法国科学沦为二流水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与法国不同，德国大学鄙视功利主义，力图从更长远的利益服务于国家。例如，德国大学所提供的不是实用的专门化的科学知识，而是一种“纯粹科学”，用洪堡的话说，是一种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他说：“国家不应把了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言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才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相标榜，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70年德国政治上统一后，大学的作用与日俱增，并从国家获得迅速增多的资助。因为德国政府日益为这种愿望所鼓励，即希望德国大学为推进某些社会的、政治的及经济的目的服务。例如，普鲁士大学开办的诊疗所和专科医院，不仅通过提供大量的病人供教授和学生研究及实习之用，而且对大学所在城镇的健康管理和卫生质量有直接的影响。有些研究所和习明纳等学完全是针对当时德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设立的，如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传染病、皮肤和性病、肺病、神经错乱和法医学研究所，法学院的犯罪学和安全保障习明纳等。甚至神学院也开始适应德意志发展的需要，如哈勒大学1897年创办“传教学”习明纳，就是为了满足德意志帝国海外扩张的要求。在哲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和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不仅反映了德意志与欧洲其他民族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适应殖民世界发展的需要。例如，为了培养德意志未来新的“海外”官员，大学开始雇用非洲和亚洲语言的教师，并创办海洋学研究所、东欧研究习明纳等。
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但在德意志工业时代也开始适应工商业的需要，除新兴的技术学院担任应用科学研究的任务外，大学被迫适应时势开办应用科学的研究所。应用电工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研究所的创办，是工程学和纯科学相结合的尝试；新的农学研究所则反映了科学与农业之间必不可少的关系。德国商人也在莱比锡大学开办了倾向经济学自由经营观点的习明纳。
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卓著成就，对德国上升为经济大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论断是符合史实的。
近代德国大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只有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才能够体现其巨大的价值和发展前景。然而这种服务有时候是非直接的，周期也是较长的，这就要求我们应具有长远的眼光，在办高等教育时处理好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对高水平大学来说，更应加强普通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
功利性实用性固然要考虑，但不能为功利实用原则所支配；“眼前利益”固然不得不顾，但更应该着眼于长远和未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流大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洪堡曾预言，大学的伟大功效须在25年后方能看到，决非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然而，只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且目标明确，措施得力，办成国家或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和速度是可以大大加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