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性与动物的本能既互相联系，又有着严格的区别。动物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受制于本能。本能是动物生存的基础，也是动物一切活动的全部动因。
人是大自然的造化，与动物界所有生命一样，人的天然本能和本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人又是宇宙之精华，人的欲求不仅有自然性的一面，还有社会性的一面。同时，人既有生理上的需要，又有社会性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两者有机的结合，才构成了人超然脱离动物界的基础，从而，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还是主宰整个自然界，统管着世间万物生灵。显然研究人性，不仅要研究人作为生物所具有的一般属性，更要研究他不同于其他一切生物所特殊的本质属性，而后者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从而也正是我们探讨人生，认识自己的基本出发点。
品行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英］莎士比亚诚然，人性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研究历程。它是通过实践而创造的对象世界，也就是改造无机界。人证明白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那么，这种实践的证明是何时开始的呢？显然，自从人类诞生时起，人就在认识改造自然的同时，开始了对自身本性的认识过程。当然，这种认识，在起初非常机械淡薄，只是在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是在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作为自然的宠物，人类开始将自己的本能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也即是人的本性，由后天自然选择而熏陶为崇高文明而庄严神圣。从此，从古老的东方大地到爱琴海岸的城邦，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现代哲人学者，无数的圣哲贤辈为此而苦苦追寻，苦思冥想，同时，为进一步认识人性升华到更高境界，他们各抒己见，互争雄长，其观点各树一帜，交相辉映，写出了一部色彩纷呈的人性论史卷。
卡耐基认为，人性是一个相对于兽性而言的为人所独具的文明特性。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个政治动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人与动物的关系角度明确地对人所下的定义。与此同时，东方儒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孟轲则从“人之性”与“犬之性”、“牛之性”的区别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点。孟轲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能“存心”、“养性”。作为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早期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又说：“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孟轲则在肯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同时，将人看成有大小、贵贱之分，并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对此，卡耐基认为，这是必须加以分析批判的。但是，从认识的角度看，两位哲人关于人的定义，却给后人不无方法论的启示，这就是探讨人性认识自己，必须将人自身与动物用辩证的方法加以探讨，必须在区别中探求联系，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区别。
有关资料验证，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人起源于动物，是从脊椎最高类型的灵长类中的猿进化而来的。卡耐基认为，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其实，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人与动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在他们身上必然存在天然的共同属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这种天然的共同属性包含怎样的内容呢？人类的圣哲们，都曾竭力呼唤“人的自然权利”。卡耐基认为，他们所讲的食色等自然本能、自然权利，就是人所拥有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性是人与动物鄙具有的，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将其当作了人性的全部。显然，这是以偏概全，认识上有点偏激，是不科学的。
衡量一个人，应以他在不幸之下保持勇气、信心的方式为准。
——[古罗马］普鲁塔克人的自然性与动物的本能，既互相联系，又有着严格的区别。动物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受制于本能。本能是动物生存的基础，也是动物一切活动的全部动因。对此，卡耐基说，作为“天生是社会动物”的人，同样也具有这种生存的本能。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人的自然性和动物的本能在作为生存的基础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两者是一致的。
但是，卡耐基认为，人的食色又不同于动物的食色。对于动物来讲，其欲求只能受本能的支配和控制，根本没什么思想意识所支配。在欲求满足程度上，它表现得特别贪婪，毫无节制，在满足的途径和手段上，则显得极度的自私、野蛮和残忍等，这就是动物的兽性。兽性代表了动物的本质特征。但是，人的自然性，其全部的内容只界定于上述作为生存基础的欲求范围之内，即人不可避免地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需要；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离开这一界限的动物性的野蛮、自私、贪婪、残忍等均非人的自然性所应有的。
卡耐基认为，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但是，人的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人必定是向着动物的兽性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例如。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则不完全为本能所驱使，为了某种社会需要，人“懂得在饥饿的时候耐着性子不去滥杀他们。但动物不是如此，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根本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这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对象。显然，人的自然属性受着意志等各种非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而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人的自然性具有人性的特征，表现出对本能的抑制和克服。
可见，人与动物之间尽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截然分明的。动物的本能受兽性的支配，而人的本能具有人性的质的修养。人性与兽性互相对立、相互排斥，正是在两者的矛盾对立中，通过人性对兽性的逐步否定，使得人从自私、野蛮、残忍的状态走向了文明，并将进一步趋于高度文明化。所以，可以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人性战胜兽性，逐步趋于高度文明化的历史。
对于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历史上不少的哲学家曾有过独到的见解，影响深远。例如，孟轲认为人性与犬、牛性不同，人能“存心”、“养性”。亚里士多德肯定人的理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性。”诸如此类，在人类历史上，均闪耀着光辉形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和影响，这些哲学家们都不可能对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和联系作出完全科学的解释，有些甚至将人性与兽性含糊不清，以兽性代替人性，成为兽性的鼓吹者和倡导者。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在人性问题上大部分哲学家都十分强调人的道德性。虽然他们在强调人的道德性的同时对人的自然性大多极端否定，但这种肯定人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主张节欲、寡欲，讲克制自守却包含大量的合理因素。与中国古代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并以人的自然性为基础建立道德体系的风尚行为。从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到快乐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伊壁鸠鲁，直至近代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许多思想家部对人的自然本性给予了充分的热衷赞成。实事上，这种对人的自然本能，生理需要的肯定认识和评价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广大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自然权利”给予呐喊作威，对于打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枷锁起了对自己都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英］莎士比亚巨大的作用。但是，卡耐基指出，这一理论流派的最大缺陷，也包含在其合理性之中，由于它过分抬高了人的自然性在人性中的地位，过分夸大了人的自然本能的作用，以至将人的自然性看成是道德的直接来源，将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与否当作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并将它作为建立道德体系的基础，最后，人性的全部内容均为自然性所蒙避而遮掩。从而，这就在人性理论上奠定了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理论基础，成为西方社会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的重要根源。卡耐基认为，“人对人象狼一样”，是西方利己主义人性论的经典名句，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资本主义社会如同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社会一样，剥削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十足的兽性生活。卡耐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要使兽性被人性所代替，必须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条件，唯有如此，才能使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人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在欧洲历史上，有一段曾称之为“黑暗的时代”，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即封建社会。在这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黑暗年代里，宗教统治了社会的一切，基督教神学成为统治阶级最大的法宝源泉。它大搞神学蒙昧主义，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群众。例如：《圣经》说：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通过特种方式创造出来的。接着，关于人的一切均被上帝所主宰，哲学与科学再也无权过问人的问题。最后。是迷信压倒了科学，教权践踏着人权，神性消融了人性。直至14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在近代人文主义思想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人才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时，日益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真的面目。
基督教神学中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个人对上帝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它所倡导的思想有：上帝创世说，讲的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由上帝主宰的；“原罪”说，人生在世，必须依靠救世主耶稣之安排，为之赎罪，才能求得死后永生；天堂、地狱说，讲的是如果人们不听从上帝和耶稣的安排，就要受到来日的审判，被抛入地狱，饱偿困苦与凌辱；如果人们听从上帝或耶稣的安排，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死后灵魂就会升上天堂，获得幸福。所以，基督教神学极端轻视个人、肉体、文化、妇女和家庭。神学同时倡导“人应当蔑视自己，”以便为了那“无所不能”、“无往而不在”、“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的上帝。神学家安瑟伦赤裸裸地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显然，你必须自认下贱，听任上帝的伟大圣谕，如此以来，在上帝眼中，你就是伟大的；因为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是愈得到上帝的珍视。”显然，这种理论就是要人否定自己，将人沦为上帝的附庸、上帝的工具、上帝存在的佐证。同时，基督教神学还竭力贬低现世生活的意义。号召人们必须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并且，逆来顺受，委屈求全。这就是神学所倡导的，主张人世间是苦难的深渊。
要有自信，然后全力以赴——假如具有这种观念，任何事情十之八九都能成功。——[美］威尔逊相应地与这个“罪孽深重的和暂时的尘世生活”相对立有一个永恒的、极乐的“彼岸”生活。现实生活就是为死后的那种极乐生活作考验基础。所以，谁脱离尘世生活越早，也就能越快地步入天国或来世。同时，基督教神学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文化、财富和幸福，要蔑视和抛弃那“不洁”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接受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神学倡导，不要为了你的生命而讲究饮食，也不要为了你的身体而讲究你的衣服。基督教教会史上有一个所谓“巴塞尔夜莺”的故事，说的是一群僧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听到了一只夜莺的歌鸣，因而动了凡心，结果大多患病而死。故事验证的是，人的任何一点尘世的感情都是亵渎神灵的，终将遭到上帝的惩罚，更不用说享受爱情和家庭幸福的欢乐了。显然，基督教神学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蔑视人的生理和精神生活的一切。对此，神学界认为，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人的一切无任何价值可言，人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人性在根本上就是神性，即使天使所禀赋的本性，也无不存在于人的里面。
生活于13世纪中叶的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中世纪官方哲学的代表。为了充分论证上帝创世教义的价值意义，帮助统治阶级摆脱基督教神学日益暴露出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困境，他借鉴了亚里斯多德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建立了中世纪最完备的基督教神学理论体系。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他倡导，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所以人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人性具体表现为感觉、情欲、理性等，而人如果顺从了这种自然本性，肯定要犯罪。所以，人必须依靠神的恩赐来克服自己的肉体本性。他同时倡导，这种神的恩赐使人具有七种美德，即信仰、希望、热情、正义、谨慎、勇敢（刚毅）、节制。这是神学最早最完备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