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清形式，把握时机
（一）抓住机会，有的放矢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国务卿，也是“二战”后第一个由学者而非将军、政客或律师出任这个要职的国务卿。作为局势动荡多变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头号外交家，无论是谋划战略、运用策略和行使权力，还是处理与总统、国会、内阁和国务院的关系，基辛格都有独到之处，而“机会外交”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基辛格善于出谋划策，喜欢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进行“特技表演”，但是没有十分把握他是不会轻易登场的。他之所以在中美关系、越南问题、美苏关系等问题上积极奔走，穿梭跑动，是因为他觉得有施展自己谋略的“可能性”。相反，中东问题当时还不具备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所以基辛格没有贸然行事。
中东危机初期，由于以色列依仗英、法的支持，大规模侵略埃及，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国出面调停都不可能成功。由于没有任何把握，所以基辛格没有出击，而是坐等时机。等到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突破以军防线，打破不战不和局面，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机，埃及军队即将获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此时，基辛格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形势已变得适于停火。于是他立即出击，频频进行“穿梭外交”，往返于中东各国，利用各种矛盾，磋商各种政治交易的“可能性”。由于基辛格的努力，中东问题暂时缓和下来，也使他由此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声誉。
（二）面对刁难，合理还击
1962年6月，多米尼加政府听到本国官员报告说：到美国去的多米尼加人在美国海关被没完没了地找麻烦——检查身份证总是一拖几个小时；在健康检疫已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美国人还用一些新规定来刁难。经外交查询，美国人的回答是：“对个人身份的检查是保证国内安全的一种例行公务。我们也不相信你们的检疫证明。”
为此，多米尼加国家保安局派贡萨拉斯？玛达和带普通护照以一般公民身份出现的助手亲自去美国体验。由于贡萨拉斯？玛达的特殊身份很快通过了检查，而那几个助手却被留住刁难几个小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国务院为此向美国领事馆提出抗议，美国领事表示要尽快调查，但迟迟不见行动。
多米尼加国务院授权玛达办理此事。玛达接到指示决定以牙还牙。他立刻通知机场保安局：“把到我国的下一批美国人全阻留在机场，检查时间狠狠地拖长，请随时向我汇报。”机场保安局非常了解玛达的意图。他们把下一批飞机上的美国人全部扣留。玛达得知后，称道：“太好了！他们有没有外交身份当掩护？”回答：“没有。他们是一个商业公司的代表团。我们已经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和免役检查证，但是美国领事已亲自到这里等待处理此事，而且还大发雷霆。”
三个多小时后，玛达来到机场。他面带笑容，若无其事地敷衍着那位已经歇斯底里的领事先生。此人一见到玛达，就立即大喊：“玛达，可找着您啦！他们到处找您，已经找了三个多小时啦。”“出了什么事，亲爱的朋友？”玛达认真地问道。“这种检查太令人气愤了！”领事先生急呼道。“领事先生，”玛达解释，“警察只是遵照我的指令行事，您很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内的安全。这些人可能在来我国的途中，就已经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况且他们的免疫检查证也不合要求，所以我们要重新为他们进行接种注射。不过注射后要很好地休息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工作。”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两国的外交纠纷，因为美国很清楚这场教训的症结所在。以后，多米尼加人再经过美国海关时，就再没有受到刁难。
（三）把握时机，当机立断
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公元73年），到了鄯善，鄯善王广十分礼遇班超，但不久，态度就变了。班超告诉属下的官员说：“觉不觉得鄯善招待我们的态度，变得不够周到了呢？这一定是匈奴有使者来的缘故，所以鄯善王犹豫不决。明眼人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看得很清楚，何况事态已很明显了呢？”
于是召来当侍役的胡人，经过诘问，胡役害怕，就照实说了。班超就将胡役关起来，会集属下三十六人，说：“你我都在西域，现在匈奴的使者到了鄯善，才不过几天，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如果让鄯善俘虏我们，送给匈奴，我们可能就会葬身在豺狼的口腹之中了，怎么办呢？”
属下都说：“不论生死，听令行事。”
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一的办法，就是借着夜色，火攻匈奴的使者，让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一定会很惊慌，那就可以将他们歼灭。匈奴一旦被灭，鄯善自然吓破胆，大功也就告成了。”
于是率领属下，奔向匈奴的营地，当天恰好是刮大风的天气，班超下令十个人带鼓，藏身在匈奴房舍的后头。约定：看到火，然后击鼓、叫喊声，匈奴大乱。班超杀了三人，属下则杀了匈奴使及其手下三十余人，其他大约一百人，都被火烧死。
第二天，班超面见鄯善王广，拿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全国上下都惊恐非常，就交出王子作为人质。
（四）见事速决，莫失良机
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王室衰微，天子之身价已经暴跌，但是毕竟还是一国之主的象征。因此拥戴天子以讨伐群雄尚不失为一个争霸天下的良策。谁先拥戴了天子，谁就会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但像董卓之流专横暴戾，虽有此机遇，但却不具备此能力。董卓之后，袁绍和曹操集团也都有智士献“奉戴天子”之策，奉迎天子之年，相当激烈。然而，当时奉迎献帝，又有着极大的风险，因此，每个集团内部都会发生争论，袁绍集团亦不例外。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在奉迎天子的问题上，几乎在荀彧等向曹操提出此建议的同时，袁绍的首席幕僚沮授也向他建议：“主公的世家好几代都荣任辅佐皇帝的宰相，忠义之名天下皆知。如今，皇上和朝廷被迫西迁长安，宗庙遭到破坏。而全国各地州郡，虽都以勤王之名起事，但实际只求扩张自我势力，根本没有人有保卫皇室、安定天下百姓之心。如今本州初定，我们已有了较稳定的力量，就应该奉迎皇帝到邺城安顿，一方面表示我们安定天下的志愿，一方面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用堂堂正正的名义，来讨伐不守臣节的州郡，相信没有人能抵挡得住我们的。”袁绍初听之下，也很赞同，便交付讨论办理。
审配及大将淳于琼同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汉王室衰颓已久，即使想帮他们重建也是很困难的。如今天下群雄割据，各拥庞大军团，有道是‘秦亡其鹿，先得者王’，现在应是大家再公平打天下的时候了。如果把皇帝请到邺城，任何行动理当请示，这样会严重损害军事行动的机密性和机动性，得不偿失。更何况皇帝身旁还有很多公卿大臣，过分尊重他们会使我们的权力变小；不尊重他们则会有违抗皇权的麻烦，实在值得考虑。”
沮授立刻反驳道：“奉迎皇帝，必得天下大义之名，这个利益对我们的发展比什么都重要。以时机而论，目前皇帝正愁没有去处，执行起来最轻松；如果不乘机行事，一定有不少人会抢着去作。通权变者从不放弃任何机会，能立大功者在于不延误时机，希望主公尽速考虑这件事。
袁绍是个优柔寡断又怕麻烦的人，他最大的愿望是巩固黄河以北政权，对全国性的规划也缺乏谋略，因此对沮授的建议，迟迟不敢决定。最终，曹操抢占先机，挟持了汉献帝，而袁绍终失良机。
（五）时势急变，善抓关键
蒙古的忽必烈，尽管后来即位成了皇帝，并作了元世祖。可早年他却只能以皇帝蒙哥汗（宪宗）兄弟的身份率兵征战。由于他是蒙哥汗兄弟中最堪委大任的一个，其兄便把扫平江南，一统中国的兵将大任交给这个能干的弟弟完成，命其“领治蒙古，汉地民户”，“乃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而忽必烈也果不负众望。
蒙（宪宗）二年秋七月，奉诏率师远征云南大理，以使形成对宋的包围之势。八月驻兵临洮，修利州城，命军士屯田以作攻巴长久计。三年九月壬寅，大兵至忒利地，分三路以进，十月渡大渡河，乘革囊及筏过金沙江慑降摩挲蛮王，冬十二月丙辰进至大理城，与其主段氏一同榜示安民，收服大理。宪宗八年蒙古兵大举攻宋，忽必烈奉命“统诸路蒙古、汉军伐宋”，并告“戒诸将毋妄杀”以求收揽宋地民心，减小对抗心理。八月丙戌渡淮，辛卯入大胜关，一路势如破竹，至壬辰次黄陂。
就在忽必烈的节节胜利中，宪宗军受阻于四川钓鱼城，连宪宗自己也中箭驾崩于前敌军帐，士气大为损伤。九月壬寅朔，始得蒙哥汗死讯和请其北归旨，忽必烈反而以“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相拒，统兵急进围攻鄂州城，以冀有所得好作为资本去争帝位。就在这紧要关头，他的妻子遣脱欢、爱莫干急驰军中，告以大臣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等人谋立阿里不哥事，急得忽必烈顾不了许多，急议退兵，令南宋使者来见，便语之曰“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尚请于朝”。连软带硬逼南宋权相贾似道结盟，在接受了宋称臣纳贡的条件后，便率心腹干将，大军而北，到斡难河滩争皇位去了。
非分之收获，陷溺之根源。不是自己分内所应享受的幸福，无缘无故得到的意外之财，即使不是上天故意诱惑你的钓饵，也是人间歹徒用来诈骗你的机关。为人处世如果不在这些地方睁大眼睛，很少有人能逃过圈套的。
一、出门远行，时刻提防
王亨是南京扬州府人，在本府任吏员，第二次考绩已满，被派上京办事。他家很穷，那时上京办事得花钱，他只好向亲朋借了十多两银子，一个人踏上了去长安的路。
他刚到长安，要上厕所，看到教军场边的草坪无人，就想在此大便。他刚脱下裤子，忽然被两个恶棍拿住，一边强制剥去衣物，一边骂他：“你这贼，偷了我的衣物，还不还来！”这样把他的衣服和银子都抢到手，逃走了。等王亨起来，系好腰带再追赶，两个恶棍已经逃远了。王亨拼命追赶，但他这些天走了长路，本来已经很疲倦，哪里还能追得上呢！
王亨悔恨极了，只能找到同乡会馆说明情况，乞求借盘缠回家，另做打算。
一个人外出，一定要在僻静无人处提防坏人打劫，就是解手的时候，也应该小心。解手时，可以将银钱挟在腋下。此时如遇坏人抢劫，就可以起来逃去，也可以与坏人交战。如像王亨那样，不知提防，就会被恶棍尽剥一空，可怜王亨，连路费都丢尽了，如果不是到同乡会馆借到钱回了家，几乎要沦为乞丐了。
陈栋，山东人。多年来常去福建建阳府一个叫长埂的地方贩卖机布。万历十二年（1604年）春天，他带着两个仆人，随身带着一千多两银子，又去长埂卖布。路上遇上一个骗子，窥见他带的银子多，欲有所图。见陈栋是个闯荡江湖多年的老练商人，每天天大亮后才赶路，不等太阳落山即投宿，防范甚严，难以动手。便心生一计，诈称自己是福建分巡建南道长官的公子，气派风度，无一不像，带着四个仆人，一路与陈栋同行同住，但并不与陈栋搭话，陈栋也未理睬他。
一直走到江西铅山县，在县里任县丞的官员，姓蔡叫蔡渊，是广东人。与福建分巡建南道长官是同府异县的老乡，但从未见过面。那骗子主动前往拜访。县丞听说是巡道的公子来了，相待甚厚，并来旅店回访，并送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来。陈栋见到县丞来拜访，心中相信那骗子是真正的公子。当天晚上，那骗子就以县丞送来的酒菜做东，邀请陈栋，陈栋欣然前往赴席，但心中还未完全丧失警惕，不敢无所顾忌地痛饮；骗子仍是下不得手。第二天，住在乌石这地方，这地方不是个热闹大口岸，陈栋想置办酒席回礼，也没东西可买，只得作罢。
又过了一天，到了崇安县，陈栋心想：这里到长埂老关系那儿已是不远了，就好比快要回到在外的故居一样。再说明天就要与公子分手了，不回敬人家也显得太没礼貌了，于是买下酒菜回请那假公子。那骗子对陈栋说：“咱们同船过的江，也不是偶然，看来还是有缘分。与您一路同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明天就要与您分手了，各奔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让咱们喝个痛快。”一喝喝到三更天，仆人们都困得睡熟了，陈栋本人也醉得厉害，趴在桌上昏昏睡去。那骗子乘机把陈栋的财宝尽数偷去。
等到陈栋一觉醒来骗子早已不知去向。即到崇安县衙门告店家与骗子串通一气，接着又到江西广信府，告铅山县县丞与骗子合伙行骗，并拉当地旅舍主人为证。那县丞申诉说：“福建巡道的确是我同府异县的老乡，这人姓什么叫什么，我是早知道的，但我从未见过他家公子，他有名有姓地来拜见我，我只是一个小小县丞怎么能不回访？不送他点钱路上用？如今你们在崇安出的事，离开铅山已有数天的日程，他偷了你的银子跑了，与我有什么关系？”陈栋说：“那骗子一路与我同行，我一直十分提防他。他去看你，你来回访，我才相信他是个真公子，才落入他的圈套。这个骗子你是认识的，怎么能不告你？”广信府难以判决谁是谁非，陈栋又往上告到官员史大巡处。史老爷判决：县丞不该回访那假公子，并轻率地送他酒菜，致使客商有所误会，应承担一定责任。审定罚银一百两，给陈栋做回家的盘费。陈栋也只得拿了这一百两银子，怏怏不乐地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