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
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人。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目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
你我都不欢迎那些如李达先生所说的：“抠名词、抠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的文章（《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第7版）。更不欢迎如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所说的那种作风。王任重同志在他的《读书、谈心、想问题》一文（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9日）中说：“讲共产主义风格，还要敢于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而不要‘随风倒’。学习先进，力争上游，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真正学习先进，而是按‘空气’办事。听到人家一点风声，他就赶紧照办，不问一问人家究竟是怎么做的，也不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和自己的情况适合不适合。事后看来，这些同志闹了许多笑话。为什么‘随风倒’？这里面有个‘抢先’的思想在作怪。有的同志怕落后，不管条件如何，事事都想站到头里。也有的同志是图虚名，好出风头。
这种‘抢先’的思想，和党所教导我们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人民工作，不要为虚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
我们所最欢迎的，是如潘梓年先生所说的那种概括各种新变化的哲学或经济文章，因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一一“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合”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