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一、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爽疏》……
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如《越绝书》、《飞燕外传》、《汉武内传》、《竹书纪年》年代通行本。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全不足信：《吴子》，《文子》，《列子》，《关尹子》，《孔丛子》，《黄石公三略》。
（二）通小学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研究小学有三法：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
（三）明地理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臆测的谬误，纠缠的谬误，意会的谬误。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飙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
（五）辨文学应用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
二、国学之派别
（一）经学之派别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的相信古文。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治《易》有王弼，郑康成；治《毛诗》有郑康成，王肃；治《左传》有服虔，杜预；治（《尚书》有郑康成、梅颐。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北尊上述派别的前者，南尊后者，只有《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唐人本有“南学”、“北学”（即南北朝时南朝和北朝的经学）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遣。唐代学者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除孔颖达、贾公彦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按即朱熹）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按即吕祖谦）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两代中，经学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清初，毛奇龄首出反对朱子的主张。继起为胡谓，汉学便应运而起。阎若璩力攻古代书籍已和汉学接近，后江慎修（按即江永）出，也倾向到江学，但未揭明汉学的旗帜。揭汉学旗帜的首推惠栋（苏州学派），后惠而起有戴震。戴震有四个弟子：孔广森、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孙。
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闽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水，惠士奇，金榜，金鹗，黄以国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
自孙以后，经典大衰。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罢。
（二）哲学之派别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两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道家”老、庄两子的主张，都和哲学有牵涉的。管子也是道家，也有小部分是和哲学有关的。儒家除《论语》一书外，还有孟子、苟子都曾谈谈哲理。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论理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韩非子治法家之学，自谓出于老子，太史公也把他和老、庄合传，其中有一部分也有关哲理的。他如宋经（按即宋钎），《汉书.艺术志》把他归在小说家，其实却有哲理的见解。告子，庄子说他是兼学儒、墨，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分于善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苟子的“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都高一着。西汉一代，对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扬雄一人，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学方面的发见仍是很小，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在《论衡》中几于无迷不破，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敏锐已极，但未免过分。
魏晋两朝，“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人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按即晋释慧远）是治经大师。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隋唐统一天下，讲哲理的只有和尚。宋初时说不到哲理。后来周敦颐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
北宋诸学者，周子（即周敦颐）浑然元气，邵子（即邵雍）迷于五行，张子（即张载）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即程颢）为精深，伊川（即程颐）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南宋，永嘉派，金华派，和哲理无关。朱文公师事延平（按即李侗），揭“道学问”一义，陆象山和朱相反对，揭“尊德性”一义。比较起来，陆高于朱。
陆后传至杨慈湖（简），学说是更高一步。元朝，陆派的名儒，要推吴澄。朱派仅有金华派传他的学说。金华派传至明初，宋濂承其学。宋之弟子方孝儒。明初，陆派已散漫不能成派，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过之故。明白永乐后，学者自有研究，和朱、陆都不相同，学说也各有建树。
永乐时，薛（碹）、吴（与弼）两人立明代哲学之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献章始。
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之学远不如朱。颜元、戴震、是清代大儒。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
（三）文学之派别
东西汉文人在当时并无派别，后人也不曾有人替他们分成派别。三国时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人们所以推尊他们，还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诗推及其文的。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自陆出，文体七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在南北朝文家亦无派别，只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约的等不同。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说、许颈为最先，此后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宋初大都推重李商隐，我们正可以说李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体了。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为最著。明人称“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谦辈的台阁体。明有“前七了”（李梦阳等）、“后七子”（王世贞等）之分。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摹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出，所学的是欧、曾两家，确能入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自成一派，称文章正宗。清代除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屈原、孙卿（按即苟子）都以赋名。后世言赋者，大都本诸屈原。汉代如贾生、面马相如、枚乘等。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
大风歌，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后，就不能如此了。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东晋无诗家可称。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延之两家继起。谢眺写风景很自然，和渊明不相上下。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宋鲍照、齐江淹，也以诗名。唐初，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成就五言的是沈俭期、宋之问。五言古诗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言不能不产生了。七言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
李，陈（子昂），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同时有元微之，自居易两家，又和别家不同，有《小雅》的风趣。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爱奇异的诗句，梅开考古之源。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人膏盲。苏轼的诗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唯有范成大、刘克庄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出，开江西诗派之源，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
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慎行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
三、结论一一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一一这便是进步之机。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之点有三：
1.经学
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即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两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2.哲学
以直观自得求进步。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
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
3.文学
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