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析疑
析疑就是剖释疑义之意。要剖释疑义，则读书时须先能怀疑。若对书中所说的理论和方法毫无条件地接受，既没有怀疑，那就用不着析疑了。孟子说得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可见古圣先贤，对于读书皆主张能怀疑。不过怀疑的意思，绝不可误解为事事须加挑剔，如此则对于所读的书首先已没有信仰，更何能因重视与兴趣而深切研究。清代李光地对此点说得很公允，他说：“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莫先存驳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那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来看去，务求稳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他又说：“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也好。中有个根子，有时会发动。”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别称。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思考，不是无条件接受。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武断。须知著书立说之人，固然不是超人，至少也下过一番苦功，尤其是古人著书视同名山事业，不像近人之轻易着笔。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有不妥当处，读者须一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与背景，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代，处于现在的环境，是否亦同此主张。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作公允的评断也。苏格兰学者嘉勒尔（Thomas Carlyle）曾说过：“我若像他人读那么多的书，我也要像他一样无学问。”这就是说读书而不用心思考，虽多无益。又英国文豪马可黎（Macauley）的记忆力极强，过目成诵，因此能够写作许多堂皇的历史和传记；但是后人也有说他的仿点便是他的缺点，即由于记忆力太好，很容易掇拾他人的言论，自己思考的习惯不免有所疏忽，以致缺乏创造力，故虽成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家与文学家，却不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发展而为一位思想家。这又是说不多用心之弊。以上是说怀疑的意义，至于真个发见书中有可疑之处，则析疑的工作万不可少。析疑之道，除利用种种工具书外，尤须旁征博考同类的著作，互相印证。例如关于史书中所记某一史事发生的年月，如确有可疑，则当参考其他史书笔记。设此一史事的关系人有年谱，或其同时代之人有年谱者，能取以对照，倘公私记载皆同，则疑团可释；若有不同，再以旁证较多而更合逻辑者为定。
这是利用比较的方法，详下文比较项。
（八）比较
比较是就同一书之各种版本比较其内容，或就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叙述或文体等。这是读书方法最有效者之一。关于同书各种版本之比较，最显著者莫如经书之所谓今文本与古文本，已于本编（五）明体项下有所说明，并可参看下编（甲）经部，兹不复述。关于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者，尤莫切于经济一类的书籍。由于学者对许多经济问题的意见纷歧，迄无定论，即有趋于一致的结论，亦为暂时的，丽非永久的，故宜同时参考不同派别者的主张。例如研究关税问题时，甲书详于保护政策，乙书阐发自由贸易政策较精，彼此各有其重点，均有同时阅读以资比较之必要。至关于叙述之事实，试举历史为例，油于我国正史多为后一朝代的政府为前一朝代而修撰，凡不利于修史之朝代之处一自必为之隐讳，甚至变更其事实，故读正史以外，不能不兼读有关之稗史、野史、笔记及其他私家著述，以资比较。又一部历史大半是许多重要人物所构成，这些重要人物自己记述，当然最可靠。就是和这些重要人物接近的人所记述，毕竟见闻较切，也较公家的一般记述，或私人借辗转传闻而记述者，自然可靠得多；即或未必更可靠，至少也可利用以为旁证。我国对于这些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述，大都包括在各种年谱之中。由本人自己记述的，称为自撰年谱，即等于现代所谓自传；由他人记述的，就是一般的年谱，等于今日所谓传记。
这些年谱不仅按年记述谱主的事迹，而且把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其同时的主要人物的事迹，甚至同时发生重大事件，都附带记述，比诸西洋式的传记，对参考史实的价值尤多。我在战前为被毁后的东方图书馆搜罗了年谱一千二百余种。，在全国公私藏书中，算得最完备。我常常把这些年谱所记的史实，和正史、稗史等所记比较一下，觉得有很多的出入；因此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把这些年谱汇集印行，而另编一部详尽索引，把这许多年谱所记的重要史事和重要人物事迹，一一分别标题，自索引检得标题，即可就各谱分别参考，然后把各谱所记述的异同与正史、稗史等所记者互相比较，或从多数为断，或从记述时的情形为断。一方面固可纠正正史等记述之错误，他方面亦可证明正史等记述的正确。深信此举对手研究历史者将有重大的协助。可惜不久战事发生，此议遂搁置，今则连这些年谱的命运也在不可知之数了。
关于文体的比较一项，我小时候借自修而读书，在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章段有精读而仿作的必要者，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章段文字译为中文，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为英文，译时绝不阅英文原文，译毕始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固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词不如原文精练者亦参酌修正。我当时之目的是在无师自改作文，但由于如此彻底的比较，无形中对于某些名著的文体也就沉潜颇深。
（九）专志
专志犹言专心致志。孟子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海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日，非然也。”此谓任何事非专心致志不能有成，读书更属当然。宋苏轼说：“书富如人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此即西人所谓一时专做一事，亦即分工之意。清李光地说：“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亲者又有所亲，因类相感，无不通彻。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若一部没要紧的书，便没用。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此即谓专志精读之书，须抉择得宜，否则所努力者不免落空。
（十）旁参
旁参是指从侧面加以参证之意。宋王安石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索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难。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这便是旁参之一重要理由。李光地说：“出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闻见广。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佛门中遍参历扣，最是妙义，岂必高明人，就是寻常人亦有一知半解。”这是主张借游学与下问而收旁参之益者。
（十一）耐苦
古今来许多读书成名之人都是从穷苦中力学。而且有愈穷愈工之可能。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清陆陇其云：“自古豪杰往往从艰贞之时，倍加精进。苏子瞻之文、章，愈穷愈工；程伊川之学问，弥困弥粹。广番否剥，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这两说虽指著作而言，然著作与读书殆不可分，适于前者，无不适于后者。李光地也说过：“人于书有一见便晓者，天下之弃材也。须是积累而进，温故知新，方能牢固。如富贵家儿生来便有得用，他看钱物天然不爱惜。
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爱之护之。读书从勤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
往往见人家子弟，一见便晓，多无成就。”此与我自己所体会者，得之易失之亦易，得之难失之亦难，同一主张，尤足为富家与早慧之子弟当头一棒也。
（十二）持恒
曾国藩说：“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无恒则终身一无所成。”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话。郑耕老《劝学》篇称：“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数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字数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这当然指正文而言，所有注疏均未括入）。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里谚日：‘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
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可见有恒则无不可按日程功者。否则正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初时纵能猛进，又有何益。
（十三）钩元
唐韩愈自言其读书事，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暑，恒兀以穷年”等语；而其中要诀在记事纂言两句。是则读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十遍，不如抄撮一次之功深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元，则思理不容不精也。这里所用钩元一语，即本于此。前辈读书，常作札记，亦即此意。我早年读书，却采用划线及圈点为记号，于辅助记忆之中，略带批评之意。记号以红蓝两色铅笔为之，对于意思最好的部分划一红线，文章最好的部分划一蓝线。次之，则改用虚线；再次，用圆圈；再次，用小三角、总计四种符号，每种各有两色，实际上为八个符号。
间有意见，则于书边天地头空白处酌注数语。这可以说是我读书时的钩元方法，但对于科学书籍，我则常就其内容随读随编表式，使繁杂的内容得以简单化与系统化。这些表式无异全书的提要，全书读毕，全份表式亦构成，不仅在事后翻阅，全书鸟瞰复现于眼前，其尤关重大者，即在自编表式之时，对全书内容既可加深印象，又能纲举目张。
（十四）备忘
我在中年以后读书，却变更方法，不复如早年的在书本上划线圈点。这或者是由于对图书馆学已发生兴趣，并有所创制之故，于是读书时遇有某章某节，读杂志时遇有某文认为有值得将来参考，以备不忘者，辄就其原有标题或自拟标题一一分记于小卡片上，附志书志名与其所见页数及卷数期数。这些卡片，各按标题的顺序排列，如此，则许多书志中同性质、同标题的资料都藉卡片的作用而贯串起来。以后随时有需参考，只须一检卡片，则凡经涉猎过的资料毫无遗漏。日积月累，这些卡片多至数万张，无异构成一种最完备而切实用的百科全书，可惜这副卡片现已随我的数万册的私人藏书而陷于不可知的命运了。
自迁居台湾以来，生活复趋安定，仅存的藏书数千册，与新添之少数外国书籍及数十种的杂志，于阅读之余，亦仿此旧习，随手重编一副卡片，迄今已有万余片，虽比诸旧日所有者远逊，然此项新编卡片之资料皆在手边，可以随时利用。因此，偶有撰作或参考，一检卡片，数分钟内可以一览而知所有的资料；二三十分钟内，所有资料可以集于书桌左右，予取予求，殊为便利。我现在的记忆力虽未大损，已不如青年及壮年，赖有此项备忘方法，较诸任何优良之记忆力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1952年11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