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十师、十二师和独立团取得了平江大捷的胜利之后。
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湖南部署的泪罗江防线就全部发生了动摇。受吴佩孚委任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的主力早已沿粤汉铁路退往岳州；国民革命军的第七军和第八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担任前锋的部队也都抵达了汨罗江一线。第四军在攻占平江后，只是很快打扫了战场，安顿了伤号，并未驻下休整，便又以独立团为前锋，向湘鄂边境交界的幕阜山区进军了。虽然指挥官们知道幕阜山是从湖南通向湖北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险峻的一道屏障，但是吴佩孚没有料到他所倚重的大将陆法会如此的迅速地失守平江，因此对湘鄂边境的幕阜山区并没有调集重兵防守。第四军就是要尽量抢在北洋军的前面，翻越幕阜大山，减少通向武汉的阻力，加速北伐战场的军事进展。
现在，翻开湘鄂两省的地图，只要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都会看到：除了湘鄂交界的天然屏障幕阜山之外，通向武汉的另一道险峻关隘便是湖北境内的汀泗桥了。
这个粤汉铁路上的小车站，距离武昌只有九十多公里，北洋军向这里调集队伍十分方便和迅速。五年前吴大帅就是凭借汀泗桥的天险，挫败了北征的湘军数万之众，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开始了他雄霸中原、控制全国的鼎盛时期。因此，谁都可以料到，吴大帅必将在这里部署重兵，以逸待劳，扭转湖南战事连遭失败的不利局面。
正当吴佩孚向汀泗桥调兵遣将的时候，从广州出发兼程赶往前线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已经到达了湖南株洲，准备从这里乘火车进驻省城长沙。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就设立在几节刚刚改装好的头等客车的车厢内。其中一节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他的座位后面高悬着孙中山的遗像和他自己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两旁靠窗摆着两行沙发，地板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一边的墙壁上挂满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另一边窗上挡着白色纱帘，从外面看不清车厢里面的情形。其余的车厢，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俄国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列专车就停靠在株洲车站最边沿的一条偏僻的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前面那一节牵引的机车已经升火待发，许多在站台附近露营的士兵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和炊具，军官们在车厢外面忙碌地走来走去，都在等候着总司令蒋介石传下“出发”的命令。
这时候，蒋介石刚刚在株洲城里参加了党部为他举行的各界人士欢迎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回到自己的专车上。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给他送来了厚厚的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电文，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们的动态。本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六时进早餐，然后第一件事便是浏览批阅经过王亚夫摘选的这些文电，不过今天因为早餐后就到城里参加党部的欢迎会，他才破例把这个日程改变了。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一个多月，由于粤汉铁路从韶关到株洲这一段最艰险的路程还没有修通，他们这一个多月来差不多都是乘小木船或轿子在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跋涉。沿途的炎热和劳累，使他只是盼望着这艰苦的旅程早日结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想前方和后方的事情。到达株洲后，距离前线更近了，这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了许多；他感到在前线所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要顺利，就像一个曾经准备倾家荡产、下了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革命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认为这正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决策和指挥正确的结果。
蒋介石在军事上当然绝不是一个庸才，但过分精明的投机钻营心理和变幻多疑的性格，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作出正确判断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去夺取全局胜利的伟大军事家。他虽然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和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专门学过军事，但他一生在军事上的成就却远没有政治上的成就那样显著和得心应手。他虽然没有像一些外国政治家那样进什么专门研究政治的大学深造，但也并非无师自通，这一半得力于他自小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熏陶；一半得力于他后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黑社会里的那一段复杂难忘的经历。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就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混合着封建礼教和流氓政治的畸形社会里所造就出来的适应时势的“英雄”，这就是他能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为人主者只须善于将将，不必于用兵”，蒋介石这一段成功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个格言是十分正确的。
在正式誓师北伐，即将离开广州向前线出征的那些天，蒋介石就为了组织总司令部和留守后方的人事部署颇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能干的参谋长和确定留守后方的人选。按照冠冕堂皇的说法，广东是先总理多年苦心经营的革命策源地，如果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个地盘就是一块不能轻易丢掉的肥肉。
因此，在他出师北伐以后，把这个地盘交给什么人来留守，就确实是大有学问的。
只可惜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还太少，顾得了江浙就顾不了两湖；顾得了前线又顾不了后方。他不禁想起汉高祖刘邦所写的那首《大风歌》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是啊，如果他蒋介石手下有一百个像叶挺那样智勇双全而又能像范桐那样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将领的话，他又怎会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的感慨和忧愁呢？
他在经过了几天的苦心思索，权衡了种种利弊得失之后，终于最后决定把留守广东的重任，交给粤军第四军的军长李济深。一来是因为他的第四军正在前线担任西部战场的主力，这样的安排会对他的部下是一种激励，使他们在前线更能义无反顾地去奋勇拼命；二来也因为这李济深虽是粤军的军长，但他自己的原籍却是广西，并非广东的地头蛇。将来北伐大功告成之后，当他蒋介石要实行全国江山统一之时，这个人也会比那些有根有底的地头蛇们更容易对付。当蒋介石把这样的安排去征询他的智囊姜仲贤时，那个老谋深算的古董商人也连声赞叹“后生可畏”，认为他现在玩起大手腕来是更加得心应手，圆熟自如了。
蒋介石听了姜仲贤的赞扬后，又更加踌躇满志地笑道：“为了稳住这个家伙，表示对他的信任，我对他说：‘中正此次出师北伐，成功则固然不会再回广州；万一不能成功，也决不再回到广州了。’那家伙听了，两眼笑成一条缝，连忙客气地说：‘北伐成功之日，也即总司令凯旋回粤之时，任潮当率留守后方的文武大员，迎总司令虎驾于百里之外。’娘希匹，他心里只怕就盼我别再回来哩！”
“先给他吃点定心丸，你在前方也免得后顾之忧。”姜仲贤又问道：“还有李福林的第五军，你准备怎么安置他？”
“娘希匹，这家伙也是个拆烂污！”蒋介石不禁又恼火地骂道，“平时他开会从不发言，像个泥胎坐在那里，什么事都唯唯诺诺，可你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那些队伍都是土匪，一直就驻在河南那边，官匪不分，谁也调不动他。这回也只好让他留守广州算了！”
姜仲贤平心静气地点头道：“这倒也好。李济深留在广州，就得在底下给他安这种不听话的地头蛇。听说河南那块地方，盗匪如毛，还全亏他这种大土匪管小土匪的办法，要不闹得无法收拾，李福林这家伙，好在没有多大野心，他是在烟馆里帮客人点烟灯出身，现在能做到军长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你只要不断他的油水，他在后方倒不会坏你的事情。”
蒋介石也笑嘻嘻地说道：“这倒是真的。娘希匹，老子刚当上总司令没几天，别的那些军就都来争军饷，要武器。这个说那个多了，那个说自己少了，吵得不可开交。只有李福林倒还老实，给他多少就是多少。队伍要都像他那样，我这个总司令也就好当多了！”
“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姜仲贤又念起他的生意经道，“天理良心，像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队伍还真是货真价实，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有些家伙，本事也有一点，可就是野心比本事还大，都想当叫鸡公！你看像广东的李济深、潘振山、陈真如；广西的李宗仁、黄绍雄、白崇禧；湖南的谭延闿、程颂云、唐生智，就都是这样的棘手货！”
蒋介石点点头道：“对他们这些人，我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且装阿木林。可要是谁不够朋友，想暗地对老子砍条斧，娘希匹，老子就不信他比共产党还难治！”
“湖南方面，也不是五个手指一般齐的。”姜仲贤好像是在评论古董成色似的慢慢说道，“论声望和资历，当然以谭组庵为最高，此人面善心狠，八面玲珑，哪方面都可以用他作号召。不过你现在已经抬他当了国民政府的代主席，占了汪精卫的位置，也算是位极人臣，他不会再怀什么异心了。程颂云精明能干，恃才傲物，在湖南早已有取谭组庵而代之的抱负，他拼命反对唐生智归顺，尽量讨好共产党和广西方面，也正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日后好同唐生智争个高下，当他的湖南王！”
蒋介石说道：“这回我把程颂云的第六军放在东部战线，封了他个前敌总指挥也算给他很大面子了。他们到株洲后就直接开往江西，根本不进长沙，这就同唐生钾碰不到一起了。至于将来湖南的地盘到底归谁，我对他说：‘颂云兄追随总理在前，唐生智归附革命在后；论功行赏，当然要有先后之分了。’”
“这个话说得好。”姜仲贤赞赏地点着头，又深沉地说道，“不过，日后程颂云未必能斗过唐生智。姓唐的这家伙翻云覆雨，非同一般。他靠吴佩孚的支持赶跑了赵恒惕，后来又不买吴佩孚的账，最后叫吴佩孚打得没有退路了，这才过来跟我们联络，让我们出兵帮他去打吴佩孚。这家伙脑后定有反骨，你到了前线，还得对他多留点心。”
蒋介石也嘲笑地说道：“谭组庵和程颂云一提起这个人，都是一肚皮气。他们说，唐生智就是靠跟赵恒惕当打手，成了他的亲信，才爬起来的。这样的人要革命，除非狗改得了吃屎。不过，他们这两个何尝不也是这样？娘希匹，我也听说，唐生智在他的队伍里，培植亲信，要求部下像儿子服从老子一样地听他的话。他身边还养了个和尚，整天为他抽签算命，说他的命相如何如何好，他也把那个和尚捧得像神仙一样。娘希匹，看样子这个家伙的胃口还不只是想当个湖南王哩！”
“不管他想干什么，你到了那边，先摸清他的底牌，看看他的斤两，不要打草惊蛇。”姜仲贤发挥着他那一套处世待人的生意经道，“再一个是要多结交当地的绅士名流，让他们知道你蒋某人是礼贤下士的，到时候他们就能帮你说话，这些人就是将来的地盘和民心。”他重新点燃了一根雪茄烟，接着又说下去，“还有，听说湖南那边的国民党党部完全是由共产党操纵的，你去了也先当做不知道，千万不能把广东的这一套带到那边去。打吴佩孚、孙传芳还要靠他们那些人出力。”他又把话题一转，谆谆告诫道，“你现在就好比开磨坊的老板拉驴上磨一样，要让它乖乖地听话，就得先舍出点粮草把它喂饱。当然肚皮有大有小，脾气有好有刁，喂多少粮草也要看牲口的成色。总之是一分钱一分货，都要用在刀刃上；这样才能将本将利，一本万利！……”
虽然姜仲贤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但他确实也说出了一些生活的哲理。古时曾经把州官叫做“牧”，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圣经》里也把上帝的使者称为“牧人”，把芸芸众生称为“羔羊”，那意义就更加明显了。那些牧人，只要善于把“头羊”驾驭好，再多的羊群，也会跟在后面乖乖听话了。
接着，他们又对参谋长的人选，进行了一番斟酌。蒋介石先前就听说广西军中李宗仁的助手白崇禧颇有才干，人称“小诸葛”，一直担任第七军参谋长，把原先一盘散沙的广西队伍治理得井井有条，便想把他收拢到自己身边来。不料进行试探后，白崇禧却以“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为辞，故意不肯答应。这使蒋介石颇有些恼火了，他向姜仲贤谈了这些情况，表示想另找别人，姜仲贤却劝他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然后又从容地问他：
“你想还有哪些人担任参谋长合适呢？”
蒋介石看着他道：“原先倒想过三个人：李济深，钮永键，白崇禧。现在已经决定让李济深留守广州。钮永键对上海那边的人事关系很熟悉，我想先派他去做点联络工作。现在看起来，还只有白崇禧合适一些了。”
姜仲贤半闭着眼听着，一面点点头道：“白崇禧是广西方面的智囊，你把他收拢过来，对日后统一两广是一步好棋。再说，你现在重用了他们那边的人，也显得你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到前线也好拼命用力。这就好比是做合股买卖，他的股份越大，到公司需要贴钱的时候他才越舍得下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