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忠实于现实，依据现实生活的真实理解流行的理论。这种“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原则构成了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模式的抵制。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表现出可贵的正直、勇气，尽可能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作家独立精神。研究者认为，赵树理是我国觉察“左”倾错误最早，而且反抗力度最大的少数人之一。1963年在作协党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即“前十条”）的扩大会议上，他坚持自己对农村问题的看法，批评“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是扩大化倾向，坚持认为“老区的地主富农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农村困难的根源不在阶级斗争，而在于干部作风和如何真正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他随即在《卖烟叶》（1964）里描写贾鸿年假称自己让人掏了腰包来欺骗恩师李光华，让李老师在这子虚乌有的论据上对贾鸿年发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导：“唉！这都怨你没有真正尊重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是多次提醒大家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吗？”《卖烟叶》这一情节的设置，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酷年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尖锐批评。赵树理在任何处境下，都代表着中国作家行使着对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批评的权利。
“干部问题”是赵树理建国前后作品一脉相承的主题。民事主任和新政权中的旧恶霸金旺、兴旺（《小二黑结婚》）、恶霸地主的走狗刘广聚、蜕化变质的陈小元（《李有才板话》）、投机革命的流氓无产者小昌（《邪不压正》）属于同族。《登记》掀开了建国后干部主题的新篇章，开辟了建国后的“赵树理方向”——作家选定的方向。
赵树理经历了晋察冀农民革命斗争生活，参与了新政权的建立过程。建国后，他感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
他看到现实生活中“村干部沾染旧作风，是个普遍现象”。继批评以权谋私的民事主任之后，在《三里湾》里塑造了“翻得高”干部范登高，在最后完成的作品《十里店》（上党梆子，1965）里以无比痛恨的心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问题：“土改后本应该步步如愿，却不料这几年情况倒颠”，“不劳动修下了新房大院，劳动的住的是破瓦碎砖；不劳动每日里穿绸摆缎，劳动的常常是少吃无穿”……敢于揭示现实社会的矛盾，是赵树理坚持“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品格的主要体现。
赵树理对翻身忘本的干部非常厌憎，对只顾个人发家的农民也持批评态度。《杨老太爷》（1962）中的国家干部铁蛋在1947年里说：“供给制干部要什么钱？当干部又不是做生意！”就像这里的写作时间与主人公表述思想的时间相隔了许多年一样，赵树理的思想也长期停留在“供给制”那里。质朴尚俭的三晋文化培养了赵树理的“高意识”。他不仅自己公而忘私，也要求别人公而忘私。他轻家庭、重社会。在他看来，大家都拆除篱笆，实现集体化，就可以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了。因此，他将发家致富的想法和行为写成自私、落后。就是在1958年创作的《锻炼锻炼》里，他仍将所谓农民的自私、落后现象同集体化的矛盾当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仍像《三里湾》一样将所谓落后的农民写成喜剧人物。《锻炼锻炼》是赵树理思想最为混乱的作品。它缺少静观冷思，而“赶”在这里造成败笔。
但是，由于赵树理忠实于“写真实”原则，《锻炼锻炼》既没有套用阶级斗争模式，也没有塑造理念化的“新人”形象，更没有歌颂“大跃进”的狂热，小说在所谓“先进”与“落后”矛盾的模式里，描绘了一幅被称为“先锋社”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混乱图画：“快上冻了，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为了填饱肚子，全社有一半女社员顺手牵羊地偷社里的庄稼，有些妇女队长也偷过；老资格的社主任王聚海是个“和事佬”，而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趁主任外出开会之机以“送法院”相恫吓的方法，迫使女社员中“两个自私自利的头子”在“整风”运动中做了彻底“坦白”。作为“问题小说”，《锻炼锻炼》的“解决”仍是依靠现行政策，即通过1957年秋末的“全民整风辩论”，达到以整风促生产的目的，而其“问题”则是严峻的生活真实。这些纷乱的问题客观上表明了以急剧的所有制改造为实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真的就是一片‘艳阳天’和一条‘金光大道’”。
“高大全”与“中间人物”
浩然（1932～）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1966）
在1957年五六月间的全国整风鸣放和反右斗争背景下，罗织了东山坞高级农业合作社麦收前后与此背景相呼应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作品违背了生活真实，丧失了对农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关怀，彻底地成为“左”倾路线的完整的图解。为了营造一种“阶级斗争”的阵势，作品设置了以下几个主要人物：从事暗杀活动的被打倒的地主马小辫；顽固地走自发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新中农焦振丛；自觉充当阶级敌人和“自发”势力的“党内代理人”李世丹乡长；利用整风鸣放以实现“变天”计划的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窃踞农业社副主任职务的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善于狠抓阶级斗争的支书兼社主任肖长春。《艳阳天》以其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赞颂，成为“十七年”反映体制思想的“压卷”之作，“饮誉于”该书出版当时和十年“文革”。
《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利用创作年代与小说年代的“时间差”，别出心裁地杜撰出“错误路线”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50年前后互助组时期“贩卖”“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理论和“黑猫白猫”论，以示“两条路线斗争”自建国初年直至“文革”，“资产阶级司令部”由中央盘结到地方，透露出以对于华北一个小小农村的描写，来自觉地配合“文化大革命”全局的创作意图。小说中善于和精于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是极“左”
政治的化身，“假、大、空”的“文革”美学的产物。而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艳阳天》的肖长春身上就更为明显了——肖长春已是相当“高、大、全”了。
赵树理在《锻炼锻炼》里塑造了“吃不饱”、“小腿疼”这样的“中问状态的人物”。她们与《三里湾》里的“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甚至包括“翻得高”一起丰富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当代文学“中间人物”画廊。
“小腿疼”倚老卖老，敢于撒泼，整天喊着自己的小腿疼而不愿意参加集体生产；“吃不饱”自私自利，贪吃懒做，因“吃不饱”而不愿出工。她们就是被迫出工也是偷奸使懒，对社里的庄稼常常顺手牵羊。
小说如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的“落后现象”，客观上反映了在所有制改造面前一部分农民的真实心理。
村长范登高（“翻得高”）被当作翻身忘本的干部来写，与一心组织、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党支部书记王金生构成干部中的两种类型。赵树理将其纳入先进与落后矛盾的模式，而描写过程中仍然不违背“写真实”原则。范登高是抗日时期共产党开辟工作时的老干部，建立过一定的功劳。土改后他无心于社会工作，还原为农民，表现出强烈的发家致富愿望。他种了几年好地，很快有了积蓄，买了两头骡子，又善于多种经营，经济上真正翻了身，得了个绰号“翻得高”。他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格格不入。他不仅用自家的成功在影响着、也用自己的行政职务保护着某些农民的发家致富行为，成为合作化运动的对立面。
“糊涂涂”马多寿满脑子的“经济”，而没有“政治”。政治上糊涂，经济上精明。作品将他写成落后的农民，用以表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这是赵树理较为熟悉的农民。作品揭示了他的真实心理：只想多积一些粮食，学范登高多买两头骡子，先让一个儿子赶着跑小买卖，以后等外边的两个儿子回来了，家大业大，马家院便成了三里湾的首富。
在《三里湾》之后，出现了几部描写我国农村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在阶级斗争的构架下，在按照“两结合”方法创造的无产阶级先进人物的身旁，通常还设有更为复杂的“中间人物”。
周立波（1908～1979）1958年问世的《山乡巨变》上卷，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纳入简单的政治，表现出明显的配合农业合作化的创作意图。教育农民以对党的绝对信任取代务实精神。小说描写一个月内全乡实现初级化，有的农民担心：“一烂场合，不要说社会主义搞不成器，大家的肚子也要受孽了。”驻乡县委干部邓秀梅毫不迟疑地答道：“不用你操心，烂了场合有我们。”作家的独立思考丧失殆尽。
1960年问世的《山乡巨变》下卷，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不惜杜撰生活，描写高级社的优越性，描写反对入社归公的农民龚子元原来是潜藏在清溪乡的恶霸地主龙子云，他与杨泗庙的军统特务串联，准备在高级社举行欢庆丰收大会时，在两地同时发动暴动，拉队伍上山。
将“生产力暴动”写成“反革命武装暴动”，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土改中韩老五（《暴风骤雨》）的土匪行为再用于五十年代末的农村所有制改造，时代感严重错乱，“主题先行”创作痕迹显而易见。而作品中的“亭面糊”盛佑亭，可谓是《暴风骤雨》中老孙头的江南同族兄弟。盛佑亭的人生经历使他既对新社会怀着真挚的热爱，又经常带着几分怀疑来看待生活的急剧变动，以“面面糊糊”的喜剧性格“调节”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壮。他亲切、可爱，作家以爱抚之情将其写得奇诡多彩、妙趣横生，成为这幅潇湘水墨画的有机构成。
柳青（1916～1978）的《创业史》第一部（1959），也是以农村所有制改造为“试金石”将人物设置得营垒分明。主题“创业难”就难在创建公有制大业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柳青还“敏感”地将这些“阻力”的理论根据追溯到“新民主主义论”和“红牛黑牛论”。
《创业史》的感人之处在于作家感情的真诚以及所表现的创业精神的强烈。互助组组长梁生宝以一颗赤诚的心和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带领农民创建集体大业。在创业的道路上，他表现出与农民共同的愿望，即多打粮食，过富裕日子。他并不热衷于同对立面的斗争，而热衷于所有制改造。梁生宝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迷误是时代的迷误。梁生宝身旁的梁三老汉在旧社会里经历过三起三落创立家业的历史，身体熬干瘪了，家境仍一贫如洗，创业念头泯灭，不再与命运抗争。土改中梦境般地分得十来亩稻地，创立家业的热情又燃烧起来。他的理想是：在土地上安身立命，自足自乐；将现在居住的草棚换成瓦房，草棚院变成瓦房院；后院是猪、鸡和鸭的世界，前院响着牛马吃草的声音。他就是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他穿着儿子和媳妇给做下的棉衣，腰里结着粗壮的蓝布腰带，在院子里走出走进，管理着家畜、家禽。
这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活儿已经不轻了，“但他不把这当做劳动，而把这当做享受，越干越舒服。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梁三老汉熟悉这音乐，迷恋这音乐”。而他的继子梁生宝将此贬斥为“没出息的过法”。老汉听了难受得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将其归结为毕竟“不是亲骨肉”。个体和集体两种创业道路构成了父与子的深刻矛盾。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了千百年来积淀的庄稼人意识里。在这给万物带来繁荣、希望、快乐的春天里，梁三老汉三合院长者的理想破灭了。他失了魂似的，独自一人枕着自己的胳膊躺在官渠岸南边大平原的麦地里，仰望着无边的蓝天，几朵白云由东向西浮行。一只老鹰在他躺的地方上空盘旋，越旋越低。开头，老汉并未觉察，后来老鹰增加到四五只，他才发觉这些食肉的猛禽把它当成一具死尸。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大多数农民所共有的灵魂的秘密，而且这些刻画中保持了相对的客观性，让人物自由地行动，充分地鸣响，表现了一整套庄稼人的生活哲学。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形象石雕般地矗立了起来。邵荃麟（1906～1971）
阐述“中间人物”理论时谈道：“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