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赵王氏惨案真棚大白，随着这位细菌学家的研究成果被贾克逊剽窃后用于制造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成为事实，凌士湘觉悟到“有杀人的科学家”，认清了贾克逊是文化特务，是刽子手。他认识到自己等于“瞎了眼睛，在黑暗里工作了三十年”。他痛心地说：“我口口声声说爱国，可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已经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他要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赎自己以前几十年不问国事的“罪”。
以凌士湘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大变动，是中国自本世纪初叶开始的中西文化大论争的继续。被披着“科学”外衣的贾克逊文化侵略思想所迷惑的凌士湘把“科学”当作自己的灵魂，将技术文化和精神文化混淆，造成“用”和“体”的颠倒，致使这位口口声声说爱国的科学家，客观上充当了侵略者的工具。他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李尔王一样，由于刚愎自用，被阴谋蒙住双眼，颠倒了爱与恨而遭到命运无情的报复。同时，我们在凌士湘身上也看到了李尔王式的理性的复归。他向江道宗发出“你是什么人”、“你是哪国的人”的质问，表明他悟出了“科学”之上还有一个“人”的问题—一塞是规律，这规律像“命运”一样高高在上，谁也不能无视它。
就像赵树德的眼睛复明一样，凌士湘的精神获得了复明，看到了明朗的天，和全国人民一起生活在明朗的天空下。
《明朗的天》在建国初期，表现中国人民在国家获得独立之后，精神上站了起来的现实。剧中，医院解放后的院长董观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为什么要那么慷慨呢？我看强盗不是随便发善心的。”
“文化侵略是他们最恶毒的办法，那是攻心，叫你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明朗的天》继《四世同堂》之后，又一次一扫自本世纪初叶以来弥漫于文坛的盲目模仿西方、全盘西化的风气，奏出了民族主义的强音。
国家统一的思想也是“建国文学”所表现的治世精神的重要构成。建国前，中国人民曾饱尝分裂之苦。梁漱溟于1950—1951年间写道：过去四十年中，统一的时日，恐怕还凑不足三年，“你看可怜不可怜”！因此，建国后全体中国人民倍感国家统一的可贵。“只有在统一而且稳定中，才有建设可言，才能进行建国工作。”
《青春万岁》中的青少年主人公们按捺不住的幸福感也来自于国家的统一。当他们幸福地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时，看到的是一个辽阔的祖国。祖国的辽阔、广大，在他们诸多的感受中增加了一份自豪感。
《明朗的天》中呈现的分明也是一望无垠的天空：“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到天水，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到新疆。”正如何其芳同年完成的诗作《回答》所写：
我祖国的疆域是多么广大：
北京飞着雪，广州还开着鲜花。
我愿意走遍全国，不管我的头
将要枕着哪一块土地睡下。
“建国文学”所表现的统一的思想，自然包括多民族的大家庭思想。
乌兰巴干（1928～）1949～1956年创作的《草原烽火》描写了科尔沁草原上的蒙汉两族人民并肩作战，反抗王爷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歌颂了在连年烽火中用血泪结成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
玛拉沁夫（1930～）195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描写1945年日本投降后，整个内蒙古草原沸腾起来，一股“民族热”在一部分人身上燃烧着，他们幻想民族“独立”，少数人甚至幻想建立自己的“国家”。主人公铁木尔勇敢、正直，但是就像《静静的顿河》中的哥利高里满脑子的“哥萨克荣誉感”一样，铁木尔受到“民族热”的支配，只因“八路军中没有蒙古人”，他便抱着“复兴民族”的理想回到家乡来了。正如作品题名所表示的，人们在茫茫的草原上寻找民族解放、复兴的道路。经过充满了动乱、战斗、叛变、流血的艰苦斗争，勇敢、纯朴的蒙族人民终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光辉道路。小说结尾处的大段抒情是对蒙族儿女英勇斗争的赞颂，是对草原和祖国的热情歌唱。
玛拉沁夫1951年创作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反映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后在祖国大家庭里的生活图景。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新生活，保卫大草原。正如小说人物阿木古朗说的那样：“我们不但会建设祖国的边疆，美丽的内蒙古，而且也知道怎样来保卫它。”
徐怀中（1929～1956）年完成的《我们播种爱情》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筹建、发展为中心线索，反映了兄弟的各族人民携手建设新西藏的光辉业绩。
时值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处于落后状态，迎接的是建设的高潮。小说中，从工委书记苏易到农技站那些从部队、机关、学校自愿报名赴西藏工作的人，他们像《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们那样完成了准备阶段而投入到建设中来了。
他们具有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心灵和丰富的感情，以边疆为家乡，将全部知识和心血浇灌到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献给了西藏的进步和繁荣。农技员雷文竹富于幻想，西藏高原的一切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他要在这块沉睡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处女地上播下北京、四川的种子。
这些内地人，他们热爱西藏一＿从神秘的土地到笃厚的人。他们尊重藏族——藏族的制度、风俗、礼仪、宗教。农技站收留了一生反抗压迫、到老落得行乞的洛珠老人，安排他安度晚年。他们原谅了砍伤站长的郎加，还在农技站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们团结格桑拉姆，尊重呷萨活佛，聘请活佛为新建的更达小学校名誉校长，邀请活佛参加通车典礼。他们给藏族不仅送去了铁牛，还带去了兄弟民族情谊。在西藏高原不仅播下了农作物的种子，还播下了对于藏族兄弟、对于祖国大家庭的热爱。短短的一年，更达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冬小麦和春小麦成熟了，灿灿的金色让大雁认不出落脚的地方了。郎加终于不负期待，幡然悔悟，做出一连串的义举，并回到农场成了生产队队员。
格桑拉姆也从怀疑、观望里走出来，号召藏民积极配合筑路队，成为开明的藏族上层人士。
《我们播种爱情》以小说形式将藏族介绍给祖国大家庭。它呈现了一幅动态的西藏社会生活图景：居住在这世界屋脊上的人们，他们耕田时把绳子系在牛犄角上，木犁几乎是直的；牧民生孩子要到牛圈里，据说这样生下的孩子“才能像牛一样有力气”；青年男女交换鞋带，意味着最郑重的、不可翻悔的相互许定；既甜又烈的青稞酒；甩动水袖的弦子舞；神圣的玛尼堆；在空中猎猎作响的多彩的经幡；虔诚的等身头；粗犷的法号……作家怀着强烈的兴趣描写了浓郁的雪域文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小说以雪山、大雁开头，“尾声”第一句又写雪山，最后一句又写大雁，对祖国的新西藏发出无言的祝福。
这幅雪域文化社会生活图画中的最发达意识是呷萨活佛形象。
他十二岁到扎什伦布寺学经。七十多年的研读，使他从经文中详尽地了解了西藏的占史，真切地洞见神明，也掌握了很多对于世人大有益福的学问。他既指引藏族同胞的宗教生活，也参与藏族的文化建设：他兼任更达小学名誉校长，指派喇嘛到学校教藏文；他为小学盖房子而主动大量捐资；活佛的手在谁的头上轻轻地抚摸一下，谁就会一生吉祥如意……呷萨活佛在小说中代表着这块比月球还神秘的土地，神的土地。他时隔二十多年第一次走出寺庙，参加政府的会议，商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表现了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统一。
这是现实的吉祥如意。
李乔（1909～）的由《醒了的土地》（1956）、《早来的春天》（1962）和《呼啸的山风》（1965）构成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描写了建国初期彝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复杂过程，反映了解放后凉山地区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表现了我国民族政策的胜利。
建设性批判主题
“建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对现实单纯的歌颂，它表现为多重的而非单一的思维。它在表现治世精神的同时，也着意揭露新社会中存在的——或者是旧社会遗留的，或者是新社会滋生的——不健康的根苗，体现了中国作家、文人的忧患传统。
与《龙须沟》的对比性结构截然不同，《登记》将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都置于“新故事”里。赵树理写《登记》，是在写“建国”后的“问题小说”。小说的情节是从“今年正月十五”开始的。
冲突就发生在“今年”——或者说“今天”。
《登记》中不准登记的是村民事主任。他表面上口口声声说艾艾名声不好，不给她和小晚登记，私下里却托媒为自己的外甥向艾艾家提亲。村里了解他的人暗地里说他“假正经”，说“咱庄上凡是他插过腿的事，不依了他就都出不了他的手”。赵树理看到了这种以权谋私行为的弊害，表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感。小说结尾写道，区上决定村民事主任必须参加艾艾、小晚的婚礼。婚礼上，艾艾、小晚当众、当面说“整整骂了民事主任两个月”，骂民事主任的“外甥路线”。代表区上来参加婚礼的区分委书记当场说“骂得对！…‘村民事主任因为想给他外甥介绍，就不给你们写介绍信，那是他干涉婚姻。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婚姻法以后，谁再有这种行为，是要送到法院判罪的。”他向全场看了一下后又说：“党员同志们，你们说说人家骂得对不对呀？检查一下咱们区上村上这几年处理错了多少婚姻问题？想想有多少人天天骂咱们？再要不纠正，受了党内处分不算，群众也要把咱们骂死了！”
《登记》是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其主题就是“干部问题”。《登记》表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奠定了建国后新的“赵树理方向”——它紧紧地指向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萧军（1907～1988）1954年发表的《五月的矿山》，在歌颂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精神忘我劳动、英勇牺牲的崇高品质的同时，也批判了矿山管理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6年前后，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文艺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建国文学”中以暴露官僚主义为核心的批判主题有所加强，忧患意识、干预精神得到发扬。
王蒙1956年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表现最初的“惶惑”。年轻人林震怀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开始了新生活。然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领导同志身上存在着可怕的冷漠、麻木、圆滑。他大声疾呼：“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献出了天真、热情、直率而幼稚的“悠悠寸草心”。
刘宾雁（1925～1956）年创作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揭示了青年工程技术干部曾刚和工人们身上饱满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与集中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身上的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尖锐矛盾。
刘宾雁同年创作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中青年记者黄佳英可以说和曾刚是同族兄妹。她热爱今天的生活，喜欢新鲜的思想，喜欢主动地工作，勇于干预现实，对信仰坚定、真诚。可悲的是，在黄佳英、曾刚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间，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中间环节。
从维熙（1933～）的《并不愉快的故事》（1957）以齐东海老人的不幸为中心，描绘了野花岭农林牧高级社的一幅混乱的生活图画。社员长年累月没钱买油盐，没钱买针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纷纷要歇工、退社，社里的矛盾已尖锐到极点。“不幸”的社员中的齐大爷是最为“不幸”的了。他的老伴卧病在床，他要支点工分钱给老伴抓付中药也不成，老伴死了连棺材也没着落……就是这样，他也不主张歇工退社。他老实、善良，他相信新社会。然而，在他及广大社员与新社会之间，隔着一批官僚主义者。社主任白长禄就是为了给自己贴金而不顾社员死活的官僚主义者。令人深思的是，他的一套官僚主义“理论”竟然在区劳模会上讲用，这个官僚主义者竟然被评为“勤俭办社”的区劳模、县劳模……官僚主义作风已在各级政府机关中滋生。小说在“人的命运”的意义上揭露了官僚主义者在关心人的问题上的“欠债”。作家和他的主人公一样，相信新社会，对“春天”不乏感受力，就是“干预”也是出自赤子情怀：阳春三月天，多么美好的季节啊！云雀在蓝天上飞翔，溪水在花丛中歌唱，苹果园的花朵在盛开，成群的蜜蜂在酿蜜……一切一切，都是积极的，向上的；但是在太阳没有照到的偏僻角落，春风没有普度的闭塞山洼，也有这样并不愉快的故事发生了。
《并不愉快的故事》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不约而同地以赤子情怀发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呼吁。以这些作品为代表的“干预生活”的创作，1957年夏天开始遭到粗暴的批判而纷纷成为“右派作”。
“建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1957年里不幸结束。但是，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兴旺的开端。
后来，“伤痕文学”将它当成精神支柱，“反思文学”将它当成精神家园。“建国文学”对今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会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