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义之道：规范与动机之间
在外出开会的旅途上，我有意识地带上一本新书，准备用阅读来打发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时间。恰巧，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全球化陷阱》，是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而且两位作者汉斯一彼特·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均是《明镜》杂志拥有十多年国际经验的资深编辑兼记者，应称得上是有丰富国际事务了解的行家里手。初见书名，便有了不祥的感觉：作者并不看好全球化。待到读完全书，我的解读才加深了许多，当然也对两位作者的苦心孤诣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
“全球化”（globlization）是一个现代性极强的价值术语，而且它也不乏某种实证或经验科学的描述意味。正因为如此，任何有关全球化的言谈，都很难避免言谈者的主观价值评判。但是，如果其价值评判能够得到确定事实证据的支持的话，就能获得真实有效的合理性辩护。
当然，事实证据的支持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是充分必要的。面对一个开放着的主题或主张，试图寻找充分必要的证明依据既不可能，也不实际。《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充分运用了凭借自身专长所获得的大量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人们所倡导和信奉的全球化理念，只不过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表象掩盖着的政治陷阱。
在“现代性”（modemity）理念系统的构成中，市场经济具有关键性意义。进人二十世纪末叶，人类话语已经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其表现是现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市场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洪流已如排山倒海，不可抗拒。在此情形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人类世界惟一可能或现实的选择。然而问题恰恰由此产生：人类对市场经济作为生产资源配置之有效（甚或高效）方式和作为商品流通之普遍有效形式的确信，是否意味着人类同时也必然或必须去认同、接受、乃至信奉某一种特殊化了的（比如说，作者所讲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激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诸如世界性市场（包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普遍运用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所向披靡的迪斯尼和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所代表的快速简捷的饮食文化；以及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与道德价值理想）的汇合，营造出让人确信不移的“新全球主义”景象，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相信“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然而，马丁和舒曼却并不相信这种“全球化的穿透力”，相反，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穿透了所有这一切全球化的表象，揭露了深埋在这些表象下面的问题：当我们审视经济全球化现象时，必须回答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还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的答案是后者。而留给我们的疑问还有：是谁确定了这一“既定目标”？这一“既定目标”是否完全代表了全球人类的真实追求？两位作者的分析表明，即便我们绕开这些疑问不谈，也不能轻信这种听似动人的“新全球主义”宣传，无论这种宣传是来自诸如戈尔巴乔夫、布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布热津斯基这类“克理斯玛”式的政治领袖，还是来自哈耶克（作为撒切尔首相的亲密朋友）、弗里德曼（作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等荣获诺贝尔奖的大牌经济学家，抑或是来自诸如约翰·盖奇、比尔·盖茨、索罗斯一类的当代世界级豪富。戈氏豪迈地宣称：“我们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可他却不能带领自己祖国的人民迈向这一新文明。布热津斯基用美国式的幽默将这个“新的文明”比喻为“奶乐”（tittyainment）文明，即：充足的食品（象征化为“奶头” [tits]）＋充分的娱乐（由“娱乐”[entertainment]）一词来表示之未来文明。可谁能提供足以喂养几十亿人口而不是几十万超级豪富的“奶头”？是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欧洲？还是我们所寄居的这个日益贫瘠而病弱的地球母亲？倒是盖奇更实在些：当新全球主义经济学家们推断世界性的劳动市场正在或已经形成时，他便不无夸张却又不乏真诚地坦言，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未来将只需要“六个，也许八个”职员上岗，其余的人都将被解雇。
于是人们不禁会问：被解雇者去干什么？如果失去工作，他们如何生存？这就是世界统一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的必然结果！作者形象地将之概括为“20：80的社会”，即五分之一的劳动者就业与五分之四的劳动者失业同时并存的未来劳动社会。
人们相信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理由是，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已然形成。
全球化的命题反复宣称：“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可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尽情享受“全球漫游”、“电子信箱”的方便快捷时，应当注意国际网络背后的“媒体帝国”及其权力控制。现代沟通日益便捷、甚至便捷到万里同声会面（如，屏视电话）的程度，但却决不意味着现代人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或可能分享他们话语的共同意义。相反，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东西对话，人类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语言意义。不同地区和民族、甚至是同一国家内部都面临着“不同语言集团”之间日益强烈而深刻的话语冲突，譬如，加拿大魁北克人对说法语权利的诉求，美籍西班牙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所显露的对说英语的厌恶（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前不久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女性文字”）……这一切恐怕不应该只被理解为世界多元化的一种文化征候，至少它还暗示着“大型卡狄威”（“西方购物中心”德文缩写）之可普适化的限度：所谓统一的世界市场，似乎并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突破现代人类多元文化之间的心理限阈和民族信仰的封锁线，而给予全球化理论以深厚可靠的文化支持。当人们耳闻目睹持久不断的日美贸易磨擦、欧美贸易伙伴间的香蕉大战时，当世人渐渐明白西方国家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断提出额外的非经济贸易条件时，很难相信，他们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对“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所做的新全球主义憧憬。事实上，许多人，包括许多谨慎的思想家，并不完全信赖市场（规则）的绝对化权力，凯恩斯不相信，麦金太尔不相信，查尔斯·泰勒不相信，吉登斯也不相信，《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自然更不相信。因此，他们把世界市场视为强者和冒险者的游戏场，或者是由“富裕沙文主义者”开办和操纵的“资本赌场”，把国际金融体系看做是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浮士德契约”，因而最终把全球化看成了一个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并进而抱怨现代经济对民主政治的僭越，甚至把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越秩序当做是避开全球化陷阱的正确路径之一。
相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马丁和舒曼的分析批评或许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起码当代新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会部分地认可他们的观点，因为罗尔斯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效率）原则，否则，不仅现代民主社会（罗尔斯将之视为一个当然的社会事实和前提）条件下普遍有效的“重叠共识”（一种全球化或全球可普遍化的政治价值基础）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不可能（很显然，罗尔斯是想提醒至少是美国人民，他们需要牢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但是，相对于并不完全信仰和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人们来说，这种分析批评未必是充分彻底的。全球化的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线。对于不想且不可能放弃自身的人格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巨大风险的忧虑是有道理的：陷阱不单潜伏在人类的经济战场之下，也潜伏在国际政治关系之中。而且，人类为担负这种政治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担负经济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