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gere et detestari”（悲哀与诅咒）被思辨哲学所否弃，而约伯又给哭泣和呼救者原来的权力。需要判断真伪时充当法官的权力。“人的怯懦不可能忍受疯狂和死亡给我们讲过的故事。”人们逃避着生活的恐惧，并且满足于精神哲学的“慰藉”。克尔凯郭尔继续说：“不过约伯不可动摇地证明自己世界观的博大，他把这一不可动摇与道德的诡计和狡诈的攻击相对立（也就是精神哲学：约伯的朋友们对他所说的同后来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里所宣布的一样）。还说：“约伯的伟大在于，不能用虚伪的诺言（仍是那精神哲学）来缓解，并且窒息他的热情。”最后，他还说：“约伯非常幸福，他有过的一切都回归于他，这就名之为重复。重复是什么时候来到？用人类语言不能表达这一点：只有当所有人可以意料到的显明性和可能性都在表明不可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道：“只有达到绝望的恐惧，才会发展人的最高力量。”克尔凯郭尔真把自己的哲学同思辨哲学对立，称之为存在哲学，即给人带来生活（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而不是“理解”的哲学。对于克尔凯郭尔及其哲学，约伯的哀号不仅仅是哀号，既荒谬妄诞又毫无裨益，令人感到厌烦的呼喊——对于他，这些呼喊启示了真理的新的一维，他在它们之中感觉到作用力，仿佛一种奇大的嗓门，将震塌四壁。这就是存在哲学的基调。克尔凯郭尔像其他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对于思辨哲学而言，存在哲学是最大的荒谬绝伦。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相反却鼓舞了他。他把思辨哲学的“客观性”看成它的基本缺陷。他写道：“人们变得过于客观，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永恒的幸福却在于狂热的、无限的利害关系。”这种无限的利害关系就是信仰的基础。克尔凯郭尔论述亚伯拉罕作出的牺牲时，写道：“假如我弃绝一切（就像通过有限和辨证法“解放”人的精神的思辨哲学所要求的那样）——这还不是信仰，这只是俯首听命。我是用自己的力量作出这一变动。假如我不作出变动，那么，就只是由于怯懦和孱弱无力。但是我有信仰，我什么也不会弃绝。相反，借助信仰我获得了一切：如果谁有即便是芥粒大小的信仰，那么他就能移山倒海。只有纯粹的人类勇敢精神，才能为了永恒弃绝有限。不过要有反常和谦恭的勇敢精神，才能因为荒谬而控制一切有限。这就是信仰的勇敢精神。信仰没有夺去亚伯拉罕的以撒。而是借助信仰亚伯拉罕得到了以撒。”克尔凯郭尔有关这一思想的语言举不胜举。他声称：“信仰的骑士是控制一切有限的真正幸运儿。”克尔凯郭尔极其清楚地看到，这种见解是对人类自然思维暗示给我们的一切的挑战。因此，他不去寻求理性与其普遍而必然的判断的庇护——这是康德如此梦寐以求的，而是置身于荒谬也就是信仰的庇护之下，也就是理性认为荒谬的信仰。他根据切身体验知道，“反对理性去信仰就是痛苦”。但是只有这种信仰，根据克尔凯郭尔的看法，这种不寻求也不可能得到理性证明的信仰，才是圣经的信仰。只有它，才能单独地赋予人以希望来战胜借助理性步入世界，并开始统治世界的必然性。当黑格尔把圣经的真理，启示的真理变成形而上学的真理，当他不说上帝采纳了人的形象，或者人是按照酷肖上帝的形象而创造的，反而宣布：“绝对宗教的主要思想就是上帝和人的本质统一体时，他就也扼杀了信仰。黑格尔这句话的意义，同斯宾诺莎“Deusex solis suae natlJrae legibus et nemine coastus agit”（上帝只根据自己的自然法则行事，并不受任何人的强迫）的意义一样。绝对宗教的内容也再次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原则：“res nullo alio modo vel ordine aDeoprodtlci pot。uerunt qIlam productae sunt”（上帝不能用任何其他的、不同于已创造的事物的方式方法来创造事物）。思辨哲学失去必然性理论就不能存在：它需要必然性就像人类需要空气，鱼需要水一样。由此，经验真理才如此激怒理性。它们侈谈神灵fiat：（命令），并未给予真正的——也就是逼迫、强制的知识。不过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逼迫的知识就是完全荒废状态，就是原罪的本源，引诱者通过eritis scientes（你将知道善恶）把第一对人引向堕落。对于克尔凯郭尔，与此相符的是，“与罪孽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自由”，“与罪孽对立概念就是信仰”。信仰并且只有信仰，才能摆脱人的罪孽。信仰并且只有信仰，才能使人从必然性真理的支配之中解脱出来，而必然性真理掌握了人的知识是在他尝了禁树之果以后。只有信仰才能赋予人以勇敢无畏和力量，去正视死亡和疯狂，而不是优柔寡断地向它们顶礼膜拜。克尔凯郭尔写道：“请想象一下吧，人高度紧张而惊恐地设想某种空前未有的无法忍受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人生道路上突然不期而遇，成了他的现实性。按照人类理性推断，他必死无疑了……然而，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的斗争就在于这一点：即争取可能性的疯狂斗争。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敞开了拯救之路——归根到底只剩下一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有这时才敞开了信仰之路。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上帝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上帝。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克尔凯郭尔在自己的著作里是这样写的，同样他还在自己的日记里一再重复。
在这里他已极其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克尔凯郭尔第二。不仅思想，而且他们探寻真理的方法也完全一样，并都同思辨哲学的内容毫无共同之处。克尔凯郭尔离开了黑格尔而走向特殊的思想家——约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也是如此。在他的长篇小说里一切情约的插入——《白痴》里的“伊鲍里特的忏悔”、《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伊凡和米佳的沉思、《群魔》里的基里洛夫、他的《地下室手记》和他生命垂暮之年在《作家日记》里所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温顺的女性》——这所有一切都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是《约伯记》主题的翻版。他在《温顺的女性》里写道：“黑暗的守旧势力凭什么粉碎了比一切都宝贵的东西？我决裂了。因循守旧的势力！啊，这自然界！人们孤零零的呆在世界上——苦就苦在这里！”正像克尔凯郭尔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脱离了大众”或者正如他本人表述的，退出“全体”。他突然感受到不能也不需要重新回归于全体，它也就是大家时时处处当作是真理的那种东西，它是一种欺骗，一种可怕的妖术，因为，正是理性所号召的全体给尘世带来了所有的存在恐惧。他在《一个荒唐人的梦》里，以我们看来是无法忍受的明晰性，揭示了《圣经》之蛇用以引诱我们的始祖，并且迄今仍在继续引诱我们大家的“你们将知道善恶”一语的意义。正如康德所说，我们的理性梦寐以求的是普遍性和必然性，——为《圣经》所感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挣脱知识的支配。和克尔凯郭尔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思辨真理以及把“启示”归结为认知这人类辩证法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黑格尔谈到“爱”时，——而黑格尔谈论爱不亚于谈论上帝和人的本质统一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认为是背叛。
他在《作家日记》里，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命晚年写道：“我肯定，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无力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类或给他们带来任何裨益，而同时又完全确信人类在受苦受难时，这将使我们心目中对人类的爱变成对人类的仇恨。”别林斯基亦持相同观点：要求解释偶然性和历史的每一次殉难——概而言之，也就是解释，思辨哲学不屑一顾受造和有限的事物，它确信，世界上任何人也无补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地下室手记》的下列片断里，还以极大的狂热、放肆不羁和特有的勇敢，表达了思辨哲学是徒劳枉然的思想。他写道：“人们在不可能性面前都会立刻俯首贴耳的。不可能性岂不是一堵石墙！什么样的石墙呢？嗯，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如说，人家向你证明说，你是从猿如此这般进化来的，那也不必皱眉头，你照实接受好了。因为二二二得四就是数学。你试着来反驳吧！人们会呵斥你，得了吧，不能反驳：这嘛，这二二得四呀！大自然并不会请求你们允许；大自然根本不管你不管你们的愿望如何，也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它的规律。你们必须如实接受它以及它的一切结果。墙就是墙……如此等等。”你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比康德和黑格尔差——意识到那些普遍和必然判断，他的理性向人召唤的强制性真理的意义和使命。但是，与康德阳黑格尔相反，他不仅不为这些“二二得四”和“石墙”而自安自慰，而且相反，正如克尔凯郭尔一样，为理性启示的自明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恐惧不安。是什么把人交给必然性的支配之下？活人的命运怎么会依赖上石墙和二二得四？
而石墙和二二得四与人毫不相干，它们与任何人和任何物都毫不相干。《纯粹理性批判》没有提出这种问题，也没有听到这样的问题——假如向《纯粹理性批判》询问这些问题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竞直接在引证了上述的话后写道：“主啊，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对于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并不喜欢的时候，自然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何相干呢？当然喽，假如我真的没有力气用脑袋撞开这堵墙，我就不去撞它，可是我也不会跟它妥协，那仅仅是因为我面前有一堵石墙，而我的力气还不够碰它罢了。
“这样的石墙仿佛的确有种镇静作用，它仿佛真隐含着某种妥协的字眼儿。啊，真是荒唐透顶！”思辨哲学在那儿发现到“真理”，这种真理也是我们的理性梦寐以求和我们大家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东西，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那里发现了“荒唐透顶”。他抛开了理性的引导，不仅不同意接受理性的真理，而且他还竭尽全力攻击我们的真理；真理是从何而来，谁赐予它们这种统治人的无限权力？人们接受了它们，接受了它们带给世界的一切，并且不仅是接受，而且还敬若神明，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只要提出这一问题——我再重复一次，《纯粹理性批判》没有也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足以看清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答案，确切地说，对它的答案也是仅此一个：石墙的权力、二二得四的权力，或者用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高踞于人之上的永恒自明真理的权力，尽管我们好像觉得这种权力是基于存在本身，所以是不可战胜的，但毕竟是一种虚幻缥缈的权力。这就使我们回归于《圣经》关于原罪和第一对人堕落的故事。“石墙”和“二二得四”——只是引诱者“你们将知道善恶”内含意义的具体表述而已。同我们的习惯看法和思辨哲学的观点相反，知识没有把人引向自由，知识奴化了我们，给永恒真理以‘‘任意洗劫”。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了这一点，克尔凯郭尔也看到了这一点。克尔凯郭尔写道：“罪孽是自由的昏迷不醒。心理学上说，陷于罪孽总是发生于昏迷不醒之中。”他继续说道：“世界和宁静处于纯真（neeunocT）状态中，与此同时还有另外某种东西：这不是惊惶失措，也不是斗争——要知道，没有必要去斗争。然而，这究竟是什么？是虚无。虚无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它激起了恐惧。还有：假如我们去询问，恐惧的对象是什么，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虚无。虚无和恐惧形影不离，一旦出现真正的精神自由，恐惧就消逝不见了。在更仔细的研究时，多神教徒的恐惧里虚无是什么？它被称之为天命，天命就是恐惧之虚无。”作家中极少有人能如此显明地传达圣经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的意义。引诱者向我们的始祖展现的虚无，使他产生了对创世主无限意志的恐惧，于是，他就扑向知识，扑向永恒的、非受造的真理，以便防备上帝。今天仍然如此：我们害怕上帝，我们在知识、在rho3Hc里看到了自己的拯救。这是否可能是更深、更可怕的堕落？令人惊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石墙和二二得四的想法，酷似我们现在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听到的东西。人在永恒真理面前低头屈服，全盘接受它带来的任何东西。当别林斯基“大喊大叫”，要求解释偶然性和历史的一切殉难时，人们回答说，他的话毫无意义，这样去反驳思辨哲学和黑格尔是不可能的。当克尔凯郭尔把作为思想家的约伯与黑格尔相对立时，他的话被置若罔闻。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述石墙时，任何人也不会猜测到，真正的纯粹理性批判就在这里：一切视线都引向思辨哲学。我们大家都深信不疑，存在中隐藏着连造物主都不能克服的罪恶。每一个创造日都结束于“至善”，我们的理性认为，“至善”证明了创世主自己也不能够深刻地洞察存在的本质。黑格尔会建议创世主去品尝禁树之果，以便扶摇直上达到“知识”应有的高度，以便理解他的本质像人的本质一样。受永恒规律所限制，并且也无力在宇宙里进行任何改变。
这样，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一样，下定决心使启示的真理与思辨的真理相对立。罪孽不在存在之中，也不在创世主创造的事物之中，罪孽、恶习、缺陷就在我们的“知识”之中。
第一对人对造物主的无限意志惊恐不已，视之为令我们恐惧的“为所欲为”，也就开始在认知里寻求与上帝抗衡的庇护者，因为认知，如引诱者暗示的那样，能使人和上帝平起平坐。也就是把他与上帝都摆在依赖于永恒非受造的真理的同等地位之中，展现人和上帝的本质统一体。这种“知识”扭曲、摧毁了人的意识，把他打入有限可能性的冷宫里，这些有限可能性现在决定了他的尘世的和永恒的命运。《圣经》就是这样描绘人的“堕落”的。只有信仰，也就是符合圣经的信仰，克尔凯郭尔才会理解作为夺取可能性或用我们的话说，争取不可能的疯狂斗争的信仰。因为信仰就是战胜自明性，也只有信仰，才能推倒我们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重负，让我们能重新挺直腰“站起来”。这样一来，信仰就不是对我们所闻、所见、所学的东西的信赖。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有的思维之新的一维，它敞开了通向拥有尘世间存在一切的创世主的道路，敞开了通向一切可能性之本源的道路，敞开了通向那个对他来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不存在界限之人的道路。这会困难重重，不仅实现起来有难以估量的困难，而且就连想象也是如此。雅可夫·伯麦说过，一旦上帝砍断他自己的右手，他本人也会不理解他写的东西。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可能是在重复伯麦之言。无怪乎克尔凯郭尔说，不顾理性去信仰是一种痛苦。无怪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充满如此超人的紧张。因此，很少有人去聆听或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的话。他们的呼声过去是并且始终是旷野呼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