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性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变化是必然的，没有事情是不会变化的，变化一直都是一种时尚和潮流，从世界诞生的那天起一切都在不停的变化，而芸芸众生中你我的变化则通过性格的变化来体现。
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间、场所、情况和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有的人在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时候一般比较老实，对上级领导忠诚温顺，容易取得领导好感。而进入成人期而且工作上也有一些经验之后，他们便开始积极地发表主张，表现自己，有时显得很强硬。有的人年轻时性格刚毅，处处走强，走向社会后，随和年龄的增长，他们便开始克制自己，表现出稳重谦虚的态度，容易成为不愿过分表现自己的谨慎派。不过，一般到了老年，又更加固执。有的人会由谨慎变成口直心快，但这不是性格的变化，而是由于熟悉了周围的人和环境的缘故。由于这种人的性格自幼到老很少变化，相对来说，会让人感到他们越活越年轻。
我们幼儿和少年时期非常认生，不愿接触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变成另外一种人：积极发言，好提意见，交际广泛，对人落落大方，擅长交往。但是，也许是过于自信的缘故，当他们对自己的成绩和功劳自满时，便变得傲慢起来。人们随着年龄的变化，大都出现戏剧性的性格变化。
前南非“黑人国母”温妮·曼德拉无疑是性格转变最大的人，由原来的不屈不挠而变得偏激自私，争强好胜变成了独断专行，自尊变成了冷漠。性格的改变，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昔日的国母形象荡然无存，等待她的只有接受法庭的审判。
温妮·曼德拉曾无数次的站在曼德拉一边，携手与这位黑人总统共同奋斗。被南非民众誉为“黑人国母”。温妮·曼德拉一直被全世界视为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光辉象征，一位忠贞的妻子，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为了丈夫的自由，而且为了南非人民的自由而无所畏惧地斗争着。可如今，她却是一个涉嫌谋杀、攻击、绑架的嫌疑犯，她所涉的人权案件有18起之多。此外，她至少还涉嫌多起腐败案件，贪污、挥霍了大笔国帑。加之在曼德拉坐牢期间，她与多名男子同居，甚至在她出狱的前几周仍与她的情人频传情书，在曼德拉出狱后则公然与她年仅29岁的情夫同进同出，温妮·曼德拉的整个形象已与魔女差不多。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昔日光华四射的女性变成了被起诉的对象？是性格，一再遭受打击和孤独的温妮·曼德拉由原来的不屈不挠变得偏激自私，由原来的争强好胜变得独断专行，由原来的自尊变得冷漠。性格使她前半生辉煌，也因性格使她后半生变得堕落。
温妮因性格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由受人尊敬的“国母”蜕变成了一名令人痛恨的杀人嫌疑犯，实在是一个令人掬哀痛之泪的巨大悲剧。而在中国，遗臭万年的汪精卫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国民革命时期，同盟会因为武装起义的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这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浪，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当时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实际上，汪精卫早年的义举是他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发起的冲动，这只是因为他个人性格中患得患失的情绪，所以在革命困难时选择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才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怯懦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怯懦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
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汪精卫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屈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怯懦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这都是他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怯懦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一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变化，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五月，汪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这一切性格的转变终于导致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大汉奸，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汪精卫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他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为虎作伥，倒行逆施。终于落得个成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的下场。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管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变化，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他不在生活中前进，那么他就会成为别人进步的垫脚石从而自己淘汰自己。
努力创造自己美好的明天，不管你现在境况好不好，都不要影响你前进的脚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还有很多精彩的事等你去做，不要为某一段时间的性格变化而影响了你的一生。人要努力做事完善自己的性格，这也是每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