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在又一次“创巨痛深”的情形下，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寻找借口出兵侵犯台湾之事，此事虽以和议告终而未开启更大战端，却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而此事也在清廷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由此，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
此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急切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
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对外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还痛切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国家之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又亟切诚恳地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
李鸿章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说比普通人高得多，而他一辈子的心血也都花在了这上面。
李鸿章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中国应以陆军为主，海军设立南洋、东洋、北洋三支水师。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等，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撑一支近代海军。而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成为当时亚洲数一数二的海军力量。
一个人在成功的路上要能走远，首先他得站得高，看得远。只有看得长远，他才能对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心里有底，才知道自己行进的方向，以及需要为此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及其后来的多个场合竭力倡言海军海防，无疑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时代潮流，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倡办海军海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做事一定要有长远眼光，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相反，做事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导致得不偿失。
6.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鲁迅先生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最要紧的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就意味着全新的机会，意味着拥有另一片天空。有大智慧的人总是善于发现和开拓新的天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正因为别人没有走过，因此这条路上的宝藏就可以如数归你了。因此，突破常规，是成功的捷径。
在引用新式生产技术进行军工生产时，李鸿章就意识到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设想“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他预感到随同新生产方法的应用将出现新经济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是封建政权所不可能阻止的。
创办近代企业是大势所趋，但以什么方式来创办近代企业呢？“官办”的老路是行不通了，因为，一方面当时清政府无力为创办新式企业提供财政力量，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和知识界对于洋务等新事物“漫不经心”，所知非常浅薄，因此，只有在官场之外另找途径。但是，企业如果完全归商办，李鸿章是不会放心的，他们既害怕私人资本同洋务派争利，又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会“漫无钤制”。因而决意把私人资本置于官府控制之下，使之不超越封建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李鸿章所倡导的官督商办制度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李鸿章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始，就倡言“商为承办，官为维持”，而“维持云者，盖恤其隐情，而辅其不逮也”。李鸿章不仅提出了“官为维持”的方针，而且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维持”官督商办企业的措施。其中主要是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申请专利特权等等。
李鸿章创设的“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形式，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用官督商办组织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中国电报局（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和汉阳铁厂（1890年官办﹐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等。
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原则是由官府掌握企业的用人及理财权﹐具体业务由商人经营。早期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上海织布局等主持人的进退和主要经办人的变动﹐都决定于洋务派淮系集团。同时﹐这些企业在筹办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洋务派官僚从清政府借埝一部分官款﹐如招商局初创时即埝借官款13万5000两。
官督商办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依靠官的庇护﹐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如轮船招商局从创办时起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负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汉阳铁厂的产品可免百分之十的出厂税等等。在贷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贷款﹐累计达1928000余两﹐约占当时企业资本一半左右。开平矿务局在1886年和1890年先后利用公款修建铁路。上海织布局在1897年清理时﹐所借官款也达265000余两。这些贷款又常常得到缓付利息或免付利息的优待。这些企业还享有若干特权﹐如招商局自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每年漕运收入约在20至25万两银左右。开平矿务局开办时﹐经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所产铁轨有优先供应国内修建铁路之用的特权。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获得清政府各种优惠﹐但其发展之初十分艰难﹐许多商人对这种制度持观望怀疑态度。早期创建的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在那个年代都遇到了难以招徕资本的局面。当时所招集到的私人资本大多来自承办人自身及其亲友﹐招股范围非常狭隘。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交，由于这些企业的股利较高﹐筹建情况比较顺利﹐商人﹑官僚﹑地主投资新式企业才较前明显增加。因此，8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为扩充企业增招资本﹐上海织布局和中国电报局招集开办资本等活动﹐都能在短期内达到集资的目标。特别是它们所发售的股票，当时在市场上往往以超过票面额的价格为社会所争购﹐从而促成私人资本竞向新式企业投资。
此外，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如各地创办的矿冶公司等。它们大抵由商人和地方官员出资筹办﹐并无官款参与其间；但为了争取官僚的庇护﹐也都以官督商办名义相标榜﹐如安徽池州煤矿（1877），山东峄县煤矿（1880），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从1877年到1883年，它们先后在上海招集到相当数量的股金﹐其股票在市场上也间或表现为溢价出售的景况。新企业的创办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在80年代初进入了兴盛阶段。
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轮船招商局在筹组过程中就遇到英﹑美航运势力的阻挠﹐在它进入稍有发展的时候，更是多次经受外国航运势力联合倾轧和打击﹔开平矿务局在投产之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外国输入煤炭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为了求得自身发展，这些企业不能不尽力排除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扰﹐在客观上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遏制了英美势力在上海创设纺织公司的图谋。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三年后﹐即从洋商手中夺回了一部分航运市场。又如开平煤矿从1882年全面投产之后﹐经过三年的争夺﹐收回了久为洋煤盘踞的天津市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商人资本在官督商办的企业里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80年代后，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积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和经营，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很多人常常在看到别人成功后，千方百计地去了解其成功的过程，然后，按照别人成功的方式，亦步亦趋；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如果一味恪守前人的经验，形成固定的思维方式，就会在思维定势中失去创新的机会。李鸿章正是明白这一点，才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同，有时人们所走的路很平坦，很快达到人生的巅峰；有时人们所走的路很崎岖，高低不平，沟沟坎坎，让你辛苦让你累，甚至像爬高山一样，越来越陡，越来越险；有时则会出现两条或更多的岔路，需要人们去选择。不管什么样的路，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不同的路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而走自己开辟的路，永远比走别人为你铺就的路收获更多的人生体验。
7.把目标细化，为成功打下基础
把目标化成一个个小的任务，你每天的工作比起整个过程要容易得多。世界上的事都是由小事构成的，一件一件小事组成一件一件大事，就像一个一个零件组成一辆汽车、一架航天飞机一样。
成大事者的良好习惯是有大目标，也有小目标，用小目标组合大目标。对于一些事物的把握，确实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很多人做事急功近利，这样往往是欲速而不达。做事一定要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清廷下令由沈葆祯（抗英名将林则徐的外甥）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400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100万两），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祯则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政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遂采纳沈葆祯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