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拙作《火高粱》搁笔之际
作为职业写作者，我曾经无数次在各种场合被问及为什么不写一下成安，写一下七十五年前发生在成安的那场战事，时间久了，这种原本漫不经心的询问就有了一点点质问的意思。对此，作为成安人，我无力抗辩，退却和拖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无法承担起描写先人被屠杀所带来的精神压迫。对于血腥的文字描述我向来有一种生理上的自然排斥。然而，残忍的是，要想真正用文字记录1937发生在成安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无可避免地要反复地着笔于屠杀和战争。
于是，我只能等待。再于是，我给自己毫无根据地设置了一个期限：四十，等到四十不惑的时候再认真地勾描一下这块充盈着血性和韧性的土地吧。
在2012年这个末日流言和死亡情结横飞的年份，我的四十岁惴惴不安地到来了，我开始了踏入写作行业后最为艰难的一次创作历程。我无意渲染在这次写作中自己多么地投入和亢奋，但我确实会整夜沉浸在1937年故乡成安紧张、混乱、充满血腥味道的氛围中，那些或真实或虚幻的战争场面会反复出现在我呈黑白单色的梦中。
在2011年和2012年的冬春之交，我莫名地陷入了一场来势汹汹的抑郁，我需要服用一种名字拗口冗长的西药来对抗焦虑。不管承认与否，这场抑郁的病由切实与写作有关——每天在陈旧的黑白影像中游历，我脆弱的神经不堪重负，我甚至能够感受到神经束咯咯作响地被一种叫做责任和一种叫做压力的东西抻拽着，我那时真的想放弃，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为什么我非要让自己在那个充满对抗和暴力的年代做一次精神冒险？
当搁笔多日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可选择：我的家就在当年中日两军鏖战的北城墙原址上，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在七十五年前曾经跃动着中国军人和抗日民团的身影，向北不远的那片生活区就是当年日本人横尸荒野的地方，那里有无边无际的高粱一直蔓延到天际。我脚下的黄土里填充着先人的尸骨和不屈的意志，这些撑天的白骨换来的最大意义就是让骄横的日本人在这个冀南小县领略到了本该在要津重镇才能体会到的顽强和不屈。
也许成安保卫战的规模和影响与同期发生的淞沪战争、平型关大捷无可比拟，也许成安屠城与几个月后的南京大屠杀无可比拟，但在精神层面上成安保卫战和这些闻名遐迩的战事却都在别无二致地昭示着中国人的精神和韧性。歼灭五百日军的战果和五千多条百姓生命的付出足以让成安这座小城驰名。但是没有。它被湮灭在了浩瀚的抗日文史资料中。这确实不公平，我必须让这段记忆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作家的操守，更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艰难的写作历程赋予了我很多感受，其中最强烈的一点是——中日之间的这种意志较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一个日本农业访问团突然造访成安县。接待日本人的是主管农业的倪姓副县长，在日本客人心不在焉地走访座谈后，访问团的团长突然提出要去当年的成安北城墙看一看。他在那片曾经血肉横飞的土地上拈香跪拜——这个日本人是在祭奠他的父亲，一个横尸成安的侵华日军。县长愤怒了，在1937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下。先前客套的外交辞令变成了激烈的语言交锋。最终，日本人进行了道歉。
我是一个平和的人，无意延续仇恨，更无意扩散自己的主张或者某种主义。我更在乎的是屠刀挥落的那一刻一个生命个体所承担的恐惧与无助。另一种缘由是，我害怕有人会忘记这段历史，害怕我们受尽屈辱的先人和曾经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奉献过鲜血与生命的军人们在地下为我们的冷漠和健忘寒心。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一个地名——成安。
于是，在2012年的6月，我跌跌撞撞地走完了为期大半年的写作历程。
高粱红了，一个男人的思想也变得成熟了。
我期待着出版之日手捧一束黄灿灿的野花连同这本书放在抗日纪念碑前，做一次心灵历炼的完结。
没有人会忘记你们，我顽强不屈的先人们。
忠魂不灭，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