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科普图书的出版、销售、购买、阅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人们寄望于“学科学，懂科学”，深感有必要多读一些科普图书，用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借以抵御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侵袭。不过，与此同时，不少人又不免怀有一个疑问：曾几何时，某些读过多年自然科学，并且从事过多年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何以也坠入封建迷信的泥坑了呢？专家指出，仅仅掌握一些科学知识，还不足以在自己的体内建立起有效的“免疫系统”。有鉴于此，我们委实不能不从这一角度，并进而从选题策划的思路上，对科普图书作一番审视。
纵览时下的科普图书，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单纯传播科学知识者多，既传播科学知识也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者少。换言之，相当数量的科普图书走进了一个误区，即沉溺于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介绍，或对社会公众在某个时期内较为关注的科技热点进行普及性说明，而很少顾及甚至完全忽略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宣传。某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语重心长地说：“许多科普读物往往只限于将高深的科技语言转变为有趣的、可读性强的通俗语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翻译’，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甘子钊也有类似看法，认为“科学普及的不应只是一些科学知识，更多的应当是科学观、世界观、人文素养和心灵的修炼”。窃以为，这应当成为科普作家和科普编辑的共识。
在科普图书读者对象的定位上，策划者们的意见似乎也不尽一致，有主张面向高中甚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也有主张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面向前者的是所谓“继续教育的科普”，而面向后者的则是所谓“一般科普”。窃以为，将读者对象定位在高中甚而高中以上的人群，不唯读者面较窄，而且极易使策划者们所策划的科普读物“科”而不“普”，成为“外行读不懂，内行不消读”，难以“普及”的滞销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要把（科普工作）重点继续放在青少年、农村干部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身上”。可见，科普图书的读者对象，更宜定位于后者。
选题和读者确定之后，作者便是决定的因素。那么，选择怎样的作者呢？有的策划编辑认为：科普图书是“小儿科”，找那些对科学技术“懂点皮毛”的人写作就可以了。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害的错误认识。时下的某些科普读物之所以互相矛盾、自相矛盾，让读者在读后摇头叹气，生发出“不读它倒还明白，读了它反而糊涂啦”的感慨，就是因为科普图书的作者并不熟悉自己所写的科技内容，而是几乎甚至完全靠“参考”“摘抄”“改头换面”和“剪刀加糨糊”办事的。这样的作者写出书来，既不可能传递给读者以完整、准确的知识，更不可能传递给读者以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思想。例如，某科普读物在谈及钟的走时快慢时，说是根据单摆周期与（L为摆长，g为重力加速度）成正比的公式和物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冬季摆长变短（L变小），因而周期短了，钟就走得快了；夏季正好相反云云。这种分析，完全无视润滑油冬季黏度变大，阻力变大，从而使钟摆的摆动周期变大的影响。其实，钟摆的摆动周期是一个“多元函数”，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有的因素使钟在冬季走得快些，有的因素使钟在冬季走得慢些。究竟是快是慢，取决于这些因素“综合”的结果。而“综合”，恰是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所开创的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方法。有鉴于对科学一知半解的科普作者闹出不少笑话，某些同志主张“科学家写科普”，并且已经开发出我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科普出版工程——“院士科普书系”。笔者管见，尽管院士未必就能写出成功的科普读物，但“院士写科普”至少说明了出版界、科学界对于科普作者应具备的素质有了新的、比较符合科普出版规律的认识。此外，“院士写科普”的示范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不过，从实际出发，从效果出发，我既不大赞成“外行写科普”，也不大赞成“院士写科普”，因为“写科普”既非“外行”也非“院士”之所长。坦率地说，我比较看好那些写作技巧较高、学有专长的一般科技人员。虽则他们的造诣不及大科学家那样深，水平不及大科学家那样高，然而他们“写科普”却不会像外行那样写出知识性错误；而出自他们之手的科普图书，在通俗性、可读性方面，则又往往为大科学家的著述所不及。
科普图书的内容应该是深浅适度的，不如此则读者难以卒读；而若读者难以卒读，则所谓“增强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就不免成为空话。问题在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说起来困难得多。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李元先生对此就深有感触：“科普书最不好写。发挥充分，一不小心就写深了，读者看不懂；如果总想着通俗浅显，写起来又容易流于表面。”不过，难则难矣，作为科普图书的作者，注定要“在夹缝中讨生活”。
科普图书还应当是魅力十足的，具有浓郁的趣味性。它的趣味性，既来自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引人入胜的内容，也来自作者生动的述说与描绘。其作者必须善于发掘，善于联想，善于“编织”，善于表达，在着手写书之前就做好应有的“文化准备”，力求自己所写之书成为科学史、科学文艺和科学知识的“合成体”。有位出版家说得好：为了吸引读者，充分发挥其传播作用，科普图书务须摈弃干巴巴的说教，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和定义、定理、方程、公式。至于如何“曲笔著文章”，那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当然，一本成功的科普图书，除了在内容的科学性、视点的前瞻性上经得起“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外，在编校、装帧质量上也应该达到较高的水准。那种藐视科普图书，以为“普”就可以降格以求的看法，无异于“白马非马”，不足为训。
将“科普”视为自然科学的“专利”，是科普图书的又一误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本并非两家，是人们为了研究方便起见，人为地将它们分解开来的。然而，它们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堪称“剪不断，理还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与人文学科包含着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人文学科。”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全面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论证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批判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机械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哲学的高度对自然科学作出分析与总结，得益于他对自然科学的潜心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社会科学研究愈来愈多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又给自然科学以指导，帮助自然科学跨越理论上的困难与障碍。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边界还会越来越模糊。新兴学科往往是边缘学科，而且大多产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界处，此其科普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普者一也；自然科学有其局限性，需要社会科学给予推动和补充，此其科普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普者二也。有此二点，社会科学的科普理当与自然科学的科普“平起平坐”，成为科普图书的“半边天”。
某宣传媒体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科普图书的出版，在经过一阵“红火”之后，业已“急转直下”，落入了“品种越来越多，读者越来越少”的“怪圈”。究其原因，无非还是由于策划人员看不清市场动向，缺乏“求新”意识，导致选题出现了太多的“低水平重复”。诚如有识之士所言：这种“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严重地制约了科普图书的出版，再也不能“依然故我”下去了。
（原载2000年2月23日《中华读书报？专家发言》，获第四届四川省出版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