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
提笔叙述我的人生之时，我不由得一阵惶恐。对于揭开笼罩在我幼年生活之中的神圣面纱，我总有些迷信似的迟疑。写自传，这可绝非易事。回想童年的记忆，我发现多年前的现实与理想已经不再界限分明，却又是一条纽带，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描绘童年的经历时，女性总会充分发挥创造力。然而，在我人生的最初阶段，除了少数鲜活生动的影像外，全是监狱般的黑影。
此外，许多童年的欢乐与悲伤，在时光的淘洗下也失去了甘苦，我可以淡然处之。那些幼时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在新的伟大发现的兴奋中被淡忘了。
因此，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厌烦，我会把生命中自认为最重要而又富有趣味的一系列片段呈现给大家。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北部小镇塔斯坎比亚。我的父系祖先来自瑞士，名叫卡斯帕·凯勒。他定居在马里兰州。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就是聋哑教育家，在苏黎世办学，并且著书立说。这仅仅是个巧合，不过世事难料，王子成乞丐，奴隶变贵胄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的祖父，卡斯帕·凯勒之子，在亚拉巴马州购置了大片土地，最后定居于此。我听说他每年都要骑马从塔斯坎比亚镇去费城，购买庄园所需物资。我婶婶还保留着他出门在外时捎回的家书，里面描绘了许多活灵活现、迷人有趣的旅途见闻。
我的祖母凯勒的父亲叫亚历山大·摩尔，是一位侍从武官。她的祖父是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英国殖民时代弗吉尼亚州的总督。她还是罗伯特·E·李将军的表妹。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曾是南军的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很多。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E·古德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纽波利多年。他们的儿子（我的外公）查尔斯·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州纽波利港，后移居堪萨斯州的海伦娜。内战爆发时，他站在南军一边，成为一名准将。他娶了露西·海伦·埃弗里特，露西同爱德华·埃弗里特和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博士同宗。战后，外公、外婆搬家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我因病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一直住在一座小屋里面，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小的给仆人住。在南方，人们都习惯在大屋一边修一间小屋，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房子是父亲在内战后修的，与母亲结婚后就住进来了。小屋完全被葡萄、攀缘蔷薇和金银花包围着，从花园里望去就像一个凉亭，不大的门廊完全被一面由黄玫瑰和南方天冬草构成的屏风遮蔽着。这儿是蜂鸟和蜜蜂的乐园。
凯勒家的大屋，也就是爷爷、奶奶的住处，距离我们的“蔷薇凉亭”不远，被称为“常春藤绿园”，因为房子被大树和爬满常春藤的篱笆包围着。这座大屋的老式花园是我童年的伊甸园。
甚至在我的家庭老师——沙利文小姐到来之前，我也常常摸索着，沿着坚硬的长方形黄杨木篱笆前行，由味觉指引，找到首先绽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每次发完脾气后，我也总是去那里寻找慰藉，把涨红的脸庞埋在清凉的叶片和芳草之中。徜徉在百花盛开的花园中是多么的快活啊！四处漫游，最终摸到一株美丽的葡萄藤，我是通过它的叶片形状和花朵的香味认出它的。我还知道这株葡萄藤的位置在花园的尽头，覆盖在那间破旧的避暑小屋上。这里还有拖在地上的铁线莲和低垂的茉莉花，还有一种叫作蝴蝶百合的十分罕见的花，娇嫩的花瓣就像蝴蝶的翅膀。但蔷薇绝对是我的最爱。在北方的温室里，我从没找到过和我家的攀缘蔷薇一样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儿。它们像彩带一样挂在门廊上，使空气中充满芬芳，超凡脱俗。而在清晨，它们沐浴在露水中，如此的柔软，如此的纯净，让我不禁猜想，上帝花园中的神圣花卉就是这样的吧。
我早年的生活简单平常，与任何其他小生命大同小异。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我来，我见，我征服。家人们热烈讨论，精心斟酌我的名字。每个人都满怀热情想给我取个好名字。父亲建议取名缪德莉·坎贝尔，并且固执己见。那是一位他非常尊崇的先辈的名字。后来还是母亲改变了父亲的主意，以她母亲的闺名海伦·埃弗里特给我命名。然而在去教堂的路上，激动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名字忘在脑后，因为他本来就不赞成。当神父问他我的名字时，他只记得要以外婆的名字给我命名，所以就说是海伦·亚当斯。
大家都说我早在襁褓中就显示出热情、固执的个性。大人们做任何事，我都一定会效仿。六个月大时，我就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单词。有一天，我相当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即使后来发病以后，我依然记得“水”这个词怎么说。失去说话能力后，我还能模糊说出“水——水”。
一直到我真正学会拼写“水”这个字后，我才不再模糊发出那种音。
据说我一岁就开始走路了。母亲把我抱出浴缸，将我放在她的大腿上。突然，我被光滑地板上闪烁的树影所吸引，从母亲腿上滑下，几乎是跑着过去的。
这阵冲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跌倒在地，哭喊着要重回妈妈的怀抱。
好景不常在。知更鸟歌唱的春日，果香花开的夏季，金穗红叶的秋天一晃而过，留给一个热情快乐的孩子无数礼物。接着在荒凉的2月，一场疾病夺走了我的视觉和听觉，将我打回神志不清的婴儿状态。医生称之为急性脑溢血，认为我的病已回天乏术。然而，一个早晨，高烧如同它突然到来一般，毫无预兆地神秘消失了。那一早，全家欢声笑语，但没有人发现我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医生也没发现。
至今，我仍然能回忆起病中的一些片段。我很清晰地记得，母亲温柔地抚摸我，试图拂去我高烧状态下的焦躁与挣扎，以及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的痛苦与迷惘；我转着又干又热的双眼，朝向一边的墙壁，那里有我热爱的光明，而我看到的却是一日胜于一日的模糊。除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记忆以外，一切都如此不真实，像是一场噩梦。渐渐地，我适应了围绕着我的寂静和黑暗，忘记了世界曾经的不同，直到我的老师到来，是她放飞了我的灵魂。
但是，在我生命之初的十九个月里，我已经对这个世界有过惊鸿一瞥，绿意盎然的广阔田野，明亮的天空，树木花草，这一切都不是随后的黑暗能够抹杀的。老话说得好：“时间属于我们，时间向我们展示的一切也是我们的。”
黑暗中的探索
我完全记不清我病后的第一个月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无论母亲在家里做什么，我都跟着她，要么坐在她的腿上，要么抓着她的裙子不放。我的双手感知着一切事物和活动，这样我也学到不少东西。很快我感到某种与他人交流的需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摇头是“不”，点头是“是”，拉表示“来”，推表示“去”。如果想要面包，我就做出切面包片和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母亲给我做冰激淩，我就会做搅拌的动作，并且发抖表示冷。而母亲通常也能让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会根据她的指示跑上楼或其他地方去，拿到她想要的东西。她的爱与智慧，使我在无尽黑暗中体验到光明与美好。
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我大多能理解。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折叠和收拾清洗好的衣物。我还可以找出其中属于我的衣服。我顺便还知道了母亲和姨妈什么时候会出去，而且每次都求她们带我一起去。家里有客人来时，我都会出来问安，客人离开的时候，我也会挥手道别。
有一次，几位先生来拜访母亲，我感觉到前门的关闭和其他振动，表明了他们的到来。一念之下，在其他人阻止我之前，我跑上楼，穿上一套我认为合乎礼仪的服装。然后，我站在镜子前——我见过别人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上油，脸上涂上厚厚一层粉，又在头上套上面纱，腰上绑上一个巨大裙撑。这下我的脸和肩膀都隐没在面纱的褶皱中间，裙撑把我的裙子后缘挑起来，在后面一摇一摆的。
这样盛装打扮好之后，我下楼帮助款待客人。
我也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异于常人的，但肯定是在老师来之前。
我注意到，母亲和朋友们都不像我得用手势来表达需要，而是用嘴交谈。有时，我站在交谈的两人之间，触碰他们的嘴唇。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觉得十分苦恼。我动着嘴唇，试着模仿，却毫无效果。这往往让我恼怒异常，又踢又叫，直到精疲力竭。
我想我知道自己是个捣蛋鬼，因为我知道只要踢打奶妈艾拉，她就会难受。
发完了脾气后，我又觉得抱歉，但我不记得有任何时候我会因为后悔而不再继续调皮。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我还是会大闹一番。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玩伴是黑人小女孩玛莎·华盛顿——我们家厨师的孩子，以及曾经的好猎手：老狗贝拉。玛莎·华盛顿理解我的所有手势，因此和她交流我很少遇到困难，总能让她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玛莎总是屈服于我，也不和我正面冲突。那时我健康活泼，不计后果。我神思敏捷，总是自行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常常在厨房玩耍，揉面团，帮忙做冰激淩，磨咖啡豆，为了一个做蛋糕的碗而吵闹不休。我们还喂养跑到厨房门口觅食的母鸡和火鸡。这些动物都非常温驯，它们会到我手上来吃食，还让我抚摸它们。有一天，一只公火鸡从我手里抢走了一个番茄，并立刻逃跑。也许是受火鸡先生的启发，我偷了一个抹满糖霜的蛋糕，在柴房里吃了个精光。之后我闹了肚子，不知道火鸡先生遭了报应没有。
珍珠鸡喜欢把巢筑在偏僻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在深草丛中找寻它们的蛋。我没法告诉玛莎·华盛顿我想去找蛋。但我会双手握拳放在地上，表明草里有圆形的东西，玛莎就懂了。如果我们幸运地发现一窝珍珠鸡的蛋，我会用强调手势告诉她，不允许她把蛋拿回家，因为我怕她会摔跤，把蛋跌破。
储藏谷物的粮仓，养马的马厩，一早一晚挤牛奶的牛圈，都是我和玛莎永不厌烦的兴趣之源。挤奶工挤奶的时候，会让我把双手放在奶牛身上，通常奶牛都会用尾巴来回敬我的好奇心。
为圣诞节做准备从来都是我的一桩乐事。当然我并不明白这日子到底有何意义，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享受弥漫在屋里的美食香味。为了让我和玛莎安静，大人不停地塞给我们零食。我们老是给大人添麻烦，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尽享节日的快乐。大人们让我们磨香料，挑选葡萄干，还让我们舔舔搅甜点的勺子。像别人那样，我也挂起长袜。然而我不记得对这个节日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我的好奇心也没驱使我大早起来查看获得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的调皮捣蛋不弱于我。7月的一个燥热的下午，两个小丫头坐在房子大门口的房檐下：一个黝黑如檀木，毛茸茸的头发用鞋带绑成一条条发辫，像一个个螺丝锥立在头上；另一个白皙如雪花，满头卷曲的金发。一个是六岁的盲童——那就是我，另一个大两三岁，那就是玛莎·华盛顿。我们正忙着剪纸娃娃。很快我们失去了兴致。剪断了两人的鞋带和所有够得着的金银花叶子后，我的注意力转到玛莎的“螺丝锥”上。起初她不怎么乐意，最终还是屈服了。不过为了公平起见，她也用剪刀剪去我的一缕鬈发。要不是母亲及时出面制止，我恐怕要被剪成光头。
猎犬贝拉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可是她又老又懒，宁肯趴在壁炉边睡大觉，也不与我一同嬉戏。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让她学会我的手语，但她既迟钝又懒惰，完全行不通。有时她也会激动起来，兴奋得浑身颤抖，接着又完全安静下来，就像猎狗锁定猎物时那样。我那时并不知道贝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我只知道她没有随我的愿，总是恼羞成怒，对她拳脚相向。贝拉会起身，伸个懒腰，发出一两声不屑的响鼻，然后到壁炉的另一边躺下。我既失望又疲倦，只好去找玛莎玩。
早年的这些小事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互相不连贯，但却清晰鲜明，让我对那种没有声音、没有目标、没有昼夜的生活记忆犹新。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洒在围裙上面。为了让它干得快些，我把围裙铺在客厅壁炉里快要熄灭的炉火前面。围裙干得还是不够快，我就凑得更近一些，直接将围裙塞到滚烫的炉灰上。火苗重新跳动起来。我被火焰包围，我的衣服全部烧起来了。我惊骇的尖叫声招来了维尼，我的老奶妈。她扔过来的一条毯子，扑灭我身上的火焰，救了我的小命，同时也差点让我窒息。除了我的双手和头发，我没有大碍。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了解了钥匙的功用。一天上午，我把妈妈锁在食品室里面长达三个小时。仆人们都不在近处，她不停敲门也没用。我则坐在门廊台阶上，一边高兴地大笑，一边感觉敲门造成的振动。这次十分恶劣的恶作剧让父母明白我需要管教，而且越快越好。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刚来后不久，我就找到机会把她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妈妈要我给沙利文小姐捎件东西，我拿着上楼给了她，转身出来时“砰”的一声把门锁上。然后，我把钥匙藏到大厅的衣柜里面，无论如何也不坦白钥匙的位置。父亲不得已找个梯子把沙利文老师从窗户接出来。我却得意非常。几个月以后，我才把钥匙交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