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方英语立法历史进程显示，每当美国的社会矛盾趋于激烈、种族关系趋于紧张、少数族裔移民易于成为白人语言文化庇护的含蓄的攻击对象时，美国唯英语（官方英语）运动就进入了高涨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由专制体制向民主政体的过渡，国际贸易、投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剧烈扩张，这一切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美国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以及保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角度看，吸纳移民会有很大的好处，然而要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政府服务开支增多，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以及本国原有工人的福利下降。1967年，美国平均收入排行中前五名的收入是后五名收入的六倍。然而，根据美国1998年的人口统计，到了1994年相同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在1967年六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倍。美国的贫困率从1997年的13.3%下降到了1998年的12.2%， 但是这个数字和美国1989年13.1%的官方统计数据相差无几（Weinberg 1999：1）。这个时期，美国前所未有的第三大移民浪潮已经开始，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98年，美国的墨西哥和拉美裔移民的人均平均收入不到非墨西哥和拉美裔白人的人均平均收入的一半。进入21世纪，美国商业精英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就业机会向海外转移，更加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的不平等和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当美国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信息技术时代后，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这些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散居海外并保持着跨国共性的群落。所有的这一切造成了美国主流白人群体对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仇恨和偏见，在他们看来一切破坏美国社会安全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移民。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勒·韦佛（Ole Waever）等人的解释，“社会安全”是指“社会在经历变化、遭受可能的或实际的威胁的条件下坚持其固有特性的能力”。它包括“在可接受的演变的条件下保持传统模式的语言、文化、社交、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和习俗的能力”（1993：23）。很显然，美国白人群体仇视移民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移民问题可能在精英群体中间引起严重的分歧，使美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进而损害到美国国民同一性和语言同一性的传统理念。
从1820年到1924年，约有3 400万欧洲移民来到美国。那些留在美国的人部分地同化了，他们的子孙则几乎完全同化并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另有2 300万移民来到美国，大多数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2000 StatisticalYearbook of the Immigration）。继而美国人口对比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非拉美裔白人比例的下降。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75.6%，而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它已降到了69.1%。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加利福尼亚，也像在夏威夷、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特区一样，非拉美裔白人已成为少数。这一下降在城市中尤其明显。
在全国100个最大城市中，非拉美裔白人1990年占总人口的52%，在其中30个城市中居于少数。到2000年，他们在总人口的比例降到了44%，在其中48个城市中居于少数。1970年时，非拉美裔白人曾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83%，居压倒性多数，而人口学家们预测：到2040年加利福尼亚白人会成为少数，将占总人口的31%，而拉美裔人将会达到48%。这种人口构成上的变化，加剧了美国白人的在民族属性和语言属性认同上的恐慌。美国学者卡罗尔·斯温（Caroll Swen）曾指出：当今有好些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同时起作用，其中包括（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变化、种族优惠政策的实施、少数族裔期望值的上升、政府继续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人们日益担心全球化带来的失业，有些人要求奉行多文化、多语言主义。因特网让见解相似的人更易彼此认同，形成共同的意见和谋略，来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这些因素）只会推进美国人白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保护意识，这将是美国身份政治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Swain 2002：423）。
卡罗尔·斯温的言论一出曾经引发了很多人的反驳，他们认为斯温对于美国白人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潜在可能性的预测过了头，现在看来斯温的论断无疑是对美国未来文化走势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雄辩的告诫。在白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的推动下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完全无所反应的可能性为零，他们必定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国民特性涉及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然而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共性，尤其是在缺乏语言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孱弱的。因此，诸多研究语言意识形态的学者曾经指出美国的官方英语立法是美国白人主流群体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未来支配地位危机感的症结所在，更是美国白人群体对于拉美裔移民群体乃至整个少数族裔群体“不容异己”褊狭观的一种微妙的政治掩饰。
这种微妙的政治掩饰实际上就是美国白人推行民族认同和种族主义保护的一种方式。因此，美国的官方英语立法，从实质上讲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运动，这种种族主义不同于以往那些极端偏激的集团所追求的传统的种族主义，它是针对美国社会的新的现实而所做出的反应（在这些新的现实中最能激起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行动和新种族主义的因素大概就是以上我们所提到的美国社会中的拉美裔群体在美国人口构成上以及他们在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上的膨胀），通常被美国社会学家们称作“新种族主义”（neo-racism）。
新种族主义起源于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新种族主义运动的多数成员亦被称为“新白人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一心追求民意的政客和党徒不同的是，他们“有文化、有知识、往往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而且拥有可观的学位”（Swain 2002：15）。这些新民主主义者并不是鼓吹白人至上。他们主张“种族自决和自存”，只是认为“美国正迅速变成有非白人统治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国家特性非此即彼，把种族和文化捆绑在一起。他们认为种族是文化的源泉，人的种族属性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文化也应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美国种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文化对比的变化，他们认为白人文化使美国伟大，而黑人文化和褐人文化在知识上和道义上均劣于白人文化。可是现今拉美裔群体在人数和影响上的持续上升会使黑人和白人之间原有的种族分歧被拉美裔和非拉美裔白人之间的文化分歧所取代，成为美国社会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分歧（Swain 2002：16），进而严重地威胁到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首要地位和英语作为全国唯一语言的地位。这样一来，美国文化的断层将正式显现、美国语言的分野亦将正式成形，三个世纪以来以“一种语言和一种核心文化”为标志的美国将由此变得面目全非。新种族主义者们认为这是国家衰落之路；要使美国继续成为美国，就必须积极地遏制和扭转美国尖锐的两极分化以及美国人彼此之间的创伤性分裂，必须要加强美国的国民同一性、保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的纯洁属性。亨廷顿曾经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白人的民族属性将走向终结，呈现出真空，能填补这一真空的，只有一个广泛的白种人的属性”（Huntington 2009：230）。而亨廷顿所指的这种“白种人属性”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要排除一切外来影响、捍卫英语作为全国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由此可见，官方英语（唯英语）立法的初衷与其说是在单纯地保护英语，倒不如说是在消除由生物遗传和基因所带来的种族差异，从而为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文化和语言在美国的统一扫除障碍，这是由新种族主义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如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所指出的那样：“语言主义（Linguicism）作为一个概念，旨在解释一国之中‘支配群体与被支配群体（原住民群体和移民群体）’之间的语言关系。”“语言主义”作为一个貌似隐蔽的词汇，在许多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的社会背景中，很可能会替代“种族主义”行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使美国原本不公平的权利和资源的分配变得合法化（1992：318）。因而，在美国纯粹地讨论种族问题会招致很多的非议，而避开种族来讨论官方英语立法和反双语教育立法就可以有效的避开众多异端的攻击。新种族主义的绩效是明显的，由美国英语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推动的官方英语立法，不仅仅使美国的主流群体与墨西哥和拉美裔群体以及其它的语言少数族裔群体分割开来，彰显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流群体的种族优越性以及英语作为优势语言的坚固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非自觉殖民化”（auto-colonization）的进程迫使文化从属群体（主动地或是被动地）接受美国主流群体的诸如反移民、反深色肌肤、反西班牙语及其他语言、反霸权主义和反乡土观念等世界观和价值观，继而有效地消解了非主流文化群体对原籍国民族和文化属性的认同和对本国民族语言的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