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有许多的含义。它通常是指一个社会的文化产物，包括文艺音乐之类的“高档”文化以及大众娱乐和消费倾向之类的“低档”文化。但本书所说的文化，其意义有所不同。它通常是指包含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是非观念、习俗、技术、仪式以及反映出这些主观因素的客观体制及行为范式等因素在内的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合形式。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核心文化或主流文化，深浅不等地由该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在这一全国性文化以外，该社会按照宗教、人种、民族、地区、阶级或其他范畴而区分的各种群体还有各自的居从属地位的文化，即国家层次以下的亚文化，有时还有跨国的文化。美国一向充满着这样的一些亚文化，但也有自己的主流文化，那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大多数的美国人，不论其亚文化背景如何，均共享这一主流文化。这是最早来北美的定居者带来的文化，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美国文化和国民特性的首要界定因素。
美国文化本是源于欧洲大陆的清教文化，包括从英格兰继承而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以及习俗，最主要的内容有英语以及当时不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的理念和价值观，它们在英格兰逐渐消退之时被清教信徒移民新大陆时带到北美，却在北美大陆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焕发出新的活力，继而异化为美国的白人文化。换句话说，美国的文化不是欧洲殖民统治的简单延伸，而是欧洲文化的继承。正是由于美国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欧洲文化的合理内核，在北美拓殖的过程中发生嬗变，才产生了与欧洲大陆文化迥然不同的独特魅力。因而，美国的文化既有杂交化的优势，又有多元化的绚丽多彩，是一种别具韵味的整合型文化。它包含着世界上几乎一切的种族、民族、宗教价值、思想和学术，任它们在此并肩而立、争奇斗艳，但又始终以“WASP”文化，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为主元和核心。这种文化在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有着很强的排斥异文化的民族优越感，甚至是鲜明的种族优越意识。从18世纪起美国人开始从意识形态上界定自己的社会，以证明从英国统治下争取独立是有理的，他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以“救世主”自居，负有教化和拯救弱小民族的“天赋使命”，而美国自诩是“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Kibbee， 2003：3）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Clinton， 1997：116），是寻求自由者的“希望之乡”。美国人对其卓越不群的文化优越性和普世性所持有的坚定信念，使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美国自建国至今，建设一个依美国为模式的新世界，将美国文化推及世界这个上帝赋予“选民”的神圣使命一直是美国人民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斯·勒拿（Marx Lerner）所言：“美国人的偶像就是使美国文化成为全世界追崇的偶像，这是由美国早期的信仰和历史经验所形成的”（2002：920）。这种以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为价值取向的文化贯穿于美国的全部历史，主宰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并渗透于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美国总是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尺度来衡量一切事物，积极倡导强化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的认同，并且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推行自身文化的输出，试图通过同化来消除差异。因此，从19世纪开始，来到美国的移民受到各种方式的说服、诱导或强迫，要他们遵从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基本要求。20世纪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多文化主义者和一些少数种族的代表人的言论恰好证明了上述努力的成功。迈克尔·诺瓦克在1977年尖锐地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被强迫当“美利坚人”，接受盎格鲁-美利坚文化，这种美利坚化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迫的过程”。1995年，威尔·基姆利奇卡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移民们“被要求放弃其文化传统，完全同化于现有的文化准则”，而这些文化准则被称为“盎格鲁-国教模式”。如果移民被认为无法加以同化，就会遭到驱逐（Anthony， 1991∶150）。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同化了移民及其后裔、使之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国家。同化的关键是让移民及其后裔接受美国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正如米尔顿·戈登在他的精辟著作中所说，移民同化就是他们采纳东道主社会的文化模式（文化适应），融入东道主社会的“群体和体制或社会结构的网络之中”，与东道主的社会成员相“炼合”，而且养成东道主社会成员感（1964：70）。在他看来：（移民所参与的是）沉入一个亚社会的群体和体制的网络，这一网络已固定于基本轮廓之中，带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遍的新教的印记。由于早先已有盎格鲁—撒克逊的体制形式作为规范，英语又无所不在，而且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人数上居统治地位，移民的上述结局就不可避免了……这并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嬗变炉，让所有不同来源的移民的不同文化模式共熔于一炉，而是把后到的移民的一定文化贡献转变到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子中去……（最终） 在选定的阶级层次上几乎完全炼合到美国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之中（244-245）。
美国人的自我形象依然是美国独立时即已具有的盎格鲁-美利坚理想……他们的文化同化进程基本上等同于他们语言的发展：这里那里不是出现几个外来语词汇，有些字词拼写形式有点变化，但这语言仍然完完全全、明白无误是英语。由于美国人民在血统、种族、文化、生活方式、民族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多样化的特征，语言的纽带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为重要，作为其文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英语便成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根本保障，以及美国文化输出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从建国伊始美国的语言恪守着一个愈益统一的标准，英国的殖民者成功地抵制和化解了其他白人语言的威胁，抑制了数以百计的原住民语言的影响，于短短的时间内在北美这块语言格局复杂、种类繁多、关系混乱的大地上建起了一座“英语的巴别塔”。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描述这一一致性时曾指出： 这种一致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者在美洲定居的最初岁月。如果语言一致性的根基没有在殖民时期，即十九世纪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移民高潮之前就奠定的话，美国今日可能就不会向全世界展示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奇观：一个有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使用的确是单一的语言。几乎从第一批移民在美洲定居时期，就有了促使语言趋于统一的压力。（蔡勇良2007：73）300多年来，要在美国生存，说英语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长久以来美国人有两个信念，其一“如果没有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就没有现在的美国文明”（Gingrich 1995：162）；其二“只要移民承认英语为国家语言而加以接受，并为自己的美国国民身份而自豪，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遵循新教伦理，他就融入了美国社会”（Peter，1997：49）。因此，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强调移民的同化并鼓励移民抛弃任何本民族的迹象，包括语言。“移民的本族语在美国是不期望被听到的……移民的文化和语言，与主流的美国文化和语言相比是没有多少威望和使用价值的，它们终将会伴随着移民化地进程而消亡”（Castro 1992：180）。18世纪来到宾夕法尼亚的德裔定居者曾试图使德语成为与英语平起平坐的语言，但惹怒了富兰克林等人，未能得逞。19世纪的德裔移民又试图在威斯康星建立德语飞地，在学校用德语教学，但也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受到同化的压力，威斯康星州议会于1889年明文规定英语是该州的教学语言。在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于迈阿密和西南地区以前，美国两亿多人口几乎完全讲同一语言，这样的大国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美国，移民申请归化入美国国籍时，应符合几条有限的和明确的标准，简单说来，这些标准就是：
1.在美国合法居留5年。
2.品行端正，无犯罪记录。
3.能说、读、写普通英语（八级水平）。
4.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有一般了解，“公民测验”及格。
有些人批评这些标准过于严格，但其中一位批评者却承认：“比较而言，美国对归化的要求还算是适中的”（Joseph，2006：143）。关键的两条是对英语以及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有基本的了解。它们体现出美国国家特性尚存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英语文化遗产以及“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学会会长、哈佛大学阿尔伯特·维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中曾指出：“美国的民族特性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而英语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历史经验则证明只有单一语种的国家才能保持长期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双语种、多语种的国家往往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程克雄，2005：46）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关于英语在美国的地位也有过相似的论述，他说：“我们必须拥有旗帜，但只能是一面；我们必须拥有语言，但只能是一种。那种语言必须是《独立宣言》所用的语言，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所用的语言，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和他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所用的语言。我们不能容忍以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反对或替代从这一共和国缔造者那里传承下来的语言和文化的任何企图。这一民族的伟大依赖于她敞开胸怀欢迎登上海岸的异乡人的迅速同化。企图阻碍这一同化进程的任何势力就是我们国家最高利益的敌对势力。如果因为照顾某一集团利益而让其自由发展，这种势力将会破坏我们的国家机器，改变我们国家的理想”（蔡永良， 2007：31）。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语言的选择和语言本身的变化。当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全球主义、竞争性和合作性为特点的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之后，全球之内的语言接触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英语，在这样的契机下，除了作为世界贸易用语和国际商务、学术会议的通用语言的职能外，俨然成为了全球化的一种手段，“人们通过英语来表达自己不想脱离世界的愿望”（Weiss 2004∶25）。每个国家都在积极地加强本国的英语教育，其中很多国家已经将英语确定为本国的第一外语。有些美国人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以“美国化”代替“全球化”，并公开宣称：“如果世界趋同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同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起来，这些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Rothkopf，199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