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注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有位古人曾感叹地说，人要是从年老向年轻活那该多好啊！因为年纪大了，更懂得珍惜时间，言下之意，大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叹。我们提出把一生时间当作一个整体运用要抓一个“早”字，说的是应该珍惜青春时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但绝不是说，年老可以废学，坐而空叹，少壮努力学诚然很好，老来发愤也无须叹晚。或许有的读者会问，年老发愤学习，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我们可以从师旷劝晋平公读书的故事中得到教益。
晋平公有一天对巨子师旷说：“我的年纪大了，已经70岁了，虽然很想求些学问，读些书，但是，总觉得太晚了。”
师旷说：“‘太晚’吗？为什么不把蜡烛点起来呢？”
平公说：“我和你说正经话。怎么你竟和我开起玩笑来了！”
师旷说：“我做臣子，哪里敢和您开玩笑。说实在的，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好学，他的前途就像早晨的太阳，辉煌而灿烂；壮年时候好学，像正午的太阳，还有半天的好时光；到了老年，就像蜡烛的火焰而已。蜡烛的火焰，虽然不见得怎样明亮，但是有了它，总比在黑暗中摸索要好些吧厂！”
如果说，作为2000多年前的师旷就认识了老年人学习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老年人学习就更重要了。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和实施人口控制，在人类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据国外未来学家预测，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例如，美国在本世纪初，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但到了70年代后期，人的平均寿命增到70岁以上。日本人的年龄也从战后平均寿命的50岁增到70多岁。将来，人的寿命还可能延长至100多岁。所以，国际上兴起了老年人才设计。所谓老年人才设计，就是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结合他们的经验与专长，根据社会的需要来重新加以训练或培养，以有利于社会。例如在美国，55岁以上仍在受高等教育的老年人共有170万人，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72岁老年妇女获得学位，当上了一位律师助理，还有一位93岁的老年人正在学习法语，准备进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在日本兵库县加古川市，于1969年设立了一个名叫“印南野学园”的日本第一家老人大学。这家大学规定的人学年龄是60岁以上。平均年龄是74岁，最年长者是84岁。
现在，有些老年人，往往有晋平公求学之心，却无“秉烛”夜学之意。他们心里常疑惑，“八十岁学吹打”能行吗？是的，人老了，体弱力衰，眼花耳聋，精神恍饱，学习起来困难多一些；但，是否学有成就，年龄不是决定因素，而是要取决于事业心和志气，况且，由于年龄的增长，阅历丰富，理解能力强，所以老年人在把一生时间当作一个整体运用时，也要扬长避短，避其人生不长了的劣势，发挥其阅历丰富的优势。
美籍华裔林同炎，是个桥梁与结构工程专家，年近七旬，仍然设计了一座别具风格的悬索桥，荣获1979年全美建筑设计第一名。这充分说明老年人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仍可以一显身手。古往今来，虚度韶华，年少无为者，大有人在；大器晚成，白头辉煌者，也为数不少。英国作家笛福，青年时当过军人，贩过珠宝，试办过造砖企业，都无所作为，直到59岁时，才写成《鲁宾逊漂流记》，在后来的12年里，又写出了包括政论。小说、游记、传说和历史诗歌等250种著作。中国唐代的高适，50岁以后，下功夫学写诗，终于成为独具风格的边塞诗人。汉朝著名“学者”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59岁尚在东海放猪，60岁拜将封侯。另一朱买臣，40多岁还一边砍柴，一边读书，他的妻子瞧不起他，离开了他，他仍苦学不辍，50多岁才当上官。曾子晚年学习，终于“名闻天下”；苟子50岁才开始到各国游学，成为大理论家……。
我们说年轻人要心怀大志，同样老年人也要心怀大志。现在一些五六十岁的人，感到人生道路已到尽头，他们不是想的为自己子女留点什么，就是想的无所作为的安度晚年。目前在我国上了点年纪而又学识足的人相当多，是继续当光掏学费没有学下真本领的长期留级生呢？还是等到年老退休、无所事事而感到精神空虚呢？只有“秉烛”夜学，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专，老更有所作为。不用说，这既是对人类尽到了职责，也是提高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8.执着专注终身修炼
南北朝时期，梁朝有个金紫光禄大夫叫江淹，年轻时家境贫寒，好学不倦，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成为当时负有盛誉的作家，中年为官以后，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的五彩笔在你处多年，请你还给我吧！”江淹听了这话以后，到自己怀中去摸，摸到了五彩笔便还给郭璞，从此后，江淹再写诗、文便没有优美的句子了。因而后世产生了“江郎才尽”的成语。
当然，所谓郭璞向江淹要去了五彩笔，江淹因此写不出好文章，那只是传说的梦呓而已。但江淹做官以后，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认真学习，恐怕是他在文坛上从此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纵观古今，横观中外，有不少人在青年时代所获得的成就往往比壮年老年时期要多得多。宋朝苏东坡，少时文章议论纵横飞动，冠绝一世，而进入中年后，便逐渐委顿了，谢肇浙以此为例，曾感叹说：“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而不用则衰矣。”反之，那些终生致力于学问的人则给人以越活越年轻的印象，梁启超就可为是一个楷模。
早年，王国维根据其自身的体验，并巧妙地运用古代名家诗词，创立了有名的“三境界说”，为古今有志于治学、创业诚笃之士提出了一个绝好的标准。他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淬”（欧阳永叔），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哥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又安），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这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比照这“三种境界”，梁启超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启超著作等身，内容繁杂，郑振择曾戏称之为“广零散”。他自己也说：“……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为潘光旦的作业所作的批语）但其作品，虽不见得件件精粹，却大都发自心脑、有其独得和创见，亦即梁本人所强调的“独创价值”。他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
（1）发明新原则；
（2）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
要而言之，“凡是于全人类知识有所增益贡献者，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学问，否则纵能诸通许多原则或综述他人研究之结果，其‘学问’皆为稗贩，不算独立。”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学识广博。我们只要创览一下他的《饮冰室合集》的目录，就可知其梗概。这部巨制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700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此外还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共700万字左右。像这等专属文、史、政论方面的高产作家，在中国亦属古今罕见。在专精方面，按照他的学生周传儒先生的概括：“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估、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勾玄，深入浅出，……同时代人如胡适、梁漱溪、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赞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可称为中国现代史学或“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因为在晚清治史诸家中，只有他逐渐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走上了新史学的道路。而现代史学中的学术史一目，也是任公先生开其端的。有论者指出：梁启超的史学，前期和后期的旨趣不尽相同，早期主要在对旧史学的否定，如1901年至1902年定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总结出旧史学的“四蔽”、“二病”、“三恶果”，摧毁力极大。晚年写《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等，则表现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会通一面。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梁之史学都有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如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这种着眼于大历史的分期方法，颇能反映中国历史演化的过程，在今天仍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