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读物出版活动的回忆
1951年5月，我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来到了北京，分配在青年团中央出版委员会工作。出版委员会是青年出版社的领导机关。出版社那时没有编辑部，我们出版委员会编审部便成了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部。1952年，根据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的建议，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三十年来，我除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被直到干校，挑了几年大粪和赶了几年大车以外，几乎一直在中青社工作。我们中青社不但出版了所谓五大文学名著——《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和《李自成》以及其它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读物，而且出版了许多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中外作品。我亲身经历了中青社编辑室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全过程。现在摘其要者勾画出来，看看解放初期那一代的编辑如何用他们的心血哺育一代读者，看看编辑们的情操和献身精神。他们当时的忘我精神，如今想来，与那个时代相比，还觉得毫无愧色。他们无负于时代，无负于时代给予他们的任务。编辑们都是些无名英雄，我却要替他们画几张速写。
主任的一声长叹
我刚到出版委员会时，与儿童文学作家贺宜、仇重、严大椿在一起，编少年儿童读物，先后出版了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魏巍的《志愿军叔叔和朝鲜小姑娘》、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以及苏联瑞特柯夫的《我看见了什么》等，工作差强人意。我参加工作不久，偶然碰见了一件事，这个场面我将要记一辈子——它促我奋进，使我时刻不敢忘记一个编辑的责任。我暗暗发誓，只要我当编辑，我一定不再让总编辑说这样的话，再发出这样的一声长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青年出版社早期自己没有编辑部，也不知道委托谁编辑了一套《青年文艺丛书》。解放初期，不是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判运动，拿萧也牧开刀么？也牧的作品，还有其他两个作家的作品，都收进了《青年文艺丛书》，接二连三被《人民是报》点名批判了，而且调门很高。风声紧，来势猛，青年出版社在社会上的名声弄得很狼狈，有点吃不消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某作家来信，要收回版权，他的作品不让“青年”印行了。那天，我正好到秘书科，看见一位干事把那封作家来信，交给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请示如何处理。李庚看了信，黑着脸，半天没有说话。后来，终于轻轻把信放到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要把稿子抽走，就让他抽走吧，谁叫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呢……”主任李庚当时所说的那个“吧”字和“呢”字，以及他长长叹息的那种口气，这些年来，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里。它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卧薪尝胆，促使我们拼命地努！
从挫折中站立起来
1952年，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的建制取消，原出版委员会的主任李庚同志，改任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兼副编辑。李庚不是一个经不起挫折的人。他一点也不气馁，而是更加兢兢业业，发愤图强。青年出版社不是因为出文艺书吃了苦头么？在哪里摔跟斗就要在那里站起来，李庚决定亲自抓文艺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
原来的出版委员会编审部下设两个科——青年读物科和少年儿童读物科。青年读物既要搞团的文件、思想修养、马列主义基础读物，又要搞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却没有人专管文艺。李庚和当时青年读物科科长，后来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既决意要搞文艺，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要真正搞一点事业，没有得心应手、学有专长的干部是不行的，在当时的团中央领导支持下，陆陆续续从人民大学及有关单位，调来了俄文翻译陈斯庸、吴德明、韦钟秀、凌芝；从华侨事务委员会调来了刚从印度回来的爱国华侨、英文翻译严绍端和施竹筠；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调来了法文翻译、震旦大学毕业生李震羽，英文翻译、中山大学毕业生刘坤尊；从华东青年出版社调来了张羽，从山东调来了陶国鉴；从总政文化部调来了陈碧芳；从开明书店调来了周振甫和庄似旭；从高中毕业生中要来了王扶，连我也从少年读物科调到青年科。这还不算，李庚同志竟不顾当时的用人习惯和个人得失，在事业心的驱使下，作出了大胆的决策：把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作家萧也牧从团中央宣传部调到文学编辑室来。当然，还调了若干位现在还留在社里的同志。有道是各路人马会燕京，重打锣鼓另开张。一阵急急风过去之后，一场有声有色的话剧就演将起来了。
以翻译打开局面
在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李庚办公室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座右铭：“什么工作都要抓得很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青年出版社要为青年出版好书，要在出版界中站稳脚跟，它在文艺读物方面，应该首先抓什么和抓紧什么呢？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青年教育的要求是树立革命人生观，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高尚情操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向英雄们学习。从这个要求出发，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梁星（即解放初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记者高而公同志）写的《刘胡兰小传》。薄薄的一本《刘胡兰小传》，在青年一代中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但是，那时候我国的创作还不繁荣，稿源不足。因此，我们很自然地采取了以介绍外国作品为主的方针实行“拿来主义”。有人说“中青”是以翻译起家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为此，青年出版社在文学编辑室内，建立了庞大的翻译组。人数最多的时候，共有九位翻译人员，占了全编辑室人员的一半。他们从事英文、俄文、法文、印地文、德文作品的翻译，并处理这些文种的稿件。1951年总编辑李庚抓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演讲论文集》、《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安格林娜自传》等，1952年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特别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对当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现在四十来岁的人，很少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记得胡乔木同志曾经亲自写信给出版社，表扬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在全国的报刊上，也有人开始说青年出版社的好话了。
当时的文学编辑室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大家非常爱惜集体的荣誉。翻译组的人手不够，搞创作的同志就大力支持，插手处理翻译稿件。比如，萧也牧、张羽和我都分别担任过《勇敢》、《茹尔宾一家》、《高尔基作品选》中译本的责任编辑。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当年出版《牛虻》中译本的前后经过。
解放初期，许多读者都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书，这些书都提到了《牛虻》这本小说，提到它对英雄成长的巨大影响，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向青年推荐过《牛虻》。因此，把《牛虻》及早翻译出版，自然而然成了青年出版社当时的一项迫切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为了把《牛虻》出版好，总编辑李庚再三督促编辑室，先是“上穷碧绿下黄泉”，四处寻找《牛虻》的原本，好容易才找到。李庚同志估计到该书将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影响，因此对译本质量的要求格外严格。该稿译文虽已由译者请人校订及润饰过，但为了精益求精，李庚安排当时出版社中、英文修养有素而又熟悉西方历史的覃必陶同志，担任该书的译文校订及中文润饰。全稿加工完成以后，李庚同志亲自审阅初校样时，觉得该书关于宗教的描写过多，也过于浓烈，有些地方不尽适合我国青年读者。他又让俄文翻译陈斯庸、吴得志明两同志分别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及儿童出版社的两个不同的俄文译本逐句核对，并用红蓝两种铅笔标出这两个版本对原本所作的删节，由总编辑李庚决定取舍，亲自定稿。
翻译组兵强马壮，除了处理大量的外稿之外，编辑室提倡他们自己也译一点东西。比如，翻译组长陈斯庸译《海鸥》和《团的儿子》，严绍端译《走向新岸》，严绍端和施竹筠译《苦力》，凌芝译《伏隆芝的故事》，韦钟秀译《柯切托夫》等。
战略上的转移
我们不能光靠出版翻译读物吃饭。等到翻译书籍打开了局面以后，总编辑李庚同志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把文学编辑室的重点，由主要出版外国作品，转移到出版我国作家的创作书稿上来。他亲自带领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编辑吴小武（即萧也牧）、陈碧芳（即女作家毕方）周游全国，与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文艺界广泛联系，把青年出版社的触角，伸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伸到全社会。
李庚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社会力量。编辑要倾听群众的呼声，编辑要和作家交朋友，编辑要走向社会，了解作者和著译界想引起什么，做些什么。通过李庚、江晓天他们的有效的活动，组织了全国各地的著作界作家、翻译家、编辑直接或间接地为中青社服务，为广大青年服务。名驰中外的五大名著，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被发现、诞生的，或者是从那个时候播下了种子的。
《创业史》怎么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江晓天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柳青正在着手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约到手。江晓天说：“柳青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抛开了大城市舒适的生活，长期到农村去，将来一定有好作品问世。你这次到西安，其他事情做不完没关系，约到柳青新的长篇就是胜利！”于是我千里迢迢到了西安，从西安坐长途汽车到长安县皇甫村，再一边走一边打听柳青住的地方，终于在半山腰找到柳青的家。几番磋谈，请他在约稿合同上签了字，约定此稿将来完成时，归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红旗谱》是谁发现的？萧也牧和张羽从中央文学讲习所抱回了红旗谱的原稿。尽管梁斌同志当时名不见经传、但萧也牧和张羽读了原稿以后，充分肯定了这个作品，说是发现了一颗彗星。萧也牧对我说过：什么叫做名家？你看中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真正的好东西，你把它出版了，他将来就是名作家了。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就带来了名作家的称号。作家总是从无名到有名的，编辑主要应该看作品而不是作家的虚名。
《红岩》的印数高达七百多万册，为全国长篇小说之冠，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其主要原因是书的内容，是该书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辛勤劳动。但是，选择适当的同志担任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对提高一本书稿的质量，不能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红岩》的责任编辑定为张羽因为他自己写过传记故事《王孝和》，担任过《在烈火中永生》及《王若飞在狱中》等书的责任编辑，对以狱中斗争为题材的作品比较熟悉，所以在审读、加工整理《红岩》时，比较得心应手。
《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是江晓天。按照世俗的眼光，对一些所谓“犯过错误”的人，一般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江晓天同志看中了这部小说，对姚雪垠同志并不歧视，相反，对他非常尊重，在作家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担任了该书的责任编辑。回想在1963年，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叫得震天价响的时候，敢于接受一个所谓右派分子的作品，没有那么几分勇气是不成的。
广泛组织社会力量
正象前面据说，广泛组织社会上的著作、翻译、编审力量为出版工作服务，是当时中青社所提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口号。社长朱语今及副社长兼总编辑李庚，接受了《旅行家》及《文艺学习》两个刊物在中青社出版。李庚还授权文学编辑室与总政治部文化部出版处谈判，争取《解放军文艺丛书》在中青社出版。领导上这个不能不称之为英明的决定，使中青社在出版军事题材的作品及扩大与部队作家联系方面，起了不能低估的作用。
本来，总政文化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解放军文艺丛书》，现在又另外编一套丛书在中青社出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做好我们的出版工作，以争取一些比较优秀的军事题材作品能交我社出版。我们除了搞好书籍的装帧设计、插图，抓印刷质量、出书周期、工作细致等等以外，还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做好部队作家的工作。我们终于争取到象吴强的《红日》、谢雪畴的中篇小说《团指挥员》、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张孟良的通俗作品《儿女风尘记》、白桦的《金沙江的怀念》、公刘的《黎明的城》等等。我们和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长达十年的合作，繁荣了部队文艺创作，培养了许多部队文艺作家，同时为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建国以后，我们的青年一代，有许多人没有机会直接参加革命战争，而有优良传统的部队文艺作品，却使他们接受了非常形象化的教育。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雷锋等一代新人形象，为青年提供了学习楷模，伴随着年轻共和国一代青年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