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也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课题。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发展，只有继续大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稳步发展，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目前形势下，只有继续鼓励和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任何试图削弱和抑制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尝试，在实质上都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背道而驰的。诚然，近年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个人收入、社会福利等方面，相比较社会其他弱势群体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但这些与他们在劳动、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分不开的；非公有制企业在其发展中的确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只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有效解决，从长远发展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解决就业等方面的作用仍是功不可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和谐也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有序、健康公正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权益的保护无疑也极具现实意义。
二、本书的内容摘要和基本框架
本书是笔者在长期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源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实际问题而积累的一些探索。主要包括了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思想，以及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过程中我们党走过的曲折道路。全书在分析研究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深入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时的科学态度，进而充分肯定我们党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叙述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时，着重探讨了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从权变理论分析的角度入手，找出甘肃这个经济落后地区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时，存在的诸多体制和机制原因，从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篇，它们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又独立成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从政策层面进入到法律（宪法）层面，从补充作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同这一实践相适应，非公有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生产力水平说、市场经济需要说、补充论和组成论等等。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深层根据，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基础理论，“生产力落后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论”等新理论仍然很有局限性，作者在分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入手，揭示分工理论才是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深层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从分工与所有制的内在关系上，揭示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深层次根据，厘清了分工、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逻辑关系。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私有制的根据，并进而由它们决定了市场经济，成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根据，分工和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分工和私有制，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分工决定私有制并进而决定了市场经济，分工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深层根据。我们还可以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更进一步地说明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形式，那么，要说明分工是私有制的根据，就要说明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即分工就是生产力，因此分工决定了私有制。分工及其发展不仅仅是生产力量的扩大，而且是生产力质的发展，推进分工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分工就是生产力，并且是扩大的生产力。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阐明了分工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分工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深层根据。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制教条”，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和取舍的根本标准，完成了从“对立论”到“有益补充论”再到“共同发展论”的飞跃，从而形成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时期，理论工作者又提出了诸多理论。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生产力落后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论”。
第一种理论“生产力落后论”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这种理论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作某个历史阶段的事情，显然是错误的，这种理论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个体私营企业主会担心政策的变化性，有朝一日还要回到老体制，政府会第二次革命，没收其财产，于是有钱之后，不再追加投资，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远发展。
第二种理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认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分，由于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所以要允许非公有制存在与发展，落后生产力对应的行业由个体来经营，稍微先进一点的可以办私营经济，更先进的就办公有制经济。这种理论把生产力的不同层次与不同的所有制机械地相匹配，显然不正确，我们不能设想所有地区、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都处在同一水平，它是分层次的，有的领域先进，有的领域落后；然而并不是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就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匹配，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对应的便是公有制经济，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理论“资本主义补课论”认为，因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间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因此需要“补课”，对资本主义改造不是不对，是太早了，应该补课，补课完成之后，再消灭。按照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的“补课”一旦结束，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迟早有一天还是会被消灭，所以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
第四种理论，“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论”。这种理论认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更加活跃的市场经济；反之亦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首先应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如果我们不在所有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一句空话。如果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必须有多种所有制，其中包括多种非公有制和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这种理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总之，正确认识和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涉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动力源泉，是改革开放中最敏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逐步清除错误的和教条式的思想观念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致力于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和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局面，并在理论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后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中，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典范。
回顾历史，我们应该客观地承认党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政策失误，科学看待党的三代核心集体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走过的曲折之路，最终充分肯定党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1.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反思
回顾新中国前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反对“左”的错误。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与其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因此，超越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超越实际生产力水平，企图过早地、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只能是有害无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正确认识所有制关系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还是手段，是党制定正确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关键。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党是将所有制关系归属于社会主义目的来看待的，认为公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并形成思维定势，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尖锐对立的，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共生共存，不存在互相补充的关系。最后，政治上的民主化，特别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是党制定正确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更改，太多地受到党内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事实上，党内（包括最高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不尽一致，如果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那或许是另外一种情况。可见，制度上的缺陷对党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才能做到科学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