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当承平久，捕务懈弛，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虽三令五申，信尝必罚，无效也。兄乃自访聚赌处，饬分局总办自往抄之，王公府第之设局者，一时敛迹。有溥十者，某贝子之子也，有设赌庇匪之事，弹劾之，囚于宗人府一年。有一宗室崇子后，广交游，独不畏法，设赌局，与西北分局对门相望。局中司法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怙恶不悛，婪赃无度，总办畏之，转恃以鱼肉乡里，所以前日有因抄赌得罪之巡警也。兄怒，饬捕崇某，终无敢捕之者。索之急，崇某乃夤缘肃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邸，肃邸慷慨无畦町，遂得幸。一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之，旁人曰：‘无他，将军捕之急耳。’王大笑，谓之曰：‘将军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至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崇气沮，始闭赌局。文某终以墨败，遂撤局差。初，国家设八旗，分二十四固山，即兵籍之制，满蒙汉人皆入之。自庚申后，旗饷日减，生齿日繁，率皆贫窭。庚子之变，饷断者数月，幸川岛招练巡警，多应之，故内城巡警皆旗人，生计赖以少苏。外城仍五城御史之旧，相形见绌，后亦照内城设总局以理之。兄建议推广招募密云小五处驻防，救济无算，有劝肃邸添招客民以消畛域者，又有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管理法者，兄笑曰：‘旗人满蒙汉皆具，且有回子、缅甸、高句丽、俄罗斯人，何谓畛域也？今旗人失饷，无以为生，徒要不分畛域之虚名另募，何如因利乘便之为得计也。警务之学甚深，外人管理章程与其本国不同，简陋不足法也。’皆拒也。庚子之役，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之。既和，要为克林德立石坊于就日坊北，外部任建筑役。
承修之商人古玩铺掌柜人高尚仁善奔竞，一日，石工聚赌于通衢，禁之不止，乃大哄，巡警捕之，被殴伤，因并逮高。时已上灯，兄正由局将归，乃饬暂禁押所，忽有奉宸苑文书至，视之，乃索放高尚仁者。首书‘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云云，后列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余衔。兄阅之，大怒曰：‘此宵小藉势庇匪之惯技，不惩无以安闾阎矣。 ’乃提高至，掷文书与看曰：‘殴警之事，是非曲直，明日讯尔，今杖汝为此文书也。’乃重杖之，置文书不覆。川岛之操警政也，一扫旧日步营诈索闾阎恶习，对待人民以平和手段为归。兄接管后，力守斯旨。时有故习复萌者，辄罪之，虽分局长官多旧日官僚，陋风终难尽革，然与昔日管地面者已有上下床之别矣。忽有建议归并外城者，兄拒之，曰：‘外城袭五城御史之旧，多南省京官，奴隶坊官，秽污街道，动以流言挟之，未可轻于合并也。内城极力整理，外城可暂听之，徐图着手，否则使我内城维新之萌芽夭折矣。’乃止。又有以上海租界章程献者，肃邸交局议，兄仍否认之，曰：‘洋商之于租界，非其治国法也，因陋就简，居留地之公约耳，何足效之？’后复有以招民人充巡警请者，余兄曰：‘庚子而后，八旗生计奇窘，巡警之额有限，除老病残疾外，尽以充之，犹虞不给。旗人习于弓马，奔走是其专长，又有底饷，虽少足以资其养生，化无用为有用，因势利导，未可更张也。或日后扩充外城，再议未晚。 ’事遂寝。”工巡局时代之北京警察史料，罕见记载，此所记于毓朗或有溢美，而可供史家之要删。
又卷五记其任巡警部侍朗事云：“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朗也，以吴越（按：“越”应作“樾”）
炸五大臣于火车站，朝廷建设专部，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工巡局自肃邸丁内艰卸事，那尚书桐继之。未几炸弹案出，改设巡警部，收外城归巡警部直辖。徐君世昌补尚书，余兄与赵君秉钧补左右侍郎。（按：赵氏先赏三品卿署理，后乃真除。）……徐君雄才大度，刚毅有为，内城事仍托之余兄，外城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以张元奇、钱能训、延鸿、吴廷燮等充丞参，规划天下警务，议设警官。余兄力持必作文官阶级，以议者欲以参游都守位置之，蹈步军统领衙门覆辙。兄曰：‘武弁久为社会所轻侮，参游都守，习于卑鄙龌龊，一旦以此名之，则数年之功堕矣。’执不可。乃设文官，议者又欲以六品为极，兄言于徐尚书，乃以四品为之长。退而语人曰：‘我非争巡警之官阶，为保持其人格也。我之任工巡局总监也，厚巡警之俸给，尊其身份，巡警有所关白，我未尝不正容接之，立而与语。委员有慢之者，斥之；巡警有自薄者，惩之。言出法随，从无反汗，一洗旧日徇情枉法之习，以故有所惩无敢为之词者。惟遇事一再审慎，未敢掉以轻心。今设部，用人至伙，旧习相沿，尤易堕落，可不为之维持地步乎？’众以为有见地。会有熟于世故者，以巡警部之名，动关地面，时有革命之徒，日谋发难，脱有事，考成甚大，不如以地面责两厅，改巡警部为内务部，增司，收入内务事项，如前工部所管各项，以为言者。徐尚书商之于余兄，余兄不以为可。钱右丞争之曰：‘堂堂一部，以巡警名之，殊不称。’余兄曰：‘吏部即司官吏事。何如？’钱曰：‘吏非巡警比也。’余兄笑曰：‘理兵事曰兵部，何如？’钱丞语塞，全堂一笑而罢。后卒改内务部焉。……后徐君入枢府，夏令上驻颐和园，暂改在海淀公所办事，间日一会。时余兄正以世爵同醇邸等入陆军学堂听讲，率午刻至煤渣胡同学堂，功课垂毕，急赴海淀堂期，散值即寓侗将军园。次早兴，至徐尚书寓所候其归，详陈内城警务情形，应兴应革，从长讨议。
以公所人杂言厖，部务正繁，无暇讨论，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巡警部之设，毓朗以曾任工巡局事之故，得为堂官之一，于中国警政之初期，自有关系，而对北京内城警察，其关系为特深也。
卷五记其任光禄寺卿事云：“兄之任光禄卿也，甫上任，良酝署署正谢某，即以内务府索武英殿修书匠役供给肉斤稿呈画，兄不可。后谢某一再请，乃使驳之。盖武英殿久遭回禄，多年无修书事，更何匠役肉斤之有也。久之，文书不出，兄促之。一日早起，忽署正恩荣来见，衣服褴褛，人亦颓唐。见时，战栗不能自止，吃吃言曰：‘将军嘱行内务府之文，张大人云不用办。’余兄见状，笑曰：‘尔为人舞弄矣，谢某何不来？’曰：‘病矣。’兄曰：‘张燮君，余夙知之，诚笃君子也，何能有此言？此不过满员多不学无术，相袭成风，故易受侮。
予非其人，鼎铛有耳，谢不闻耶。使汝来，无他，试余之虚实耳，祸则汝受之，事济，享之者谢某耳。’恩荣索索欲抖。问其谢署正每年分尔余润若干。曰二十金而已。笑遣之，嘱其明早同谢来见。次日，荣谢两司员同来，谢果称昨因患病未能来见，曾见张正卿，回行内务府文书事。张堂云：‘将军既嘱行内务府文，速行之，无不用行之语，或书手传言误也。’余兄笑曰：‘尔伎俩只此乎？我昨日固言之，尔故为尝试我也。若隐忍受之，则尔计得矣。我若不受，则委过恩荣，恩荣委过书手，引一乞丐杖而枷之，其事结矣。我非可欺者也。’正驳诘，张燮君至，事乃大白。谢某面赤如火。余兄必欲参之，经大官署署正等缓颊，乃咨部记过焉。异日，该寺归并礼部，张君任礼部侍郎，独嘱谢某不得入署，即为此也。值祭先农坛，光禄寺走福俎礼，余兄以初执祀事，欲从下祭襄礼，此次仍由少卿行之。少卿德本，宗室且姻娅也，托病不行，要赠五十金始可行。余兄怒曰：‘德健堂固姻娅也，穷可助之，未可作贾人态，必须销假到坛。祖俎余自执之，毋庸其过问也。’乃自执福酒，张君执福胙，如礼。事后馈德健堂三十金，曰：‘此为姻娅故也。’德亦赧颜受之。满员固有学识优长者，然贪得畏势志气懦弱之俦，往往为司员所侮，同寅所轻，即此类也。”写来情态宛然。此辈穷官龌龊，可鄙尤可怜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清末极为读者所欢迎，其内容详于外官，不惜加以逾量之描绘，对京曹情状，则多未知，若是者，尤非其所能写出也。燮君为张亨嘉字，时亦官光禄寺卿，与毓朗为本寺满汉正堂。署正之流，依《会典》不得与各部郎员主同称司员，惟习惯上亦或称之，对堂官而言也（所谓堂司）。
更有可笑者，如卷一记其任神机营委员事，时有“龟蛋阵”之笑柄。据云：“局中有一委员余仁，尝上书请编龟蛋阵。阅其书，乃使兵丁着绿衣，背负藤甲，手握木球，中实以灰，匍匐行至敌侧，立以灰眯其目，云可操胜算。书上，王大臣交营议之。余兄笑曰：‘曩见南苑有袁某献策，所筑成之炮台，缚炮于柱，台周划分若干度，用以射标固易，惟不复能俯仰。
近至火线内，则束手无策。试以余委员此策攻之，当无不胜矣。’众大笑。余仁市井之无赖，自称为天师高足弟子，时以贩鸦片漏税投营，袋中名片，或曰二品衔道员某，或曰四品衔知府某，实则一候选县丞耳。”如阅《官场现形记》所写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向总督上军务条阵一节，妙在王大臣居然交议也。
书中文字上之舛误，颇不乏，如卷五谓自恭忠亲王“摄政”（奕曾加议政王之头衔，然不得称摄政），谓徐世昌以巡警部尚书“入枢府”（徐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即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至九月授巡警部尚书），谓巡警部改为“内务部”（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官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其时有内务府在，部固不能亦以内务名也。内务部之名词，至民国始见），卷六谓梁敦彦以“尚书”副毓朗赴厦门欢迎美舰（此光绪三十四年事，时梁氏犹为外务部侍郎，尚书则袁世凯，使还值两宫大丧，袁旋罢，梁始擢尚书。又“率”梁云云，亦嫌失词，梁氏同受使命，非随员也）。卷七谓盛宣怀回“交通侍郎”任（交通应作邮传。邮传部之改为交通部，亦民国事），皆未遑致详。
杏轩偶录《杏轩偶录》，一册，不分卷，安陆卓从乾著。其《自跋》云：“余幼喜吟咏，脱稿辄弃，散佚者十之九。族孙少仪爱余诗，搜残拾坠，汇为《杏轩诗钞》八卷，屡促刊行，未果。阳新刘芸甫见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