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烟为例，香烟的刚性需求可以理解为：香烟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对于吸烟上瘾的人来说，价格上涨不会减少消费。对不吸烟的人来说，香烟的价格再低他也不会消费。吸烟对本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为限制香烟的消费，政府对香烟征收重税，但是烟厂的利润依然相当可观，因为消费者对香烟有依赖，生产者因此可以将其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结果香烟的税主要由消费者来承担。
从人们生活的角度讲，粮食比其他商品对生命更重要。历史上就有“手中无粮心中慌”、 “一日无粮千兵散”的说法。因此在所有的刚性需求里，最“刚性”的需求莫过于对粮食的消费。耕地的减少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的进一步增产，一些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较少使得粮食单产提高有限，粮食供给无法大幅度扩张。而发展中国家对粮食需求的增长，以及全世界对生物能源的持续需求，共同构成了未来对农产品的长期刚性需求。
只不过，我国粮食却在10多年前就逐步放开了，而食盐到现在仍继续实行专营，并且不光是我国，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盐都控制得很严。例如，美国号称市场经济的典范，什么商品的生产销售都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可对食盐却控制得特别严格。美国采取的管理模式是协会和政府共同管理，政府负责盐开采的审批，制盐企业都必须在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进行登记，而美国盐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制定各种盐的技术指标，并有专门机构对不同用途的盐的指标进行监督检查。
这种对盐的严格控制，有很多种原因。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需求弹性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需求弹性指的是价格变化对需求的敏感度。正是由于食盐没有替代品，其需求弹性很小，所以国家对食盐的管制非常严格。对于人们来说，不管食盐价格涨多高，都必须消费。如果国家放开对食盐的控制，导致食盐市场出现混乱，则对人们生活影响非常大。当然，粮食的需求弹性也非常小，但相对于食盐来说还是大一些，因为粮食的品种非常多，大米、小麦、玉米等都可以相互替代，这种价格高了就可以吃另外一种，而原盐就只氯化钠一种，至少目前尚无其他物质可以替代。
这是比较极端的“刚性需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刚性需求”。比如影碟并非生活必需品，按理来说价格弹性比较高，但有人爱电影如命，价格再高也照买不误，对他们来说，对影碟的消费就是他们的“刚性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刚性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的刚性需求和“汉朝的刚性需求”，早已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手机，刚出现时，还属于“有钱人”的弹性需求，这些年下来，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人必需”的刚性商品；电脑，过去并非刚性需求，如今已经变成最坚挺的“刚性需求产品”，
而电脑都离不开的基本软件——操作系统，也毫无悬念地成为“刚性需求”；而私家车，在“城城皆堵”的中国，也是越来越“刚性”……
丰产并不丰收——蛛网理论
蛛网理论指出，当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生产时，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种周期性波动。例如，某种产品在第1期中供小于求时，价格上升，第2期必定生产增加，价格下降；由于第2期价格下降，生产减少，又引起价格上升；再引起第3期生产增加，价格又下降。把各个时期的价格与产量波动画出一个图，这个图就类似于一张蜘蛛网，故有“蛛网理论”之称。
这种蛛网型波动在农业中表现最为明显。其实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见惯不怪，比如我国出现过的粮食产品价格上升，引起产量增加，这时供大于求，接着价格下降，产量又减少的这样的波动。举个具体的例子，1979年我国大幅度提高粮价，粮食生产逐年提高，到1984年总产量突破4000亿公斤；1985年由于粮食实际价格水平比前两年降低，粮食生产迅速滑坡，连续4年徘徊不前；1989年，国家又一次大幅度提高粮价，粮食生产又获丰收，到1993年总产量突破4500亿公斤；1994年粮食生产滑坡，粮食产量减少。当年比上年粮食减产240亿公斤，价格上涨50％；1995年后，粮食连续4年大丰收，粮价一路下跌，1999年粮食生产开始滑坡，2003年粮价又开始上涨。粮食出现这几次大的周期性波动，与蛛网理论分析得出的粮价变动特性是相符的。2007年的大白菜供大于求正是由于2006年大白菜价格较高造成的，因为农民往往根据上年的价格来决定当年的生产。
一些经济学家用蛛网理论解释生猪和玉米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及其波动，提出了著名的“生猪——玉米循环”模型。
这个模型指出：因为玉米是生猪的主要饲料，生猪的价格会影响到玉米的价格。当玉米价格发生变动后，又会影响下一年玉米产量，玉米产量变动后，又会影响玉米价格，玉米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生猪的价格，生猪的价格变动又影响生猪的产量。如此等等，直至趋向一个长期的均衡，即玉米和生猪的价格和产量相对稳定下来。
蛛网理论是一种动态均衡分析。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供给量和价格的均衡被打破，经过竞争，均衡状态会自动恢复。蛛网理论却证明，按照古典经济学静态下完全竞争的假设，均衡一旦被打破，经济系统并不一定自动恢复均衡。这种根据的假设是：
（1）完全竞争，每个生产者都认为当前的市场价格会继续下去，自己改变生产计划不会影响市场。
（2）价格由供给量决定，供给量由上期的市场价格决定。
（3）生产的商品不是耐用商品。这些假设表明，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农产品。
蛛网模型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 P、Q、D、S分别是价格、产量、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根据上述模型，第一时期的价格P1由供给量Q1来决定。生产者按这个价格来决定他们在第二时期的产量Q2。Q2又决定了第二时期的价格P2。第三时期的产量Q3，由第二时期的价格P2来决定，以此类推。由于需求弹性、供给弹性不同，价格和供给量的变化可分以下三种情况：
（1）当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即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小于对需求量的影响）时，价格和产量的波动将逐渐减弱，经济状态趋于均衡。
（2）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即价格对供给量的影响大于对需求量的影响）时，波动逐步加剧，越来越远离均衡点，无法恢复均衡。
（3）当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时，波动将一直循环下去，既不会远离均衡点，也不会恢复均衡。
从蛛网型波动中，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不能让农民单独面向市场。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出较正确的市场预测，也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市场或承担得起市场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农民就像是一叶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扁舟，单独去闯市场恐怕是凶多吉少。
蛛网理论出现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农民的一些经历。那么，他们是如何从“蛛网”中走出去的呢？
在美国，种植柑橘的农民就曾有过上述痛苦经历。因柑橘的生产具有周期性，且需要一定的保存费用，所以，每当柑橘歉收时，农民会高兴；柑橘丰收时，农民却烦恼。由于他们掌握不了这种生产的变化，因此被类似山峰一样的价格波动折磨得头昏脑涨。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终日冥思苦想，寻找出路。最后，有人想出了一个高招，组建了一个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即新奇士协会。新奇士协会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它是由农民自己组建的销售组织。
果农将柑橘卖给协会，由协会去面对市场。新奇士协会控制了供给，在市场上也就有了发言权。当供大于求时，协会可以控制供给与价格，来减少农民损失。同时，它也为农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及实用的技术。
除此之外，协会还做了许多农民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注册柑橘的“新奇士”商标；组织产品出口；对产品进行储藏、加工、宣传及调节供给等。
这些做法稳定了供给，平衡了市场力量，从而使柑橘的价格有了保障。如此一来，农民种植柑橘的积极性自然得到提高。同时，良好的销售业绩也保障了农民的收入和利益。
由此可见，要想让农民走出这种蛛网理论的局限，并不能光靠其自身力量，在农民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才是好的解决办法。通过它将农民和市场联系起来，让农民从价格波动的困境中走出来。
为什么把牛奶倒进河里——相对过剩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密西西比河畔，农场主们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中，把一车车的大肥猪倒进河中，仅1933年，就有640万头猪被活活扔到河里淹死，有5万多亩棉花被点火烧光。同样，在英国、在法国、在丹麦、在荷兰，整箱的橘子，整船的鱼，整袋的咖啡豆被倒进大海，无数的奶牛、小羊被杀死……难道真的是“生产过剩”，东西太多了吗？不是的！广大的劳动者这时正缺吃少穿，过着极端贫苦的生活。
多么奇怪的现象：劳动者缺吃少穿在挨饿受冻，而企业却在把大量的粮食肉奶和棉花
羊毛毁掉。其实，这不是“真正过剩”。广大人民的需求是存在的，只是无钱来购买足够的食物用品，产品的“过剩”只是相对于广大劳动者的无钱购买。现代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这一现象。房地产市场由于价格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子而导致大量空置，看起来是房子卖不出去，实际上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实际上，将过剩的牛奶倒入河中，在我国也曾经常发生。自2002年以来，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相继发生的奶农鲜奶倒入下水道的事件。2004年7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之后，进入夏天，浙江一带也出现有奶农把鲜奶倒入污水沟，有时一次倒鲜奶达14吨，当时，地方兽医站工作人员出外联系鲜奶收购企业，但收效甚微。2005年8月11日，陕西省某些地方也出现奶农把鲜奶倒入污水沟，地方政府找到相关企业收购，价钱1．2元每公斤，如此低的价格，此企业到最后竟也停止了收购。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的鲜奶多的喝不完吗？并非如此，欧洲一些国家，人均年食用乳制品达97公斤，而中国人均年食用乳制品仅7．9公斤。前几年大批农民养殖奶牛，可生产大量鲜奶，许多企业加入了制作奶制品行业，许多产品进入市场，但消费者的购买力却没有上去，供给不断增加而需求量却没有上去，因此，造成奶农的鲜奶过剩。
为了维护必要的供需平衡和必要的价格，生产者就必须限产，以此平衡供求关系。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人们的需求不断提升，达到一定的程度，供求跟不上需求的时候，生产者就得调整生产，增加供应，从而维持供需基本平衡。
而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也有相对过剩的现象。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大学生太多了”、“人才太多了”之类的话，试问一下，中国的人才真的供大于求而人才过剩了吗？
我们暂且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都算作人才，而不作具体的区分（当然，这绝不是说其他学历的劳动者就不是人才：因为即便是硕士博士，有许多人也未必具有真才实学；反之，即便没有上过大学，许多人也自学成材，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如果就相对人才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言，我们的人才甚至出现了过剩。比如，现在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人才市场上大学生数百人争一个岗位早已经不是新闻了；还有不少大学生做专科生的工作、研究生做本科生的工作；还有不少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分流下岗或人浮于事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的人才的确处于“过剩”的状态——更准确地说——处于相对过剩状态。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新世纪之初的家电产品价格战，即为了推销商品，各个厂家只好降低价格。我们也都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是供大于求造成的商品过剩。当然，这种过剩也是相对的：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户城乡居民的家庭都拥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或空调而出现的绝对过剩；而是因为在市场有限、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家电产品的相对过剩。
人才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也是受市场供求规律支配的。所以，当人才也出现供大于求的时候，当然也会造成人才过剩的结果；这种人才过剩，也是相对的：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机关、企业或农村都拥有了管理、法律、营销，以及懂得电脑、信息、科技等的大学生；而是因为在就业市场有限、对大学生的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人才商品的相对过剩。
而且，与家电产品的价格战相似，人才相对过剩也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即人才商品的“价格战”。作为刚刚走进人才市场的高校毕业生，他们面前有这样几个选择：或者降低自己的价格，接受较低的工资；或者待价而沽，继续维持一个较高的价位；或者高不成低不就，依然处于“自愿失业”状态；或者继续深造，重新返回学校，暂时离开劳动市场。作为已经参加了工作的过剩人才，他们的选择不是很多：或者安于现状，或者“跳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