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利用国家统计局城乡家计调查的资料，坚持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17年。其中，还在1988、1995和2002年三次组织样本户入户调查，分别估得这三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0.45和0.46。
从1995年到2002年七年之间，全国基尼系数仅增0.01——这自然会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在这七年，我们国家的千万、亿万富翁不断涌现，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自己靠勤奋创业起家的实业家，如左宗申、张朝阳等。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高收入阶层，例如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一部分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著名的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
而还有很多人为学费、生活费、医药费发愁，是这三个数据都不准确，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但基尼系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听到一个基尼系数，就认为了解了当地收入分配的一种实际状况。事情就和天气预报差不多，听到最高最低温度多少，我们立刻就知道了气候的冷暖。
如果我们这样迷信基尼系数，基尼先生地下有知，他也会为此感到诚惶诚恐的。
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基尼（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关于收入分配不平均的一种衡量办法——基尼系数（Gini Ratio），原本不过出于对先前已有衡量办法的不满意。后来，他“由于基尼系数而在经济学家中颇负盛名”。再后来，人们提到基尼，必定与这个著名的系数相连。
“基尼系数”说浅很浅，说深很深。无论深浅，它都是一种算法，要解决的问题也集中于一点，那就是怎样度量分配——不单单是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算法是一种技术，本身没有内容，更不包含任何对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的定律、假设或推测。Gini教授博得大名的原因是：与其他算法相比，他发明的基尼系数被认为更简单、更明了和更准确。
算法的精妙与运用算法得到的结果是两回事。“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除以2”也是一种算法，也不失精妙，但我们知道，用了这个算法并不一定能够准确算出任何三角形的面积——要是观察有误，用正确的算法也可能算出错误的结果。
基尼系数，是由不同的机构或研究者个人，基于不同途径采集得到的数据，再运用基尼提供的那套算法算出来的。但基尼系数的误差与生俱来！
调查涉及隐私，要取得真实数据在任何国家都会遇到困难。搞收入普查吗？耗资巨大令人咋舌，搞不起就是了。选样本户吧，受制于现实的调查条件，“代表性”问题并不容易处理——讲过的，当今引起社会不满的大贪官户，被算到“超高收入家庭”的可能性等于零。何况我们还想坚持费雪的收入理念，即使当期货币收入的数据真实可靠，也没有反映获得收入的代价和风险，更不能反映财产——收入之源——的状况。
所以“基尼系数达0.4”与“气温达40度”，绝对不可相提并论。有不少研究试图对基尼系数加以调整。比如世界银行的专家曾按城乡不同的生活费指数，对基尼系数加以调整。其含义是：生活费是负收入，因此城乡不同的生活费一定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果然，对生活费用差异加以调整后，2001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从原来估计的0.447降为不到0.4。
然而这涉及计算方法的问题。“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对争议中的基尼系数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北京卖150万元的一套住宅，在西北某个小县城也许只能卖到10万元。”易纲对目前计算基尼系数的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没有考虑地区价格差异，仅从“名义收入“简单地计算出基尼系数，不仅不能正确反映我国真实的收入差距，而且还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斯坦福大学学者尼妮·郭和约翰·潘卡维刚指出，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变动性很大，现在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将误导人们对中国居民收入的理解。
而对于中国基尼系数所反映的贫富差距是否严重，经济学家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到底谁是正确的？又是谁在基尼系数上撒谎了？
2006年7月11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的观点———对中国基尼系数“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炒作基尼系数的现象，认为基尼系数高了，就要发生动乱。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第二，我国还有三条保障线：贫困线、低保线和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魏杰教授在发表的《基尼系数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碰撞》的文章中认为，“用于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影响的标准应该适当放宽，而不是教条地使用0.4作为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进入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但其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继续，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超过警戒线。”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5亿8千3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其中还有至少两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连1美元都不到。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说法，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也在0.5以上，基本在0.54左右；这还不包括农民，如果加上广大农村居民，这个数字会大很多。
基尼系数之争，其实质是对社会经济差距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对于基尼系数的怀疑，典型的有两种表现，一是认为我国过高的基尼系数不可怕，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第二种表现是认为基尼系数本身并不准确，有夸大之嫌，可能被利用作为劫富济贫的手段。两种质疑方向虽然不同，但结论都是基尼系数无法反映实情。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基尼系数虽然低于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但与亚洲和欧美国家相比，已经处于严重不平等行列。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如果不加控制，将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