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下活跃于“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的绝大多数是女诗人和女诗评家，如夕婉、简简柔风、梅笛、周慧、雷子、蓝花伞、紫裕含风、野萍、如月、可馨、百话争言、玲子、紫陌红尘、温皓然，等等。因此我打算首先考察“第三条道路诗派”里的女诗人群落。一旦开始考察上述“女诗人群落”，我们自然会发现当代女性主义（在此我采纳高宣扬的观点，将之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对这些女诗人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当代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口号和基本要求，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和实现着后现代主义重建人类文化的基本目标。因此，也可将当代女性主义简单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或‘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ist Feminism；Postmodern Feminism）。当代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其中虽然在理论、方法和策略上都同后现代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综合了社会上一切为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和非正义遭遇而鸣不平的社会思潮，使它不论在组织构成方面或在思想精神因素方面以及在社会活动方面，都呈现出难以化约的多元性和含糊性。”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43页。
即使从由当下诗歌界十二位女诗人组成的“诗坛十二钗”方阵开始进入“第三条道路写作”全体女诗人的创作，来考察“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一般而言，“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上述“诗坛十二钗”及其作品，包括月亮的《关于爱情》，周慧的《五月花》，玲子的《疾病中的火焰》，简简柔风的《写给春天的书简》，野萍的《照片》，雷子的《这些年——》，夕婉的《我是自己的病》，梅笛的《一辆衰老的车》，蓝花伞的《蛰伏》，可馨的《骨之语》，温皓然的《永远的达芙妮》和紫裕含风的《古老的村庄》，等。这十二首诗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东方美学意味的后现代“栏目”，因为这个栏目让我们不可避免地联想起了《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另外，包括王小妮、冉冉、赵丽华、马莉、丁燕、如月、吉水、百话争言、张嫦娥、小月、萧萧春雨、伊莲、竹露滴清响、陈国瑛等女诗人的创作，从她们的诗歌文本来看，均与我反复言说的所谓后现代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张力。一句话，她们的创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在诗人与世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基于此，所以弗兰西斯·弗·西博格在《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论》一文中引用了哈丁的阐述：“正如哈丁的论述所阐明的那样，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总是清晰和平静的。在有些情况下，它是模棱两可的和狂风暴雨式的。”弗兰西斯·弗·西博格：《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论》，见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第1版，第124页。接着，弗兰西斯·弗·西博格为了表达他有关“女性主义写作”和给无声者以声音这一问题，再一次引用了克里斯蒂娃的思想：“正如克里斯蒂娃在谈到符号学时，在拉康的象征出现之前，存在着母亲和儿童之间的母性联结，女性写作在这种母性联结之中就铭刻了自我和他者的欢乐联合。总之，这种写作探索关系并建立联系，而不是争取控制和支配。”
弗兰西斯·弗·西博格：《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论》，见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第1版，第138页。
在即将谈到“第三条道路”之“后现代神秘主义”时，我突然想到了雷子的一首短诗，题目叫《那些普通的、神秘的……》，其开头几句是这样直接切入的：
那些普通的、神秘的事物，它们并无特殊的
装备。一个走廊，拐弯，又一个走廊
空空的；只有蜘蛛结成的网
而蜘蛛不知隐藏在哪里
至此，通过几句玄妙而神秘的诗，我们已在“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神秘主义”之间搭建了一座诗性之桥。“我正在提出的神秘主义理论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根据现代神秘主义观点，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神秘主义者首先拥有伟大的、不可言喻的经验，处在优先于并且外在于语言的种种意识状态，然后自然地尝试用语言将他们经验到的内容表达出来。”唐·库比特：《后现代神秘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70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诗性经验和神秘经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正如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所说：“实际上，诗性经验和神秘经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经验；诗性经验涉及创造了的世界，以及莫测高深、不可胜数的相互的依存关系；而神秘经验则涉及它自己莫名其妙、超然物外的个体中的事物的原理。……诗性经验从适应表达方式开始，到一个词语的发出，或一部作品的产生而结束；神秘经验则趋向沉默，结束于一种绝对的内在完成中。……尽管诗性经验和神秘经验在性质上如此地不同，但是它们都在精神的前概念的或超概念的活力的生命之源中诞生，彼此互相接近，并都靠近灵魂的中心。诗性经验和神秘经验通过无数的方式彼此交叉和互相交换；诗性经验自然地使诗人不但耽于沉思冥想而且使他倾向于把其他事物的所有方式同它相混杂；神秘经验则自然地为造成爱的沉默作沉思的准备，有时使得诗性语言中爱的沉默过甚，它应对一些最令人钦佩的好诗和一些最拙劣不堪的坏诗承担责任。”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10月第1版，第182-183页。
尽管如此，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我仍然不得不查阅更多的文献资料。迄今为止，关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写作，我很欣赏以下这段话：“在今天，写作是女人的写作。这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意味着女人承认存在他者。在她成为女人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抹杀潜伏于女孩和男孩之中的两性身份。女性身份和两性身份共容共存，这种联合因不同个体而有所变化，展示其不同的力量强度，并（依据它们的历史运动）给予一种或另一种因素以特权。男人让他者通行于自身之中就困难多了。写作是他者在我之中的通路、入口、出口、居所——我是又不是他者，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他者，但是我感觉到它在经过，它使我存活——它撕裂我，扰乱我，改变我，谁？——一个女性，一个男性，几个？——有几个，未知的几个，它的确给我以探知的欲望，并且所有的生命都由此而飞扬。这种成长过程既不给予宁静也不给予安定，它总是扰乱与‘现实’的关系，它产生一种妨碍主体社会化的不确定性。它令人苦恼，它将你累垮；并且，对于男人来说，这种可渗透性、这种非排除活动是一种威胁，是某种不可忍受的东西。”
转引自弗兰西斯·弗·西博格：《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论》，见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第1版，第139页。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对所谓的“思想的结构”有所感悟。所以，在此我除了阐释“后现代古典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外，可能还会根据需要阐释“后现代神秘主义”和“后现代自然主义”。考察“第三条道路诗派”里的女诗人群落，她们的书写特征带有深刻的“后现代神秘主义”的痕迹，甚至于就是我们现在所要阐释的后现代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就是“通过个人宗教经验在今生获得对上帝的直接知识”唐·库比特：《后现代神秘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55页。；“与上帝、绝对者或者任何统一性的生命原则的直接关系……他（神秘主义者）必须把上帝、绝对者或者任何统一性的生命原则视为可直接感知的客观实在。”唐·库比特：《后现代神秘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55页。为什么这些女诗人的创作伴随着“后现代神秘主义”倾向呢？仔细分析她们的作品，从中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而这些非常隐秘的根须最终与这些女诗人的世界观接壤，并在灵感的驱动下生根发芽：“世界观源于认识论，而认识论又产生于控制它的目的与动机。……现代世界观宣称，已经把神话学改造成一种解释性的结构。事实上，它把神话一词与虚构的概念相等同。然而，从其更传统意义上讲，神话就是一个包含着某种基本的、指导性原理的传说或有组织的信仰。在过去，文化神话的目的就是帮助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适应周围的环境，指导他们度过生命中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危机。”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79页。回过头去看看，我发现刚才引用的话比较离题，因为“不管是自我神秘化还是被神秘化，对于符号系统来说，主要归因于符号系统作为社会文化产物本身的生命力，归因于同该符号系统相关的整个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互动。”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11-212页。
“第三条道路诗派”中的女诗人群落，她们创作的大量作品呈现出了丰富的差异性，而这在所谓全球化时代全面来临之际，潜藏着某种抵抗现实的力量。马克·柯里认为：“抵抗很明显地存在于小叙事、局部性和独特性之中。……全球化就是滋生差异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学的说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也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叙事学的基础。……但在时空压缩的时代，全球化不在被理解为向着同质化方向前进的线性叙事了，因此，按利奥塔的意思，后现代性常具有差异征服标准化叙事的特点。”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23-124页。所谓的女性写作问题，其实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涉及整个世界的范围和全人类的利益，并且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与现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社会过程处于辩正的联系之中，它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集中着现代文明的复杂性，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人类文明的未来问题。这些问题包含有范围非常广泛的世界观问题、方法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关全球模型的研究，给系统观点的发展带来新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全球性问题成了基础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成了尖锐思想斗争和世界观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贾泽林、周国平、王克千、苏国勋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317-318页。
当然，在我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范畴里，“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自然主义”的概念是较为接近的，原因是“女性”与“自然”几乎就是同一个名词。从古至今，我们对自然的探索和对女性的理解遇到了相似的困惑。“……现代科学家很少知道，在他们对自然环境给予解释时，他们实际上履行了一种神秘的职能。古代观察家们认为，闪电是宙斯、朱庇特或雷神从天上向地球投掷雷电而产生的；而现代观察家们则认为，闪电是一种大气中电的释放，是由雷雨云中的电位差引起的。这种简明而又实用的解释已经取代了古代对雷电的解释，但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闪电概念都可被视为自然中神秘的东西。……现代科学并没有为指明人生的各个发展阶段而创造出新的法则；它无法满足人们对相互间亲情或有意义的工作的需求，也无法使人们通过集体强大的力量而满足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因此，现代科学可被认为是一种不完全的神话——一种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的神话。但它更擅长于推翻旧的神话概念，而不擅长于建立新的理论来代替旧的观念。换句话说，科学满足了人类理解自然现象的需求，但很少在人类发展、社会和精神需求方面有所作为，而传统文化神话却通常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80-181页。
在由“后现代女性主义”向“后现代自然主义”嬗变的过程之中，王爱红的一系列作品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诗集《清月飞花》，里面的后现代自然景象几乎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强调“后现代”，旨在说明这些“景象”在诗中并不是起着代码和象征的作用，而是直接呈现原来事物的本质。“因此在这个时刻必须看到，后现代性也是‘自然’大量引人注目地恢复的时刻，但绝不是在代码或象征的意义上对被压制事物的回归。”
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329页。
请看王爱红的《鱼和鸟的爱情》一诗：
你说：鱼和鸟
会不会在一起
我说：他们会在水里
或者空中
作短暂的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