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
谯达摩
拆解“第三条道路”，意味着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是怎样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关于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自主性的观念——这起初似乎是个值得骄傲的大话和应该捍卫的价值——现在看来，如同一个被人执意追究其病理的病症。在此，我们想追问的，不是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是否有自主性，甚至不是构成流派或思潮的文学作品能否使自己高于直接的社会环境，以及是否能将自己独立于社会语境，而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中，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可达到如此程度的自主性，以及在什么样的社会中，文学早期的社会和崇拜功能变得如此陌生以至于使我们（在一种强烈的、海德格尔意义上）忘掉了一个具有社会活力的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所能产生的力量和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要求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来超越自己、超越我们自己的局部趣味和文学价值，并且以类似于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效果来看待这一切，好像它们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中的价值和制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就会突然意识到一个连贯的和有体系的意识形态——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将其概念的局限性强加在我们的美学思维、趣味和判断上了，并且以其独特的形式投射了一个完全歪曲的文学史模式。一个人一旦被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牢笼中，首先他怎么能够意识到这点？更不用说怎么能够慢慢拆解——或解构——作为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的“第三条道路”这样复杂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逐步清晰了：“第三条道路”作为“大写的历史”正在被文学界、学术界乃至思想界广泛地认可。“大写的历史，与小写的历史相反，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是一件目的论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依赖于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这个世界有目的地朝着某种预先决定的目标运动，直到现在这个目标还是这个世界内在固有的，它为这一不可抗拒的展开提供了动力。大写的历史有它自己的逻辑，为了它自己不可预见的目的同化了我们自己表面上自由的构想。历史会在这里那里受挫，但是一般说来，它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步的和决定论的。”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1版，第55页。
是的，由于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历史性的转变，“第三条道路”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状况的后现代主义”，还是作为“镜子之镜子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其他的什么后现代主义，都还远远没有完成。从1999年12月至今，除了我的两篇文章《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和《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去做深入的思考。通过不断地追问，我认为“第三条道路”需要建立转变的理论，从而在根本上摆脱一系列的理论困境。现在我开始拆解“第三条道路”，就是这一思维的产物，也就是说，拆解“第三条道路”意味着建立转变理论的开始。
2004年1月，我在《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一文中，就将当下中国新诗中的“第三条道路”归结为“后现代范式”，当时旨在将“第三条道路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区别开来。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属于典型的“现代范式”。“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后现代范式”，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其来源，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生态学运动的产物。而这一“后现代范式”，目前已被我彻底拆解，拆解的原因：一方面基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自然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则基于我对后现代思想的审慎考察。在此补充一句，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它往往为生态学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识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从思想渊源上来看，生态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它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查伦·斯普瑞特奈可（Charlene Spretnak）常常称自己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restructive postmodernism）。
参阅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充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01-311页。
自从1999年12月，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另外几个诗人就是现在看来也属于比较孱弱之辈）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推向整个中国诗坛，迄今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为它设计命运的诗人和理论家，当然，也是唯一一个从1999年12月顽强地携带着“第三条道路诗派”前进的诗人和理论家。蓦然回首，我发现少数几个曾经属于“第三条道路诗派”的“诗人”，其内心的阴暗和行为的委琐实在令人瞠目。所以，从去年11月30日我生病之后，我就开始考虑如何拆解“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说是“拆解”，实际上是逐步清理门户，袒露“第三条道路”的真相（所谓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应该说，“第三条道路”的真相长期以来被利益、偏见和集体无意识所遮蔽，以致有人试图打着“第三条道路”的幌子招摇撞骗，等等），旨在有条不紊地、最终彻底地清除隐藏于“第三条道路”内部的一些破坏性力量。换言之，我现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诗派”已与这些诗坛混子无关。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诗派”主要指本文所涉及的诗人，其活动场所主要在“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除此以外，作品收在《第三条道路》（第三卷）的诗人，除了其中极个别的破坏性力量尚未来得及被彻底清理的，基本上都可以纳入“第三条道路诗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的拆解，其实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开放。我们知道，“后现代的思维确实是与整体有关，但是后现代的思维毕竟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思维，也就是说，它不是规定性的，而是开放式的。”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1版，第370页。
一、后现代精神：从温皓然的散文到周慧的诗学文章
提到“第三条道路”成员所体现的后现代精神，王代生应该算是一个典型。他曾经亲自组织和筹办“第三条道路文学网”，当发现自己被出卖后，又想办法组织和筹建了现在的“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就这样，“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歌艺术流派的后现代精神终于又有了一个强大的载体。目前活跃于该网站（论坛）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还真不少，同时还有一些小说家、散文家和学者，等等。我的观点是当下应全力把目前的“新诗原创”（事实上的“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搞活，所以一有空我基本上都要上去看看，发发言，点评点评一些诗人的作品。另外，“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网站还给人带来了有时意想不到的乐趣，比如说一些诗人的网名或笔名十分有趣，如上帝的拇指（张延文）、李白不明白（施伟）、你的农民兄弟（黄理波）、蒙山居士（孙梧）、原野牧夫、云外野鹤、空山子规、烟波渔者、百话争言、可爱的孩子、紫裕含风、纤手太阳、王榭飞絮（戈多）、轻羽霓裳、闲看落花、醒看落花、鬼狼、兰紫野萍、紫陌红尘（王榭）、蓝花伞、月亮、青海湖、简简柔风、中原客、风过之痕、羌笛梳柳、天淡云闲、老五、古城天子、玩偶、黑银、黑白、局部、大江东去、雪山飞歌、听雨不闻风、新星、流云1519、海恋、海树凌风、炎阳、伊迪尔特、120度酒精、乐思蜀、一勺、瞪虎、心无沙漠、森林伐木、静庐听雨、西部快枪、闽北阿秀、萧萧春雨、蜡笔小新、轻苔、笑谈居士、枫桥夜泊、九龙虾米、破书锈剑、圣女果、天界、九龙张嫦娥、九月初九、燕庄生铁、WW，等等。上述或笔名，或网名，都显得相当有智慧和情趣，可以一窥“第三条道路写作”诗人们的内心一隅。再往深里说，这些诗人的名字已经不自觉地构成了一幅“后现代精神”的辽阔版图。
面对当今这个乌烟瘴气的所谓诗坛，“第三条道路写作”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适逢多事之秋，因此，具有纵横捭阖气势的“后现代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就内部而言，少数几个所谓“诗人”，整天就是造谣惑众，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逢人就说“谯达摩要搞分裂，云云。”对此，我曾毫不犹豫地予以回击：“从1999年以来，难道不是我一直代表‘第三条道路’吗？”事实也是如此。2000年底，由于车前子的缘故，所以树才要求退出“第三条道路”，随即莫非也要求退出……当时几乎可以说是“散伙”了，如果不是我到处想办法重新编辑2000年、2001年的《九人诗选》，重新树立“第三条道路”的大纛，现在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即使退回到1999年11月、12月，如果不是我凭一己之力在严寒的冬天到处想办法出版1999年的《九人诗选》，说实话，现在的诗坛是绝对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的。所以，我会去搞什么分裂吗？如果我不在2004年、2005年连续编辑出版两大卷《第三条道路》，现在的诗坛会承认什么“第三条道路”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四处造谣说我要分裂“第三条道路”的所谓“诗人”，其肮脏丑陋的面目现在已昭然若揭。去年12月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三条道路”诗歌朗诵会，个别诗人的小动作确实令人恶心。一句话，现在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呈现如此状态，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伎俩被识破的结果。因此，他们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整天在网上用各种名字、各种丑恶的语言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无耻谩骂，等等。而且他们还在自己认识的一些诗人和诗歌批评者中大肆造谣，污蔑我的人格，以毁坏我的“崇高形象”为乐事，还沾沾自喜，自以为“假作真时真亦假”，而我，始终坚信“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他们的谣言有朝一日会不攻自破。
就外部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自以为已瓜分诗坛了，所以双方都在对“第三条道路”进行各种有形无形的围剿。前者打着北京大学的招牌编辑什么诗歌年鉴，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其荒唐的良苦用心，以为自己巧妙地“围剿”了“第三条道路”，其实，现在的诗坛格局，不管你打着什么大学的幌子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了。我的意思是“知识分子写作”对“第三条道路”的所谓围剿是无效的，是徒劳的，是不可能的。“民间写作”则主要依靠诗歌网站，多次企图围剿“第三条道路”，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成功。例如，温皓然的散文《鞍山散记》于2004年10月26日在“诗江湖论坛”贴出来之后，相继遭到了“下半身写作”的沈浩波等人和“民间写作”的徐江、中岛等人的围攻和谩骂，时间长达一个星期之久。在这场“网络战争”中，“第三条道路写作”几乎灭绝了无耻的“下半身写作”，“民间写作”也差不多陷入半瘫痪状态。几乎与此同时，我的诗学文章《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更是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后现代之争”，“民间写作”的伊沙、徐江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可谓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一句话，围绕双方各自理解均有很大歧义的所谓“后现代”，“第三条道路写作”与“下半身写作”、“民间写作”，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时断时续在“诗江湖论坛”搅得沸沸扬扬，打得不可开交难分难解。
不管是温皓然的散文《鞍山散记》，还是我的诗学文章《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都已经过去两年了，硝烟早已随风而逝，现在我们之所以重提“2004年10月26日”，旨在反复强调“第三条道路写作”在历次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所向披靡、纵横捭阖的后现代精神，以及由此而昭示的对未来的大胆开拓。是的，“后现代的精神与时间亦即过去和未来也有某种新的关系。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代性的激进的个人主义最初是以未来的新名义使人们摆脱了过去，但它却最终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关注，使他们毫不夸张地说是自我拆台式地专注于目前。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回到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在前现代的传统主义中，人们失去了现代人所具有的那种对新事物和未来的积极向往——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