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重要时刻，高岗于10月14日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经济上升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95％。其中上升到中农水平的约占600％～70％；较土改时有显著改善的约占25％～30％：上升户中约有20％已成为富裕中农。新富农发展较慢，据各省中发展最多的黑龙江省统计，约占农户的0.8％。“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当前组织起来的合作互助组，主要有四种形式：插犋组；农业三大季换工组；农业、副业结合，长年不散，比较定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型的，即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产、并进行集体劳动的。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报告认为合作互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季节性的、单纯农业生产的、小型合作互助组（第一种形式），到农业三大季的插犋换工（第二种形式），再到农、副业结合的常年互助（第三种形式），然后到土地入股、集体耕种，或共同占有一定数量的公共生产工具，共同生产的农业合作社形式（第四种形式）。”报告列举合作互助组的作用主要有三点：第一、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了新式农具的使用范围，容易使农业逐渐走向计划性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第二、促进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使农民破产下降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小；第三、教育组织了农民，起了逐渐地改造农民经济、改造农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的作用。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同时力争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能够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
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以后，于10月17日将此件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嘱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充分肯定了高岗的报告。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这样，高岗就又得了“一分”。
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
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对“新税制”等问题作了尖锐批评，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对“新税制”等问题作了尖锐批评，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以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后，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对把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走到集体化的道路，看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的观点作了尖锐批评，说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还强调要反对“分散主义”。
一股“倒刘”的地下暗流
高岗急于在1953年夏季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和会后连续向周恩来、刘少奇迭次发难，显然是对毛泽东的上述批评作了他的判断。在他看来，毛泽东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提到“离开总路线”的高度进行批评，证明周、刘是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联系在此以前在组织分工上的重要调整，他认为周恩来、刘少奇已“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他自己则被认为是“一贯正确”，又组织了“经济内阁”。于是利令智昏，企图一举将周、刘拱倒，取而代之。
1953年6月开始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问题。但在讨论中，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高岗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并上纲说这是路线错误，是两条路线斗争。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实际上，高岗这样做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目的在推倒刘少奇。这一点，高岗曾直言不讳地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所以，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以暗示刘少奇犯有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
为了推倒刘少奇，高岗公然散布“军党论”（即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他别有用心地把中共党的干部分成两部分，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并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
当高岗得悉中央正式考虑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时，更是迫不及待地多方活动起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积极进行反对刘、周的篡权活动中，饶漱石密切进行配合，尤其是在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故意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施展“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
毛泽东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对高岗、饶漱石从全国财经会谈到组织工作会议一系列不正常举动，毛泽东逐步有所察觉，引起他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他在1953年10月23日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专门加了一段“全党团结起来实现总路线”的话。即：现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共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泽东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他们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做“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日，毛泽东带着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南下杭州。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时，在谈话中暗示了高岗错误的反党性质。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即使这样，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基本方针，仍是团结的方针，等待着他们向中央作自我批评。
在杭州确定的开会方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时候，对于是否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通过，并未作议论。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起草好决议草案的初稿送毛泽东审改时，毛泽东才又提出召开全会的动议，并对中央全会的议程和开会方针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意见。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中说：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跟随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引者注），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示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毛泽东还交代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日，毛泽东另外又专门写了一封给刘少奇个人的信。毛泽东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1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