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而不能无异者：史以纪一国之典章，该天下之大务；而志之所载，无过一郡之疆域、民物、山川、风土与夫历代之沿革、风俗之习尚而已。至如台湾则又异。我朝初辟，前代未有；虽经红毛与郑氏父子等相继盘居于此，不过苟且便安，伪定一时耳。焉有风流善政、故家遗俗之足志？以言疆域，则荒岛耳；以言民物，则番属耳；以言山川、风土与夫历代之沿革、风俗之习尚，则巢居野处，无宫室、井疆之封；椎笄卉服，无衣冠文物之盛。事无有可传、政无足为纪，亦何足称之与有？然不知正唯此也，而始有足称者。何则？自洪荒开辟以来，从未有此地；而于今忽有之，岂非天地间之一新世界乎？且易巢居野处之民为宫室井疆之民，易椎笄卉服之类为衣冠文物之类，变荒岛为城市，化番民于礼乐，弃危殆而就安全，一道德而同风俗，非大圣人孰能致此乎？惟圣天子端拱于上，而大将军施侯奋扬威武讨平于其前，督抚各宪台先后接踵抚绥于其继，以故不数年而教化大行，遐迩一体。然自癸亥至今，允称大治；而郡邑之志，责在使者、守臣尚未修也。
会副宪高公持节兹土，三载之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纂辑郡乘，续其成功。庶几千载而下，览其书者，有以知开物成务，创千古之未有、垂万世于无穷者，皆我圣天子德泽之流、数大臣勋业之盛之所由积也。嘻！此虽名为志，岂不可与国史而并重与？谨跋。
康熙三十四年冬、十月既望，诸罗县知县董之弼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