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梨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八十五。
他是王阳明的同里后学。他的父亲忠端公（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忠贤阉党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十九，伏阙上书讼父冤。祟祯初元，魏阉伏诛，他声誉渐高，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从刘蕺山游，所得日益深粹。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福王立于南京，阉党阮大铖当政，骤兴党狱，名捕蕺山及许多正人，他也在其列。他避难亡命日本，经长崎达江户。明年，福王走，南京复，他和钱忠介（肃乐）起义兵守浙江拒清师，号世忠营；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寨，把余兵交给王完勋（翊），自己跟着鲁王在舟山，和张苍水（煌言）、冯跻仲（名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明慈溪人。鲁王监国时任兵部左待郎，清军攻下舟山，战死。著有《浮海纪》）等力图匡复，仍常潜行往来内地，有所布置，清廷极畏忌他。他晚年自述说道：“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墠（shan）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南雷余集·怪说》）读此可以知道他艰苦的经历何如了。明统绝，他才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著述。
其后设“证人讲会”于浙东，从游者日众。“证人”者，以蕺山所著书名其会也。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许多人要荐他，他的门生陈锡嘏说：“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乃止。未几，开明史馆，清廷必欲罗致他，下诏督抚以礼敦聘。他力辞不往。乃由督抚就他家中将他的著述关于史事者抄送馆中，又聘他的儿子百家，他的门生万斯同入馆备顾问。
他晚年在他父亲墓旁自营生圹：中置石床，不用棺椁。子弟疑之，他作《葬制或问》一篇，援赵邠卿、陈希夷例（赵邠卿，东汉经学家赵岐；陈希夷，北宋道士陈抟。二人死时都遗命不用棺椁。），戒身后无得违命。他所以如此者，据全谢山说是“身遭国变，期于速朽”，但或者是他关于人生问题一种特别见解，也未可知。总之我们佩服梨洲，不仅在他的学问，而实在他的人格。学者若要稍为详细的知道，请读全谢山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的父亲被逮人狱时，告诉他一句话：“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所以梨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本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他少年便从刘蕺山受学，终身奉为依归，所以清初王学，不能不认他为嫡派。全谢山总论梨洲学术曰：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槽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横渠，北宋理学先驱之一张载的别号）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东莱，南宋学者吕祖谦的别号）之文献，艮斋、止斋（艮斋、止斋，南宋永嘉学派创抬人薛季宣、陈傅良的别号）之经制，水心（水心，南宋永嘉学派领袖叶适的别号）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壁，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陈悔庐（1658一1714，名汝咸，字莘学，别字悔庐，号心斋，清浙江鄞县人。康熙时状元，官至大理寺少卿，自称生平得力于“慎独”之旨，有《兼山堂遗稿》）说：
“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滥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而其归究于蕺山慎独之旨，乍听之似驳，而实未尝不醇。”（全谢山《大理陈公神道碑铭》）
这两段话对于梨洲学风，说得最为明白。谢山虽极其崇拜梨洲，然亦不阿其所好。他说：
“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答问（南雷〕学术帖子》）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平。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
梨洲之学，自然是以阳明为根底，但他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一种新解释。他说：
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功夫，所以他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可以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梨洲极自负他的《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亦极重之。亭林与梨洲书云：“读《待访录》，知百王之敝可以复振”。其折服可谓至矣。今本篇目如下：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学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镇 田制一 田制二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财计一 财计二 凡二十篇。惟据全谢山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不尽出。”然者书尚非足本，很可惜。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维新派人士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死，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据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谓王通二十岁时，曾至长安向隋文帝献《太平策》十二道，因公卿不悦而未被采用。王通为绛州龙门人，地当黄河、汾水之间，故称河汾太平之策，黄宗羲《南历诗历》卷二《送万季野贞一北上》：“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师谁与题？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奠轻题。”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多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卢梭《民约论》于1762年出版，时当清乾隆二十七年。作者谓《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二年，即1662～63年，如此则早于《民约论》一百年或九十九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起原说起，先论君主之职务，次说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为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其《原法》篇云：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其《学校》篇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拨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万季野之史学，实传自梨洲。梨洲替季野作《历代史表序》，其末段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约》卷四）
前明遗献，大率皆拳拳于国史。梨洲这段活，足见其感慨之睬。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全谢山作《神道碑铭》，缕举多条）。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梨洲一手著成。《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凡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所以欲知梨洲面目，当从《明儒学案》求之。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僧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挚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书卷首有“发凡”八条，说：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各学派，各还他相当位置，并不抹杀，正合第一条件。他又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人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每见抄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
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梨洲自己说皆从各人全集纂要钩玄，可见他用功甚苦。但我们所尤佩服者，在他有眼光能纂钩得出、这是合第二个条件。梨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1547-1629，名汝登，号海门，字继元，明嵊sheng人，为泰州学派名家罗汝芳的弟子，辑撰《理学宗传》十八卷，主要辑录宋明间理学家援禅入儒的言论），他的范围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做一篇极翔实伽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人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
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訾议梨洲，谓其以陈（白沙）、王（阳明）与薛、胡（薛，薛瑄，号敬轩；胡，胡居仁，人称敬斋先生；均为恪守朱学的明代理学名儒，从祀孔庙，被道学家目为“道统”传人）平列，为不识道统，可谓偏狭已极。无论道统之说我们根本不能承认，试思明代学术，舍陈、王外更有何物？梨洲尊陈、王而不废薛、胡，还算公道，岂有专取薛、胡而弃陈、王之理！
他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有《行朝录》八种： 一、《隆武纪年》，二、《赣州失事记》，三、《绍武争立纪》，四、《鲁纪年》，五、《舟山兴废》，六、《日本乞师纪》，七、《四明山寨纪》，八、《永历纪年》。其余如《赐姓本末》（记郑成功事）、《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今尚存，都是南明极重要史料。而其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
此外梨州之重要著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辩河洛、方位图说（朱熹著《易本义》，据北宋陈抟、邵雍的说法，谓《河图》、《洛书》为天地自然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为伏羲之易，都只有图画而无文字，故首列图说，以黑白点子代表阴阳，画图表示河洛图形，井释其方位预示之先天消息，此书为宋元明理学家说《易》所本。）之非，为后来胡朏fei明（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授书随笔》一卷，则阎百诗（若璩）问《尚书》而作此告之，实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他又最喜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注》、《大统历推法》、《故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回回历假如》、《句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书，皆在梅定九（文鼎）以前，多所发明。其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自删定为《南雷文约》四卷；又尝辑明代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续辑《宋文鉴》、《元文钞》，皆未成。
